摘 要: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期,由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处处充满着感伤的色彩,从《古诗十九首》经建安文学、正始文学直到陶渊明,从诗歌到辞赋,无一例外。本文立足魏晋文学创作,浅析了感伤主义在魏晋文学中的体现以及形成原因。
　　关键词:魏晋文学 乱世 感伤主义
　　
　　一
　　
　　感伤,是人类情绪的一种,属于心理学范畴。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常态,它所体现的情感特质既不同于悲壮,也有别于颓废。而作为人的需求与环境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文学创作中,感伤也一直都是不可回避的感情基调之一,它的深浅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的品次层级。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意识形态衰落的一个特殊时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时期,文学巨子们在生命飘摇中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反而形成了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些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情感。”[1]这其中,不乏魏晋士人们那份感伤的情怀。
　　
　　二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2],混乱所带来的无奈塑造了一批主体意识觉醒的文人,这种体现最早应该上溯到《古诗十九首》中。汉末战争不断,下层民众原本稳定的生活被频繁的战争所打破,社会出现大量的异乡游子,这个特殊人群的特殊心态在《古诗十九首》中的任何一类乃至任何一首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自此,以“感伤主义文学最早和最集中的代表”[3]《古诗十九首》为发端,感伤之情便在文坛蔓延开来。
　　就诗歌来说,以曹操、“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奏响了一曲慨叹民生多艰,世事悲凉的伤世乐章。其中,曹操的《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尤为有代表意义。《蒿里行》是汉乐府旧题,曹操的《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内容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作品中无处不流露着“壮志与悲慨纠结的情怀”[4],因而,全诗看似悲凉但并不悲观。曹操的性格,既有儒家的仁、宽、顺,又有法家的残、暴、利,这些精神在他身上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融合体现,他的感伤一方面来自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更是曹操对自己一生征战、杀戮不绝的深刻反思,诗的创作恰是诗人在矛盾的二元中以求“中和”的最好渠道。
　　到正始时期,隐晦曲折、旨遥意深的苦闷抒情取代了建安时期“时不我待”的高亢,个人的忧愤之情开始凸现。阮籍的《咏怀》(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和嵇康的《幽愤诗》(嗟我愤叹,曾莫能俦。)很好体现了当时“忧时哀世”的复杂情感,嵇康满怀幽愤,阮籍穷途恸哭。他们在行为上以超俗之举抗议世俗或躲避世祸,似乎玩世可以消释哀痛,然而他们的作品却昭示了他们的哀痛何其深广:嵇康的感伤充满悲愤,阮籍的感伤透露着绝望。虽然二者在对“感伤美”的体悟上可能大相径庭,但不可否认,洒脱与恐惧,悲恸与超然的情绪无时不交错在两人的思想中,阮籍行到无路处纵情一哭,大醉六十日固然是感伤的极端表达,可嵇康即便创作了大量游仙诗,看似有庄子“鼓盆而歌”的风仪,却也在临终前喟叹“雅音于是绝矣”。这“绝矣”,也正是关乎生命的一曲挽歌。幻想永生,明知虚妄却又不愿觉醒,难道不是因不能主宰自我命运而隐藏着的更深的悲哀?
　　继阮籍、嵇康之后,感伤的情绪在太康前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的愤世之音,左思以寒士愤懑不平的心态唱出了独具一格的“左思风力”,还有刘琨所唱的英雄末路悲歌更是慷慨动人。此时的感伤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诗缘情而绮靡”,多是情感的激烈华丽之作,而少有哲学上的思考。到了东晋陶渊明,谈起感伤,他便将这情绪消弭在了一种自然之趣中,创作题材也更加广泛。如被萧统收入《文选》的《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一种关乎生命珍惜的感伤,同时也不无感伤地想象死后的凄凉。细品之下,这并不是一般的消极颓废的意思,与前代相比,它一方面更为眷恋,另一方面,又更为超脱。可即便是这样纯自然的随化心态,也难免不流露着些许哀伤,与其说是旷达,倒不如说是悲戚。陶渊明的入世更多关乎传统士人身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归隐又哪里是“此心已去”,不过是无处施展,没法释怀的感伤罢了。
　　其实,除了诗这一魏晋文学的主要载体,赋和散文也都有闪光之处,辞赋上,魏晋已无汉赋的恢弘气魄,但叙事、抒情、咏物别有情趣,名篇不绝于时。王粲的《登楼赋》、向秀的《思旧赋》便可做“伤世”“伤怀”的代表。
　　就散文来说,嵇康的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更是“讽世”的感伤名篇,“绝交”并非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不合,而是与出仕之道的决绝,是在人格上做出的选择。绝交背后,是痛彻肺腑的感伤。王羲之《兰亭集序》提到“‘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王羲之之所以被称为“古今第一情种”(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九),也正是因其《兰亭集序》第一次说出了生命对于时间的无可奈何。另外还有李密的《陈情表》情深意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亦真亦幻地描绘远离世俗的乐土。如果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感伤叹惋,哪有闲情再弄出个“乌托邦”呢?
