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现代诗歌”第一人的穆旦,其于1942年创作的《春》表现了诗人年轻的活力,被许多选本用来说明新诗的“现代”。与之相比,1976年的《春》则似乎有点“传统”,但它却有着更为复杂的诗思、更为浓郁的诗情,有着古典和现代的浑融。本文从“我”的攻守和生命的季候感两个层面对穆旦1976年的《春》作了解析。
　　关键词:春 古典 现代 攻守 季候感
　　
　　穆旦的诗歌中,除《诗八首》外,恐怕《春》是最易让人拿来“说事”的篇章了。现在许多选本都经常用《春》来说明新诗的“现代”。当然,这是指穆旦早年的《春》(1942),作者后来甚至还把它译成英文。与它的声名显赫相比,1976年的《春》则似乎有点“传统”,也较为黯淡。但是,从某种层面上讲,它的诗思更为复杂、诗情更为浓郁,有着古典和现代的浑融之美。
　　
　　一、“我”的攻守
　　
　　1976年的《春》是这样开始的:“春意闹:花朵、新绿和你的青春/一度聚会在我的早年”。再看宋祁《玉楼春》上阙:“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该词入选《宋词三百首》,流传甚广,“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的穆旦不可能不知道。显然,《春》首行是把“红杏枝头春意闹”后三个字“剪切”下来 “粘贴”上去的,让优美古典、温柔敦厚的古词也来经历一场现代的“进攻”。两者都是春愁,比之于宋祁词的轻快、休闲,穆旦的诗则较为深刻、沉重、悒郁,春寒料峭给了他“寒冷的智慧”,既在一定程度上返回四十年代的紧张尖锐,又平添一份岁月赋予的成熟、深沉与达观。
　　其中“悒郁地珍惜这生之进攻”里“生”的用法是奇特的,应该不是现代汉语中和“死”相对的那个意义,而是“生命、生活、生意、生气”或“活力、朝气”之类的意思。可见,穆旦诗虽说排除文言,但只是大体而言,并不能应用于每一具体。参照前面和“进攻”相关的“敌意”的发出者,可以判断“生”最有可能指“春天的花和鸟”这类朝气蓬勃的“生命”。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语言和智力的迷宫:“生”何以进攻我,难道我不是一个“生”么?对于“进攻”这种具有否定、破坏意义的举止,我为什么去“珍惜”?
　　不妨仍从“春意闹”说起。每个人都有生命的春天,但它所“鼓动”出来的“诗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而不被生活磨平,都能把它与信仰、理想相联系从而“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一生的苦乐忧喜。“春意闹”特别的激起了“我”的“回忆”。早年,它构成一个“青春的我”煽动“我”去追求迷人而虚妄的理想(老年的我/现在看来是“迷信”),结果“带来了一场不意的暴乱”,把我流放了,使我破碎,丧失自我完整性,即那个“青春的我”被清除出“我”了,不再属于我,像从我的内部背叛出去,投向敌人(时间)的阵营。这样,“我”多年不见“你”(“青春的我”),成为一个“老年的我”。而“春意闹”再次以“花和鸟”的鲜活面目出现时,就对我显出敌意:不再是使我因得到自我形象的印证而欢悦,而是“反映”出我的苍老僵死而讽笑我。假如我不小心为春景欢呼,就会发现自己是“中计”:这欢乐竟然是为“敌人”(时间/春天)而发,是空欢喜,在帮敌人嘲笑自己,显示出“我”的“非我性”。就此而言, “欢乐”是应受到指责的。但有“无辜”在为之辩解:它是“被诱入”的。于是,“无辜”的说话人表面上是“我”(老年的我),但由于说的话是为帮助敌人的“欢乐”辩护,则表明主体及其话语立场是分裂的,自我成了他者,也暗示“老年的我”还多少保留一些“青春的我”的火种,为后来二者能够“和解”搭建了桥梁。 “老年的我”这时以整个的“我”的面目出现,在他看来,“你”和“春天的花和鸟”是“一伙的”。春的喧闹对“我”就成了一种威胁、反讽和进攻,青春性对“我”的老年性是个威胁与破解。“老年的我”即“我”把青春的欢乐看做“轻浮的欢乐”,对“青春的我”(你)“只有淡淡的回忆”,同时“筑起寒冷的城”这种保守的、被动性防御性的自我生命意象,把“你”(“轻浮的欢乐”)关在外面,免得被“你” 打破“我”的平衡与安静。这样,“青春的我”(你)与“我”(老年的我)就构成了一种进攻/防守的关系。