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作品明显地表现出对犹太人生活境遇的关注,他笔下的人物无不是为求得一种道德平衡的生存而在这个错综的世界里挣扎。在长篇小说《杜宾的生活》中,传记作家杜宾通过与情人幽会来满足自己充满矛盾和苦恼的心理需要,但最终选择了道德的回归。作品深刻揭示了美国中年知识分子在精神危机中的个人困惑,探讨了犹太人在双重文化束缚下寻求道德平衡的艰难。
　　关键词:伯纳德·马拉默德 《杜宾的生活》 回归 同化 救赎
　　
　　一
　　
　　1979年,65岁的马拉默德发表《杜宾的生活》。主人公杜宾已经56岁,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传记作家,可是家庭生活并不称心。经过20多年平淡的婚姻生活后,年仅24岁,充满青春活力的范妮闯进了他的家庭,促使他抓住享受性爱的最后机会。小说以杜宾与范妮的关系为主线,描写了杜宾的婚姻危机和感情生活。有学者认为,“杜宾虽然是犹太人,但他的犹太性并不重要,小说讨论的是当代美国社会的家庭、婚姻、爱情。”[1]因此,对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大多集中在对其伦理观及叙事艺术的分析上,而对作品所体现出的犹太道德观的分析很少。然而,马拉默德一向被评论家们誉为犹太味最浓的作家,他对苦难以及犹太伦理道德观等问题的认识无不深刻地揭示了他的犹太性。马拉默德曾说,他是将犹太人作为现代人的典型代表予以表现的。他认为,在现代西方世界,人人都是犹太人。他的创作力图以鲜明的犹太性体现他对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的理解。
　　
　　二
　　
　　犹太人是一个极度不幸、饱经忧患的民族,在历史上曾长期遭受外族奴役并一度沦为“巴比伦之囚”。自从罗马帝国时期被逐出家园起,犹太人就一直颠沛流离,过着没有祖国、寄人篱下的生活,备受歧视、虐待和迫害。来到新兴国家美国之后,犹太人靠自己的艰苦努力改变了窘迫境地,但对美国生活的适应却是一个充满着复杂和矛盾的漫长过程。这种异质文化的接触从一开始就使犹太移民陷入了传统与现代、犹太与美国之间的两难境地,充满了彷徨和迷惘,甚至在新的文化体系中遭到排斥,产生了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精神危机。
　　杜宾的身世与饱经艰辛的犹太民族有相似之处。杜宾的父亲作为美国犹太移民,有着犹太民族特有的坚韧、诚实、善良,“他一生都在等待着生活赶上自己。他死时仍在等待。他等死了”[2]。他总是在谋生,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犹太人的乳品餐馆里工作。”“尽管生计不好,但我谋到生计。足以赡养你的母亲。”“查理·杜宾是一个具有无限耐心的人,毫无幽默感。他不像其他侍者那样受顾客喜爱。”但是老板们都认为“你可以信赖查理”。“当他的顾客吃饭时,他退到衣帽架旁等待着。他真诚地、全神贯注地、耐心地等待着。”他写的菜单“准确无误,并迅速从厨房把菜送去”。当老板赶他走人时,他认为“我是一个好侍者”。在杜宾的印象里,父亲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他似乎需要的很少,被迫干活,过着一种贫瘠的生活。他所知道的就是做一个侍者。”[3]我们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店员》中的犹太店主莫里斯的影子。而杜宾的母亲在她九岁的儿子死后不久便得了精神病。“四十岁时死于胸膜炎和身心的极度痛苦[4]”。从杜宾的父母身上我们可以领会到作为犹太移民在美国生活的艰难,杜宾的家庭与千千万万美国犹太移民家庭有着相似的境遇。然而他们对待生活充满了坚韧和毅力,固守着犹太人的传统。
　　而杜宾这一代犹太移民则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在目睹了父辈的遭遇后,杜宾想要追求一种新生活。他不拘泥于犹太传统,勇敢地去面对美国社会。诚如朱振武先生所言,“纵观美国犹太文学可以发现,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犹太身份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演化变迁。早期犹太作品大都紧密契合犹太移民初到美国时的生活状况,犹太主人公有着强烈的身份感和明显的犹太身份特征。”[5]然而随着犹太移民及其后代在美国生活的改善,“犹太文学更多地关注那些有知识、有才智也有一定社会地位却陷入精神迷惘中的犹太人。他们一般是在美国生长的移民后代,负载着犹太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双重重负和困惑。”在这之后,一种对犹太身份更加淡漠的主人公形象“dangling man”被塑造了出来,“在内涵深层暗含着犹太人融入美国生活后的失落感和游离感”[6]。
