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聊斋志异》系列小说中的教育小说表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本文试从情节的幻异性与象征性角度分析其艺术成就,探讨其审美特点,着重分析情节的幻异性与真实性的完美结合及其采取的艺术手法。
　　关键词:《聊斋志异》 艺术特色 象征性 幻异性
　　
　　《聊斋志异》青柯亭本一出,便很快风行天下。乾隆末年以来问世的文言小说大都受其影响。赵苕狂《聊斋文集·序》指出:“当其始也,士有口,道《聊斋》;士有目,读《聊斋》,而士之有手与笔者,亦莫不唯《聊斋》之文体是效。”我们把包括《聊斋志异》在内及受其影响、有意继承《聊斋志异》记叙笔法的小说统称为《聊斋志异》系列小说,如《谐铎》、《萤窗异草》等。教育小说,则是指中国古代以《歧路灯》为代表展现教育题材的一类小说,与西方成长小说相比,西方小说侧重记述青少年的成长经历,更多地体现在时间、人物形象上所起的作用,如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徒时代》等。《聊斋志异》系列小说在处理教育题材时则侧重描述青少年克服自身缺陷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学校乃至全社会所起的教育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教育者的主动施教上。除此之外,《聊斋志异》系列小说在处理教育题材时更体现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集中表现为情节的象征性与幻异性。
　　象征形态的小说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小说艺术发展的初期阶段,代表作品如王度的《古镜记》。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渲染古镜的神奇特异,大写其降妖除怪的灵迹。其实,古镜只是其主人王度的理想象征,是作者为自己的主观精神设计的客观对应物。王度空有匡扶隋室的雄心,但面对豪杰并起,“王室如毁”的时局,无力回天,便借一面神奇的古镜“暗传秘谛”,寄寓感慨。这篇小说开启了象征性小说的先河,但“并非成功地记录,而是相当蹩脚的尝试”[1]。《聊斋志异》系列小说中也有象征性小说的佳作,有的甚至是以整体的象征形态出现的,如《镜里人心》。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也巧妙地设置了一面充满灵异色彩的古镜。它的特异之处在于能照出人的七窍,“以古镜照之,知其受病之处。投以妙药,通其窍而益其慧”。作者叙述了它的主人磨镜叟用它治病救人的经过。面对富家子的愚不可及,磨镜叟建议“急向文昌殿惜字库,取纸灰两斛,拌墨汁数斗,丸作桐子大,朝夕煎益智汤送下,尽此或可有济。”结果,其子“聪慧胜于曩日”[2]。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塑造了磨镜叟这样一位改造净化人类灵魂的圣手,是所有教人向善的教育者形象的化身。他以教育(古镜,字纸灰、墨汁)为治疗手段,“通其窍而益其慧”。磨镜叟分析富家子的病情时,指出物质生活的过分优裕、家庭的过分宠溺、对文化知识的无知,是造成其“富贵病”的主要原因。要战胜这种疾病,就要苦其肌体,百般历练学习,消除“钱铜之气”。小说情节虽有一定的幻异色彩,但没有出现妖魔鬼怪的形象,作者以富于哲理化的语言叙述,使读者能够很快领略作品的寓意,而不会把它理解为一篇简单的神魔小说。磨镜叟这位高明的教育者形象亦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比起《古镜记》“见人不见物”、“降妖治病的情节易与志怪混淆”、“形象与寓意之间缺乏有力的艺术联系”[3]等缺陷,《镜里人心》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
　　幻异性情节的最大特点在于想象的天马行空、幻诞奇异,及随之而来的超越现实自然性的情节特征,但幻异性情节并非排斥真实。真实是小说艺术不懈追求的目标。小说艺术的真实不一定要确有其人其事,而是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事理逻辑的真实。小说允许虚构,但要经得起生活常理和人情事理的考验。另外,教育小说的写作目的是警醒读者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发读者思考怎样教育好下一代的问题。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与那些游戏笔墨的消遣性读物有别,这也决定了教育小说不能忽视情节真实性的特性。为了能够使情节的幻异性与真实性完美结合,《聊斋志异》系列小说中的教育小说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艺术手法。
　　首先,神怪参与型情节模式的运用。《聊斋志异》系列小说以前的作品在处理教育题材中的幻异性情节时,一般为神怪解救型。即,神怪并不直接参与教育过程,只是在教育者回天乏术的情况下,不得已借其法力解决问题,一般应用于教育失败的情境中。如《虞初新志·换心记》讲某公子性愚,其父请名师,悉心教导,仍是劳而无功。后公子梦有金甲神人为其换心,醒后,智慧大长。在作者看来,这种教育的失败没有任何人为原因,所以只得求助于宗教观念和民俗信仰解决问题。而《聊斋志异》系列小说则多采取神怪参与型,即以神怪的实际参与为矛盾解决的关键,也就是说,神怪本身就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时他们甚至直接化身为教育者,对青少年施以言传身教。如《志异续编》徐登桂故事中狐精便充当教育者角色,它凭借自己能够变化的异能,自由地沟通徐子与其叔父的交流,化解了他们的矛盾。正像作者所赞叹的那样,“以至亲密友所不能劝解者,经狐一番调停,即转恨为爱,委曲周全,煞具一片婆心”[4]。这样的情节设置,由强调神怪的法力转变为强调神怪的教育能力,更具现实针对性。
　　其次,以细节刻画人物。《聊斋志异》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花妖狐魅等非现实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中的形象缺乏真实性。《聊斋志异》系列小说着重通过细节来刻画人物形象以增强真实感与可信度。例如,《聊斋志异·细柳》中的女主人公虽非神怪,但精通术数,能准确预知祸福吉凶,本身具有幻异色彩。但作者描写细柳教子时,却并未渲染她的预知能力,而是将她刻画成一位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严母,更多地突出细柳作为教育者的责任感。同时,作者也并未将人物符号化为某种教育观念的传声筒,而是用细节刻画人物性格。作者在渲染她的严于身教、洞达世情的同时,也并未忽视她母性的舐犊之情。“泪浮枕簟,而人不知”的哭诉,让读者一下子走入她的内心世界,看到她精明坚强背后的脆弱孤寂,对儿子又爱又恨又痛的复杂心理。通过这一细节,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内心充满焦虑、痛苦、委屈的母亲。这些描写拉近了她与读者的距离,使人感到亲切真实。
　　再次,叙述视角的变换。中国古代小说较多地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虽然清晰明了,便于读者对总体情节的把握,但显然在虚拟情景的真实性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如纪昀对《聊斋志异》的批评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5]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性,一些作家采用变换叙述角度的方式叙事,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如《志异续编》中徐氏叔侄事。在故事情节发展中,作者基本上处于内隐的位置,尽可能地在其所讲述的故事情境中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让故事情节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展开。对于叔父的突然来访及其当日卧病在床的矛盾,作者不动声色,只是客观地交代,不做任何解释。随着事件的发展,真相才终于大白于天下。通过这种内隐叙述角度的设置,作品具有了悬念,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最后,小说又回到外视角,从评议者的角度客观公正地评价此事,叙述者的位置得以凸现,结尾简短的点题议论,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更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本文为安徽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08jqw050。)
　　
　　注释:
　　[1][3]马振方:《小说艺术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2]青城子:《志异续编(卷一)》,笔记小说大观本,光绪三年(1877)版。
　　[4]沈起凤:《谐铎(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刘莉 安徽蚌埠 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 233030;孟丽 云南昆明 西南林学院人文社科系 650224;付冬梅 安徽蚌埠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 233030)

• 刘 莉 孟 丽 付冬梅： 情节的象征性与幻异性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