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路遥的小说《人生》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时至今日,这个形象以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徘徊在人生岔道口、具有二重矛盾性格的“双面人”艺术典型。高加林的二重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在:城乡文化相互渗透的“中间色”、传统现代相互融合的“混血儿”这两个方面。他的这一“双面人”形象正是作者路遥这个“交叉地带”农村青年本色亲历性的反映,同时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投影。
　　关键词:路遥 《人生》 高加林 交叉地带 二重性格 “双面人”
　　
　　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所熟知,其中又只有为数更少的人物形象引起评论界众说纷纭。在“为数不多”的为评论界“众说纷纭”的人物中,就有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路遥将写作视角定位于“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当时不为人关注、被文学遗忘的角落,以与小说主人公几乎完全相同的本色“亲历性”,塑造了一个徘徊在人生岔路口,具有复杂性格内涵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人生》的读者之所以记住了这个人物,评论界之所以很关注这个人物,是由于“这个人物形象是相当复杂的,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还很少见到这样复杂的农村青年形象”[1]。时至今日,这个形象以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徘徊在人生岔道口,具有二重矛盾性格的“双面人”典型。
　　一、城市乡村相互渗透的“中间色”
　　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任何人都因受一定环境的制约而形成各自独特的性格。“城乡交叉地带”是路遥于1981年在西安召开的“关于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的核心概念,事实上也是路遥小说一个独特的核心意识。他独创的“城乡交叉地带”,不单是地域空间上的交叉地带,更是社会经济文化的交叉地带,在这里集结着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也最终促成《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二重矛盾性格的形成。
　　作者在写作时,将高加林置身于“城市”与“农村”这两条人生道路之间,展现了一个土地背叛者失落的人生和苦痛的灵魂。高加林身处农村,却向往城市,当他的民办教师职位被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三星顶替下来后,便陷入极度的精神危机之中,觉得“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面对残酷的现实,高加林不得不承认当时所处的地位——“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便硬着头皮跟着村里的庄稼人出山参加劳动,尽管他自己是十二分地不愿意。后来,刘巧珍的爱情使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和勇气,便决心在土地上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认为“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但“其实他内心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没有熄灭”。“他虽然满身黄尘当上了农民,但总不相信自己永远就是这个样子”。经历“卫生风波”之后,高加林便陷入了很大的苦闷之中,过去那些梦想又渐渐在他心中复活,并产生了强烈的离开高家村到城里去工作的想法。尤其是进城掏粪发生的纠纷,使高加林的自尊心遭受到极大的打击,产生了强烈的愤恨心理,认为“我有文化,有知识,比这里生活的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耻辱?”但客观现实却使他难以实现这些理想和抱负,他既难以如愿地进入城市,又难以心甘情愿在家务农,从而形成其城乡相互渗透的“中间色”性格特征。
　　一方面,高加林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深深热爱着生他养他的土地,“他自己从来没有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另一方面,他又厌倦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时时想离开那个闭塞的山村、那片贫瘠的土地,希望能到城市去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由此可见,高加林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他又绝非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他有文化、有知识、有抱负,对城市怀着热烈的向往,对未来有着不懈的追求,他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走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中其他农村青年的前列。然而,高加林又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也无法与生育、养育他的黄土地决裂,只能在理想与现实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挣扎、碰撞、翻腾。因此可见,高加林这个“双面人”形象是“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典型环境的产物。
　　二、传统现代相互融合的“混血儿”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目标,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创了建国后历史发展的新纪元。随后,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这一转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入到城乡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这一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人们的生活中打下了矛盾的印记:一面是传统,一面是现代;一面是愚昧,一面是文明;一面是革新,一面是守旧。当时的高加林就处在这样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