　　自我困惑的问题也毫无例外地发生在了杜宾的身上。56岁的传记作家在一次散步中与漂亮姑娘范妮的偶然邂逅激励了他“骑上追求青春的战马”。范妮碰巧是妻子基蒂找来的清洁工,杜宾的自我受到他手头正在写的劳伦斯传记的性理论的影响,情不自禁受到了吸引,“他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了她的性感。性感来自于她的赤裸的双脚。那女性的身段——美丽、健壮的臀部,丰满的胸脯。”他内心充满犹豫、不安,终于决定去威尼斯与范妮幽会,在飞机上他问自己此时在做什么,“一个我这种年纪的男人和一个她那种妙龄的女人?答案及其容易,也很愉快:自我享受,自寻乐趣”[7]。他为自己的放纵找借口,“我既非二十岁的小伙子,也非四十岁的中年人——我足足五十七周岁了。就这把年纪来说,抓紧时间享受一番,也是理所当然的。在人的一生中,不能轻易放过能满足天性冲动要求的机会。只有那些凡夫俗子,才能忍受平淡无奇的生活。”[8]《杜宾的生活》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急剧动荡时期,社会动乱不安,许多人的精神生活存在着危机,他们因为社会的传统价值标准被打破而在精神上感到矛盾、痛苦甚至绝望,许多人因此而沉沦,杜宾也不能逃脱这种影响。“和基蒂共同生活下去也使他感到腻歪了。他已经厌倦婚后约束的生活。他多希望能在还没有老到不能享受它之前摆脱婚姻的枷锁,……随心所欲的生活。”同时,他患有失眠、记忆力减退、烦躁、阳痿、常做噩梦、身体虚弱、怕死等多种症状,陷入自我危机不能自拔。他所做的传记中的人物的生活常常会影响着他的生活,“我关心自己的年龄的增长,这使我意识到死亡的问题”[9]。即使躺着,他手里也拿着表,感到“时间在驱赶着他,而他也在驱赶着时间。时间剥夺着他的一切;时间预示着死亡的来临”[10]。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犹太作家将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与西方人的自我危机结合表现,并不意味着诸种“犹太问题”已经丧失其特有的内涵意义,更不意味着犹太移民必然要走文化同化的道路。因为美国犹太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同时,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不会消失。这不仅是其文化传统强大的生命力使然,也是诸多条件所决定的,尤其是那些虽已逝去却令犹太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更促使他们不会抛却传统和民族文化。历史上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是旷世绝伦的,即使在战后的美国,犹太移民也许不会再有二战期间德国和东欧犹太人类似的遭遇,即使他们不再严格遵从犹太教法典的道德教规,也至少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生存。犹太生活特殊的精神世界,使得犹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存有一种内在的犹太文化情感积淀。在小说的末尾,有这样一个细节,“杜宾踏上了洒满月光的大路,躯体上的某个部位,又觉生气盎然,仿佛都能触摸到一般。这次为的是他的妻子、对妻子的爱。”[11]经过了精神困惑,受到世俗欲望的暂时诱惑,杜宾最终恢复了对妻子的爱,回归到父辈的信仰之中去,顽强地坚守了犹太价值观。读者不禁疑惑,曾经对妻子和婚姻一度厌恶甚至阳痿的杜宾何时对妻子萌生出“爱”?其实书中多处为杜宾道德的回归埋下了伏笔。就在文末,当范妮提议杜宾每周和她呆在一起三天,另外四天和妻子呆在一起时,杜宾的回答是妻子不会同意的,他了解基蒂的作风;范妮不理解杜宾怎么还能和基蒂一起生活下去,杜宾解释说:“生活还过得去。我是属于恋家那种类型的人。我们热爱自己的孩子。我有工作做。条件总的说来还不错。”“可是你爱她吗?”“我爱她的为人处世。”在杜宾心里其实还是倾向于自己的家庭,爱着有妻子的生活。细心的读者注意到在小说的末页马拉默德有意识地附上了杜宾的作品表,在劳伦斯传记之后,杜宾又完成了两部作品,这意味着,在经过这段困惑之后,传记作家杜宾又恢复了往日的创作和生活,并且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妻子的陪伴下完成的,也有可能是他与女儿恢复了父女关系之后合作的。[12]
　　
　　三
　　