前者表现为“花的梦和鸟的鼓噪”(春意闹),后者是寒冷的智慧筑就的寒冷的城。但“老年的我”毕竟是从“青春的我”而来的,内在的统一性在“你”的“进攻”下突然被发现了,“我”明白“你”的进攻是要化解这个僵死的“我”,化解由暴乱造成的伤害和自我的收缩、保守,重获朝气,返归“你”(青春的我)。这样的“进攻”无疑是令“我”感动的:我认识到你的对我的内在性而感到应予珍惜。“悒郁”透露了我已经被“意外的暴乱”如此的异化、扭曲,以致我的生命竟然不认识自己的来源(青春的我),甚而看作敌人不予接纳,拒绝生命的喧闹,而这种生命的缺损因时间的暴政已经永远也不能挽回了。这样,末句就有着丰富的超载的意味和关联:字面上“珍惜进攻”突兀的矛盾修辞引人疑问,理顺意思后回到字面就会为他表达的“巧智”而会心微笑:这里,“进攻”的意思通俗地说是“感化”,但只有 “进攻”才能使语言有张力,引出上述丰富而微妙的心里内涵。我们由此把这首诗歌理解为心灵内省中的生命对话,两种生命精神(“老年的我”/“青春的我”)为了占有“我”而进行的攻守对抗和惺惺融汇。我们看到一个“这么丑,我看着都觉得好笑”的老人到达了“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的境地,进入了生命受尽“蹂躏”而接近终点的“夕阳无限好”的绚烂境界。
　　
　　二、生命的季候感:“更广大的综合”
　　
　　有论者指出,他是个抹去了生命与诗歌的界限的人。这里,也许应指出该诗可能指涉的穆旦的生活,比如那“一场不意的暴乱”关涉穆旦50年代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文革时遭“批斗”,甚至还可以扩展到四十年代赴缅作战迷失在胡康河谷、回国后为生活到处奔波等,从而知道这不是在说空话,而是有深广的人生体验的。不过,这样也突破了文学语言“内指性”界限,冒犯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范畴,因而应该理性地防止一种偏颇,以为“索隐”能探究诗歌的奥秘。按接受美学的观点,让读者以一己经验去填充空白也许更好。作者体验只作为“参考”,就把此诗看成了一个开放文本。将“暴乱”固定住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具有广泛的象征意味,借用穆旦后来分析普希金《寄西伯利亚》时的说法,是“一个更广大的综合”[1]。由于这首诗本身没有限定“暴乱”的具体性,从而为一千个哈姆雷特大开方便之门。每个生命都有其生气勃勃的早年、迟暮衰残的老年、以及夹在中间的“不意的暴乱”。因此,这种写法使得它适用于几乎每个人类个体。换言之,这是份“可写文本”,就此而言,它是很“现代”的。
　　“聚会、散发、宣传、鼓动、推翻、王国、暴乱、流放、卫护、城、进攻”等革命/军政话语既暗示了《春》的某种时代因子,又在技巧上赓续了他早年“皈依”的现代派,尤其艾略特、奥登。与宋祁的直接描写相比,无疑多了一重审美空间,内涵更深广;较之早年的《春》,去除了那种和年龄相关的锐气和“单纯”,不再以一种“新鲜而刺人”的思想去“裁剪”生命体验,而纯粹以生命体验自身去融汇“古典”与“现代”各自的“偏至”,感慨万端而繁复厚重。这里有多重“趣味”:一是诗情中意志和时间(命运)的对抗,二是诗艺上现代派“暴力联结”暗含的戏谑性,三是语体上古典与现代的“杂交”,把静穆的古典辞句也“绑架”过来参加现代话语的狂欢舞会,不过,这是一场有关穆旦生命诗学的话语舞会。这更是现代与古典的浑融,因为这里“混入”的不仅是一些古语词,更重要的是那些古典情愫(对春和朝气的赏爱),和早年那首《春》演绎“痛苦”真是大异其趣,尽管该诗所包含的痛苦要比那首多得多,而以季节言说生命颇合波德莱尔的“感应”,也暗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
