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73周年的纪念日,貌似先生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最近借由一则“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有所删减”的消息,鲁迅再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众所周知,在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改必修教材中,鲁迅的作品《药》、《为了忘却的纪念》和《阿Q正传》未被选入,保留在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为《记念刘和珍君》、《祝福》和《拿来主义》三篇。一时关于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是否该删减的热议席卷了大江南北。
其实这个问题无需讨论,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改变的只是数量,并不是本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韩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鲁迅剔出中学课本,这是一个伪话题,可能是对新课标教材调整收录篇目的误解。”如果我们仔细对照前后的中学语文课本就会发现,鲁迅的作品数量在初中基本保持不变,在高中也只是“略有减少”,并没有刻意削弱。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曾经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可悲。”鲁迅作品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冲刷与锤炼,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毋庸置疑是文学中的经典,是经典我们就应该保留、学习。
社会上早就有“只读周作人,不读周树人”的论调,近来很多语文教师也公然声称鲁迅作品几乎成了语文教学的鸡肋,学生中也流传着“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言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面临的尴尬局面。由此,笔者认为争论的焦点不应该放在鲁迅作品在教材中是否该删减的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实质在于“新形势下如何解读鲁迅作品”。我们更应该反思:到底是什么让鲁迅作品成了语文教学的鸡肋?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对鲁迅作品过多的政治性解读。20世纪80年代末,李海林老师曾深刻分析了鲁迅作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离开鲁迅思想的特殊形态,以机械的政治模式来规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二是分裂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以思想分析替代艺术分析,或者离开思想内容单纯地进行写作方法分析;三是离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情况,以简单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现象。”李海林老师的这段话虽然离我们已有20年之久,可是他所阐述的问题却一直存在。一直以来,意识形态教育根深蒂固,所以每每提到鲁迅,首先映入脑海的是思想家、革命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很少有人把他只看做一个文学家。不错,鲁迅是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国人民之傲骨,当初他弃医从文也是为了唤醒国民精神。但鲁迅的每篇文章都要套用反帝反封建的固定格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风筝》中蕴涵的亲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体现的童趣,都是非常贴近学生生活的,学生也喜欢读这样的文章。这就需要教师在引导学生解读鲁迅作品的时回归文本,回归语文的本质,引领学生进入鲁迅的文学世界。
二是语文教育的功利性。现代社会,中考和高考两座大山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整个教育充斥着赤裸裸的功利性,语文也不例外。社会评价以考试为导向,教师教学以高考为指挥棒,学生学习以分数为最终目标。任何学习活动总是以分数为前提条件,读书多的学生不一定得分高,这大大降低了学生读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况且,鲁迅作品语言较为艰涩,思想又很深刻,阅读这些作品花费时间太长,学生在分数上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甚至不如背几篇古文来得实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长叹:其实孩子不爱学鲁迅的文章,是现在教育的出发点出现了问题。因此,要改变学生不喜读书,更不好读鲁迅的问题,根本的还在于改变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机制,不再唯考独尊,前路漫漫,道阻且长啊!
三是语文教师的自身问题。有些语文教师素质堪忧,他们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本身就有困难,教起学生来更显吃力,认为鲁迅作品不好读的情绪影响着学生。这就需要教师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增强解读文本的能力,提高授课水平。同时,有些语文教师对学生要求过高,十几岁的中学生刚刚接触鲁迅作品就想读懂,何其难也!这种要求本身就违背了学生阅读文学名著的基本规律,忽视了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广东警官学院郑璀宇老师认为:在中学阶段要求学生对鲁迅作品能初步感受即可。至于其内在的深刻含意,可以随着学生对人生体验和观察的不断增加,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的逐渐丰富而不断深化。
鲁迅是中华民族之英雄,鲁迅作品更是中华文化之经典,我们有责任保护其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绵延前进,中学语文课堂更是少不了鲁迅。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不再让鲁迅作品继续成为语文教学的鸡肋。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应该仔细聆听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针对语文课程提出的四个直面:“直面文本,直面语言,直面人的心灵,直面人的生命。”想必这能给我们无限的启发。
(刘霞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