　　婚姻是马拉默德在小说中借以阐发犹太人与美国社会同化这一创作主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13]在犹太教中,犹太家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上帝先造亚当,然后造夏娃。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你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是家庭的基础,夫妻与家庭的观念密不可分。[14]杜宾和基蒂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而是出于各自寻找爱和稳定的需要。马拉默德在谈及他们的婚姻时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安排好的婚姻:他们安排了这桩婚事——他想逃避公寓生活,单调重复的经历厌烦无趣;她三十一岁时仍两手空空,毫无建树,是一个自我批判、无职业可效忠的布朗克斯犹太人。她是一个苦恼的、孤独的前圣公会教徒,曾是一个医生的妻子,希望找一个丈夫和孩子的保护人。……威廉·杜宾渴望生活。”[15]杜宾知道,他爱基蒂和这个婚姻,可这种爱不是出自于情感,而是遵循了理智和意志,遵循了犹太道德中的法则。对他来说,婚姻是必须的,是必不可少的一道保护墙。基蒂虽非犹太人,但在马拉默德笔下,她有着犹太女人的美好品质,“她将房间保持得十分整洁,……她善于布置房间,总是适得其所。她讨厌乱堆乱放,杂乱无章;对花的安排更为得体。……杜宾对井井有条的家庭赞赏不已。”“他很欣赏妻子的高雅趣味。他羡慕她的慈善心肠、她的诚实正直,慷慨大方。”结婚二十年来,“她帮助他稳定和丰富了他的生活。”[16]作为一个渴望生活热爱生活的犹太人,杜宾在婚姻上道德的回归是早就注定的。
　　犹太文明十分强调道德因素。在犹太人出埃及的途中,就立有“十诫”,其中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都是伦理上的要求。[17]非犹太人范妮是美国年轻一代的爱情价值观的代表,她崇尚性自由,她与一对父子有过性经历后便与男性随便交往,当被问及有过多少次性经历时,她被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一跳,“我从未数过”。范妮的性感年轻,对性的坦然态度使杜宾一度被“同化”。在此,马拉默德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同化”的范例,他描述了一种试图融入到美国社会主流生活中去,但由于文化的隔阂和道德观念的不同,而终于被社会所拒绝,或被社会所吞噬的经历。马拉默德似乎是在利用犹太人的性规则来教育他的人民,这种规则谴责鄙俗的行为,并通过一种有效的思想与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将男性的性冲动神圣化。同时,也折射出马拉默德鲜明的犹太道德观,他似乎像预言家一样告诫他的同胞,犹太人的身份是丢不掉的,而背叛自己的传统文化则无疑是一种自戕。在他看来,如果说有什么“同化”的话,那么这种同化也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外在的,而没有内在意义的同化。因此一个民族只要还成其为民族,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所彻底同化的。因此,当杜宾最终带着对妻子的爱踏上回家之路的同时,他也走向了道德上的“救赎”之路。
　　
　　四
　　
　　在《杜宾的生活》这部小说中,马拉默德用文学的方式描写了对犹太人文化和命运的思考及犹太人回归的过程,表现了犹太人对自身文明与价值的重新肯定和评价,虽然写的是犹太人的生活和遭遇,但却反映和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处境。
　　
　　(本文为“曲阜师范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课题编号:XJZ200809。)
　　
　　注释:
　　[1]刘海平,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2][3][4][7][8][9][10][11][15][16][美]伯纳德·马拉默德:《杜宾的传记》,陈茂新,吴大受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83页,第85页,第86页,第69页,第265页,第382页,第407页,第468页,第110页,第19页。
　　[5][6]朱振武等:《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第176页。
　　[12]Milhaven,J.Giles.An Experiences Value of Marital Faithfulness in Dubin's Lives[J].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Spring84, Vol.12 Issue1,P83.
　　[13]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24页。
　　[14][17]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第139页。
　　
　　(石艳玲 日照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276826)

• 石艳玲： 道德的回归,同化的悖论:杜宾的精神困惑与自我救赎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