　　这是穆旦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1977年2月,春天还没有把脚步踏入人世门槛,冬天的“血液”还能“闭塞住欲望”时,时间就把这位以意志和它对抗终生的逆子关进自己永久的监狱。综观穆旦一生,确乎是生活在一个“疯女”的“怪梦”里。这“自然蜕变的程序”到达最后一个轮回,缪斯特别眷顾这位因为“一场不意的暴乱”而久违的骄子,把他早年就形成的生命与季节的“共同感”像精神磁场般地最频繁地赐予他。于是,生命的季节依次出现:《春》、《夏》、《秋》(5首)、《冬》(4首),个体生命与自然、和宇宙生命(假如我们可以返回远古认为万物有灵而假设宇宙是个大生命体的话)越来越浓烈的“共振”到一个终结。身处生命之冬,同时又在自然的春天,这样,春天就似乎仅属于自然而外在于生命,对于冬天/生命是反讽。苏轼曾长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无独有偶,也许读过《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穆旦早年写有一篇散文《梦》:“人生底一半既是被断断片片的所谓‘梦’占住,那一半‘人生’中底事务忙碌,又何尝不可谓之‘梦’呢?……人生本来是波折的,你若顺着那波折一曲一弯地走下去,才能领略到人生的趣味,正如你喜欢做一个美妙或险恶的梦一般,过后也总能寻出些滋味罢!”[2]不甘平庸,是穆旦自己的“设定”。于是,化身为“绿色的火焰”的“我”在被“渴求着拥抱你,花朵”那强烈、直白的生命欲求占有的同时,还会在《玫瑰之歌》里拒绝“散步,谈电影,吃馆子,组织体面的家庭,请来最懂礼貌的朋友茶会”的猪栏子理想及“这一样是爱情”、“希望”、“悲伤”之类振振有词的辩解。“期待着野性的呼喊”的他“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而要“走出凡是落絮飞扬的地方”,“去寻找异方的梦”。这显然可以看作是受了“花朵、新绿和你的青春”的“鼓动”,去激烈地“推翻我弱小的王国”。也即,“我”当年就是这样“不意”地投进了“暴乱”,被卷进疯女的怪梦中的。可见,那场“暴乱”也未必是完全“不意”的,而是包含在这种选择里面的,是必然,是“活该”。这里更多的是强调“暴乱”到来时的“暴乱感”。肯定自己的选择,涉及肯定作为这一选择之必然的“暴乱”。因此他会去正面承受而不是逃避,会与痛苦相嬉戏而从人生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由此,在《老年的梦呓》里,当“我的小屋被撤去了藩篱,/越来越卷入怒号的风中”,“它依旧微笑地存在”,甚至这样呼唤:“虽然残破了,接近于塌毁,/朋友,趁这里还烧着一点火,/且让我们暖暖地聚会。”意志在这毁灭的边缘看到了自己的不可穷尽,显然是“我悒郁地珍惜这生之进攻” 的结果,是对生命的完全肯定,包括其中必然的苦难和毁灭。尽管穆旦早年就曾以季节(自然)言说生命,但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只有到了晚年,这种“生命的季候感”、这种意志抗衡命运追求自由的生命诗学才成为系统,得到最终确立,成为自觉的生命哲学。
　　不妨这样认为,1976年的《春》是比早年的《春》“更广大的综合”,是其内在生命诗学在历尽沧桑后的坚守与积淀、深化,也是在缪斯的眷顾下,他生命的季候感对其最后一个轮回的浓烈而“悒郁” 的诗意启动。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这样谈到穆旦晚年诗作:“历尽沧桑,不无悒郁,但决不颓唐,格律更严谨”,“颇有悲剧崇高之美。”[3]这种似乎“无意间”没再刻意区分现代与传统的提法透露了一种微妙的信息:纯粹以丰富(当然包含着它的痛苦)而深厚的生命体验面向世界、面向诗歌,“‘机智’ 的渗入”和“感情的完全的抒放”[4]在这里已经是盐之于水。
　　
　　注释:
　　[1]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2]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
　　[3]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4]穆旦:《穆旦诗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杨金彪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2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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