　　鲁迅曾经说过,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2]。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对像高加林一样的新一代农村青年来说,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的双重情结:一方面,高加林与传统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他对爱情是相当严肃的,对巧珍有着真实的感情,即使他在报社当了记者与黄亚萍相好的时候,他的内心还一直没有失去她,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是爱巧珍的”;另一方面,他向往现代文明,希望“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当“有着共同语言”的黄亚萍向他示爱时,他反复思考“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权衡了一切以后,便决然断绝与巧珍的关系,这表现出高加林爱情观“卑鄙”的一面。但“卑鄙”的背后,高加林又为给巧珍造成的伤害感到内疚与不安,“有时正当他们愉快至极的时候,他就猛然会想起巧珍来,心顿时像刀绞一般疼痛,情绪一下子从沸点降到冰点”,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要良心干什么?……”这种自我谴责是一种痛苦的思想搏斗和无奈的情感决裂。他“卑鄙”地背叛了巧珍的爱情,但又真诚地诅咒自己背叛的“卑鄙”,可见他性格的深层世界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充满着痛苦与迷惘、动荡与不安。
　　另外,高加林虽然鄙视现实社会的不正之风,甚至发出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邪恶势力高明楼、马占胜之流决一雌雄的誓言,但后来一旦遇到依仗势力可以使自己发迹之时,自己就坦然地利用权势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从而使不正之风成为自身世界的一部分。这反映出高加林既憎恨不正之风,又成为不正之风的“俘虏”;既蕴含着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又具有贪欲卑俗的人性弱点。路遥将“时代矛盾”集中在“人”那里,找到了高加林形象的独特本质: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混血儿”。
　　三、“双面人”性格形成的背后
　　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文中把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大类。“圆形人物”给人以立体感,是多方面复杂性格的综合体,其人性是多副面孔,其内在生活的独特丰富最能吸引读者。小说《人生》以新的艺术气魄表现出主人公高加林深邃的灵魂和矛盾的性格。按照福斯特的说法,高加林显然是个“圆形人物”,是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正因为这样,一个高加林,引起了众说纷纭。刘再复先生在评论高加林时指出:“当这个形象呈现在面前时,我们就会感到他身上所负载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那么的沉重,是那样值得同情、值得讴歌,又是那样值得憎恨、值得谴责。”[3]他“时而自尊,时而自卑;时而崇高,时而卑下;时而像个诗人,时而像个庸人;时而像保尔,时而像于连”[4]。可以说,这是一个让人爱不起来,又恨不下去的角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式双重情感,正反映出许多评论者对高加林的批评心态。由此可见,无论从艺术表现,还是原型提炼上,高加林都的确是一个“人物”,一个城市乡村相互渗透的“中间色”,一个传统现代相互交融的“混血儿”。高加林这一“双面人”性格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高加林这种“双面人”形象是作者路遥这个“交叉地带”农村青年本色亲历性的反映。路遥出生在黄土高原的农民家庭,尤其是1966年初中毕业返乡的几年务农生活,使他与高加林一样完全清楚“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他对农村及土地的认识和体会,深刻地反映在主人公高加林身上。高加林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是路遥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理想选择和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的一次搏击与挑战。在《人生》中,作者既写出了高加林身上的“光亮面”,又写出了他身上的“阴影”[5],而这些“光亮面”和“阴影”正是作者自己生活的写照和情感的体验。作者在塑造高加林的时候,尽管他的性格深层世界中充满着矛盾,但他灵魂的发展方向是清晰的,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进取意志和奋斗精神,而这种进取意志和奋斗精神也正是作者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的一种反映。可见,高加林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社会转型时期像路遥那样的农村知识青年的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高加林“双面人”的性格特征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投影。普列汉诺夫曾经说,作品中“人物的心理之所以在我们心目中有那么巨大的意义,那是因为人物的心理就是许多社会阶级或者至少社会阶层的心理,所以,个别人物心灵中发生的过程仍是历史运动的反映”[6]。高加林正是这个矛盾时代的“典型的冲突”的产物,他的矛盾性格和复杂心理正是当时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知识青年精神裂变的一种折射,表达出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全新的时代内涵。
　　总之,高加林是一个由复杂矛盾交织而成的综合体,是一个社会变革时期徘徊在人生岔道口具有双重性格的“双面人”典型。正由于这种“双面人”性格,这个形象更具有现实感、历史感和立体感,其无限的形象呈现出无限广阔的生活内容,这也正是高加林这个交叉地带的“双面人”形象的真正内涵。继《人生》之后,路遥又写出了艺术上更成熟的作品——《平凡的世界》,高加林形象的某些特征在他的笔下显得更加丰满了。然而,作为一个人物形象,高加林无疑是独特的,这个人物形象的精神特征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直到今天,高加林的人生悲剧对新世纪的中国青年仍有着深刻的启示。
　　
　　(该文为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现代化背景下的‘乡下人进城’文学研究”[09C450];湖南科技学院青年课题“转型期以来‘乡下人进城’文学研究”[08XKYTB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陈骏涛:《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作品与争鸣,1983,(02)。
　　[2]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286页。
　　[3][4]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172页。
　　[5]路遥:《作者在陕西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81,(22)。
　　[6][俄]普列汉诺夫:《俄国批语的命运——评福伦斯基》,世纪文学,1961,(11)。
　　
　　 (谷显明 湖南永州 湖南科技学院办公室 425100)

• 谷显明： 城乡交叉地带的“双面人”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