　　
　　三
　　
　　我们可以说,乱世是推动魏晋文学走向自觉,促生感伤主义的催化剂,但从更广阔的层面上看,感伤作为文学不可缺少的因子在魏晋具有了里程碑意义有其必然性。毕竟感伤不同于伤感,伤感可以是没有缘由的莫名哀怨,痛哭一场便可治疗,感伤则需要社会、历史多方面条件去孕育,沉淀为一个时期的文化性格特质。
　　在文学传统上,中国文学并非只有“乐感”,而是素有感伤主义传统。“感伤”一词在我国最早是出现在《诗经》中,所指的大约是对“男女淫乐”的忧虑,这与后来的“感伤”词义迥然不同。在《易经》中有“作‘礼’者,其有忧患乎?”的发问,这应该可以作为感伤精神内涵的滥觞了。之后,我们还可以从屈原、宋玉的作品之中窥见一二,如《离骚》:“曾欷歔余郁悒兮,哀朕时之不当。”可以说正是感伤把中国的抒情文学推向了极致。从《诗经》《楚辞》发祥,感伤文学的浪潮绵延至魏晋已逐步成熟,形成规模,正是此时,士人们不失时机地将感伤主义极大地丰富,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看,之所以在“乐感”之外形成一个代代相传的“感伤传统”似乎不需要刻意去学,这种情愫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客观环境而存在,这就决定了人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灾难。个体生命在时间与空间面前显得脆弱而渺小,当“立德”“立行”都将被颠覆遗忘的时候,那么或许只有把这一腔热情投入文学创作中才能“不朽”。生命的困境加剧了士人们关于生命短促,宇宙苍茫的思考,于是魏晋文人抱定了悲悯的情怀,用短暂的生命去吟唱时间、空间与人生的冲突。《兰亭集序》感伤生命之短,《洛神赋》感伤“美之不复”,实际都是对永恒的渴望,此外大量的游仙诗、隐逸诗如泉喷般涌现也莫不过此。
　　就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来说,魏晋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是众人皆知的史实,而它对魏晋时期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也不可否认。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的高压将感伤汇成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文学潮流,精英少而群盲多,士人们“经世致用”的实践思想得不到表达,对自身的存在也抱有怀疑否定,不知出路何在,只能不厌其烦地将愤懑之情投注于诗文之中,而读者也只有随其反复吟咏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挣扎和悲剧。
　　从士人自身来说,“(魏晋之际,文人们)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5]这痛苦不仅仅来自直接的政治戕害所引起的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同时也来自有形或无形的精神折磨。精神折磨的根源来源于人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问,但无论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认可哪一种自我实现,总需要一定的价值观作支撑,依托于价值观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信仰。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的思想逐步稳固,一度形成社会的普遍道德人格追求,儒家学术及周孔道德,成为了汉代士大夫言行举止之依据,安身立命之根基。但时至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繁,皇权分崩离析,实际上,儒学已名存实亡,各种思想也在频繁地更替交融,“孔儒人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中断。加之道家、佛学思想的兴起,士人普遍受到其他意识形态影响,摆脱了名教带来的禁锢。思想上的开放为士人们进行精神产品生产提供了可能,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催生了文学门类的独立和文论的产生。
　　在人格上,“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韦尔斯《人类的命运》)基于中国人这种人格的分裂说法闻一多先生把它理解为儒家、道家和墨家的调和,此消彼长,似乎是有益的。但当我们将其放到魏晋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去看时,却并非如此。魏晋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完备期,各种思想也并没有经过历史发展进行自觉选择,因而我们提到的儒道互补精神便不能为人所灵活掌握,思想多元混乱比思想平衡调和的益处更为明显。社会主体思想的缺失造成了士人难以做出统一的人格选择。在“忠孝仁义”的儒家道德人格与“无形无名”的道家理想人格包夹下,魏晋士人的人格普遍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文学与人格分裂的痛苦相结合,表现出的无疑也就是那种焦虑与矛盾的感伤了。这一点,我们无论是从曹操,阮籍,嵇康还是魏晋文学集大成的陶渊明身上都可瞥见一二。
　　出世还是入世,归隐还是治世,即便是今日依旧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人格的分裂带来的苦闷铸成了魏晋士人感伤情调盛行潮流的内在动因。
　　
　　注释:
　　[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2]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3]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7页。
　　[5]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陈凯 济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50100)

• 陈 凯： 感时哀世,何言其伤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