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短歌行》是其一篇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作者把政治内容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并且运用比兴手法,寓理于情。
　　关键词:曹操 《短歌行》 内兴文学 沉郁昂扬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曹操《短歌行》一诗。《短歌行》属于《相和歌·平调曲》。朱嘉微在《乐府广序》中说:“《短歌行》,歌对酒,燕雅也。”这类诗篇大都是宴饮时的即兴之作,曹操的这首诗也不例外。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他在政治上一反传统观念的做法,“唯才是举”,重视文学之士,曹操、曹丕父子周围集中了一批有才能的文学家、诗人,形成了邺下文学集团。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开篇气势不凡,诗人从宏观上对人生发出慨叹。在兵连祸结的汉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人们常常感到人生如朝露,转瞬即逝,这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的人生感受。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慨当以慷”是“慨慷”的间隔用法,亦即“慷慨”。这是描写歌声的激昂不平,当然诗人的内心也是激昂不平的。“杜康”是传说中最初酿酒的人,这里代指酒。诗人“忧思难忘”的是什么?这固然有“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之意,但“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曹丕《善哉行》)。“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魏书·郭嘉传》),这里主要的是忧思人才。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前两句语出《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衿”是周代学子的装束,“悠悠”是长久的样子,形容思念之情。本为男女相思之词,曹操却翻其意为对贤者的思念。“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李善本《文选》和《乐府诗集》不载,惟五臣本《文选》存之。这两句从全篇来看不仅不是衍文,而且是理解诗旨的关键所在。“君”应指某个人,有具体所指,而不是泛指一些人,这在古诗文中是普通常识。“沉吟”指低吟,“沉吟至今”也就是怀念至今不忘的意思,紧承上文“忧思难忘”。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描绘眼前的欢宴场景。这四句语出《诗经·小雅·鹿鸣》的第一章。“嘉宾”,尊贵的客人,这里指贤才。曹操这里既写欢宴,又有思念贤才之情。正所谓以乐景写哀情,“乐以兴会,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陆机《短歌行》)。欢会是易引起悲痛之事的,触景生情,眼前众宾芸芸,而所思念之人却已故去,其痛苦是难以排遣的。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明月”比喻人才。“掇”即拾取,得到的意思,《乐府诗集》作“辍”,误。《文选》作“掇”,从之。诗人认为人死不能复生,眼前的欢宴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因此“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这四句写宾客们纷纷到来,与主人久别重逢,把酒叙旧,和睦相处的情景。“枉”,是枉驾、屈就之意。“契阔”,是聚散、离合之义,偏义复词,意在“散”、“离”。“谈宴”是谈心饮宴。从语气上来看,诗人写到这里思想情绪起了变化,过去的终归已过去,还是面对现实吧。诗人不能一味地缅怀,要适可而止,努力把自己从愁思中拔出来。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是即景生情。沈德潜《古诗源》中“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这只是看到了表面。曹操曾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在这几句诗中,诗人是在用反语,意思是不让他们“南飞”。曹操爱才如命(当然也忌才),也深知人才给他带来的益处,“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封功臣令》)。在礼贤方面,曹操还是很自信的。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紧承前文,抒发延揽人才之情。前两句语出《管子·形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后两句系引周公语:“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韩诗外传》)“哺”是咀嚼食物。这里是说佐王之才是不易得到的,还是客观一点尽量多招些能人,并且多多益善。最后以周公自比,吐哺折节,礼天下贤士,让天下人归心。
　　从全诗看来,曹操渴慕贤才,亟望得到他们为之建功立业。但是,贤才毫无音信,不能宴乐之,而示以大道,所以“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正如明明之月,“何时可掇”?因求贤之不可得,于是不得不想“越陌度阡,枉用相存”。但是,所寻求的贤才又在哪里呢?他们都像月夜南飞的乌鹊,到处奔投,寻找依托,哪儿是他们的托身之所呢?山不厌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厌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厌士,故能成其业。只要有周公“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的谦逊和热情,天下贤才一定会“归心”于“我”的。
　　《短歌行》沉郁昂扬,于结穴处点明主旨,而通篇完整,浑圆一体。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是其对历史的贡献之一。这个论据见于曹操谋士荀彧的一次进言。
　　曹操在官渡大败北方袁绍,消灭了袁军主力,获得了丞相之尊。建安十三年八月亲自南征刘表,会刘表卒,刘琮投降,准备乘胜一举歼灭孙权、刘备,把胜利推向全国。“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为了巩固成果,迎接全国胜利,荀彧认为,必须一手抓征伐,一手抓教化,在兴建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隆礼学”,“敦教化”。于是,“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很明显,这里所建议内兴的“文学”,是儒家经学和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化,但也是语言艺术的创造。事实上,荀彧这次进言,也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的主观意志而贸然为之的。建安六年,曹操率军南征刘备,刘备投奔刘表,曹操移兵官渡,路过故乡,看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在“凄怆伤怀”之余,深感后方荒芜凋败对自己推行战争,完成“大治”的严重影响。于是下令“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建安八年,“进军邺,五月还许……,又令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脩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三国志·武帝纪》)。荀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因而,在曹操上述政令的基础上向他提出了兴儒学,隆教化的建议。
　　综上所述,这首《短歌行》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作者把政治内容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运用比兴手法,寓理于情。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四言之“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这些评述都十分精辟,十分符合曹操诗歌的实际。
　　
　　参考文献:
　　[1]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司马迁.史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3]王黎君.曹操与建安文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5,(03).
　　[4]杨宝林.曹操《短歌行》新解[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06).
　　
　　(关婧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730070)

• 关 婧： 浅析《短歌行》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