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创作从“题材的突破”到“文体的觉醒”
　　
　　新时期小说发展初期之所以引起文坛的关注,其关键就是小说题材的突破和众多文学形象的出现。这时,小说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误区:只有将社会当下性诉求写入小说,作品才能被关注,才能取得成功。但是许多小说家并不仅仅满足于题材上的突破,他们在关注“写什么”的同时,也在探索“如何写、怎样写”,怎样向文体的变革进军。较早的探索者是作家王蒙。《春之声》最先开启了文体变化的先河:“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新的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这种主体体验性的诉述方式,对于刚刚步入新时期的读者和批评家来说,是那么的陌生而新鲜。小说独特的语言节奏、跳荡的情绪、偶然间出现的思辨……在文体方面的探索给许多作者以启发。除了王蒙,一些老作家比如汪曾祺、林斤澜等在新时期之初的小说创作也在语言形式方面大胆革新。面对文坛闯将何立伟、贾平凹、张承志、莫言等的文学创作,批评家们感到“目瞪口呆,仿佛遇到初次相识的陌生人”。
　　
　　二、文体上“创作先行”与“批评滞后”并存,伴随强烈的“文体启蒙”色彩
　　
　　令人欣喜的是,新时期的文学界对新事物的到来抱着欢迎的态度,但是这一时期的评论界却略显寂静。人们除了惊叹“汪曾祺的行市见涨”[1]之外却拿不出一种有力的武器对其进行批评。王晓明对于这种氛围的评价是:“刚刚还摇旗呐喊嗓子干哑的文学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无事可做,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了。”[2]传统的社会学、历史学批评已经不能再适应新出现的文体变革。周介人先生这样概括:“生活已不能仅用故事来概括,故事已不能仅靠人物来推动,人物已不能仅用行动来说明,行动已不能仅靠理性来解释。”(周介人:《新民晚报》1985年9月30日)面对文学批评前所未有的窘境,批评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只要看到包括许多评论工作者在内的读者每每企图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寻找与表象世界对应的三维存在物这一事实,便可以看出我们的阅读和评论还多么单调。”[3]面对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批评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把《红高粱》当作一般写实性作品来阅读将得不偿失。尽管我们不妨碍人们将它理解为与以往同类题材大同小异的作品,但是,如何接受和讨论《红高粱》以及类似的作品,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3]中国的文学评论必须要从西方引入新的批评方法来面对小说文体的新变化。所以,新时期之初文体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创作先行与批评滞后并存”。
　　这一时期文体批评带有一种“呼吁、启蒙”的色调。作家们在寻求最能表现个体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感受的艺术形式的过程中,毫不掩饰各自对于有个性的文体的追求。汪曾祺谈语言,说语言是接近一个作家的可靠的途径,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他从中国作家的创作经验和古代文论出发,论述了应该重视语言的作用。他这样说道:“研究创作的内部规律,探索作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不能不玩味作者的语言。”[4]汪老先生这里所说的“玩味”,就是“细细地品味”,着重强调了对小说的语言进行文学批评。除此之外,林斤澜谈叙述,贾平凹谈小说的创作,都是从作家本人的创作经验来谈为何对于独特风格的小说创作情有独钟。这些作家在谈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希望读者重视文体的新变化。
　　批评家们注意到小说文体的新变化,呼吁作家们采用“新的艺术形式”,提醒读者一个注重形式的时代已经到来。叶君健指出小说写作技巧的演变实际上是受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的,生产方式的不断创新和变革,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和演进,势必推动着艺术表现方式(包括小说)技巧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批评家们企图在普遍着眼于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文坛中,提倡作家和读者对小说文体技巧多加关注。李国涛把文体问题摆到了显赫的位置:“文体不是小说的一个局部,而是它的全部。小说的一切都是在文体之中。”[5]他介绍了文体批评的由来,对文体批评的内容作了详细的界定。这一时期,几乎每一篇与文体相关的论文,无论从宏观上把握文体批评,还是对某篇小说的批评,都毫不吝啬地用大量的篇幅论述小说文体的重要性,这看似多余却十分必要,因为批评家们有必要为刚刚挣脱了内容主义的新时期文学摇旗呐喊。
　　
　　注释:
　　[1]李国涛:《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文学评论,1986,(05)。
　　[2]王晓明:《在语言的挑战面前》,当代作家评论,1986,(05)。
　　[3]李洁非,张陵:《精神分析学与〈红高粱〉的叙事结构》,北京文学,1987,(01)。
　　[4]汪曾祺:《小说文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5]李国涛:《小说文体的自觉》,小说评论,1987,(01)。
　　
　　(宋庆东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
　　张利娜 辽宁省朝阳市第十五中学 122005)

• 宋庆东 张利娜： 新时期之初文体批评的启蒙色彩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