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气说”是曹丕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对古代“气”论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从作家的情感、独特精神气质的外化和刚健遒劲的风力气骨三个方面对“文气说”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其心理美学意义。
　　关键词:曹丕 文气 情感 个性气质 风骨
　　
　　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评论专著,它主要涉及文学的价值和批评态度、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文体风格等方面的问题。《典论·论文》中最核心的学说是“文以气为主”,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此而后,“气”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文气论”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命题。
　　
　　一、“气”的渊源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大致说来,它是指一种组成宇宙万物的最根本的物质实体,类似古希腊哲学家喜欢用的“原子”这个概念。早期出现的“气”主要指物质和生理方面,后来逐渐向着精神和心理方向发展。
　　较早把“气”作为说明天地万物赖以化生的元素的,当推《周易》。《周易·系辞上》提出:“精气为物,幽魂为变。”唐孔颖达疏曰:“为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化。”将“气”分为阴阳两类,二者的结合成为了万物的起源。战国时代的宋尹文学派也提出:“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气,是故名‘气’。”[1]他们都把“气”看作天地万物的起源和本源。
　　天地万物是由自然之“气”构成的,人也就充满自然之“气”,由“气”所形成。《管子·心术下》云:“气者,身之充也。”又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则以其气。”(《枢言》)把气看作人的生命活动的根源和生命的标志。《孟子·公孙丑上》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由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决定的一种精神气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引郑子产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杜预注云“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来源于自然界的“六气”。汉代的王充在《论衡·论死篇》中也提出:“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元气说”到了王充时,不再是笼统地用来说明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而是注重从人的禀受状况来说明人的贤愚、善恶、贫贱和富贵等。
　　总之,“气”在先秦被看作万事万物的本源,而后与人的生理特征及精神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两汉时期又与人的禀赋相配合,这些都是“文气”说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
　　
　　二、“文以气为主”的美学内涵
　　
　　《典论·论文》是这样论述“文气”的: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致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
　　曹丕认为文章当以“气”为主。这种“气”体现在每个作家身上,又因人而异。好比吹奏音乐,乐器构造虽同,由于吹奏人用气不齐,巧拙有分,所以音调也各不相同,这种先天素质就是父亲也不能移给儿子,哥哥也不能传给弟弟。曹丕所说的“气”,是指人的精神气质。但他不同于孟子把“气”与“仁义”道德的修养联系在一起,也不同于王充的元气论,而是指人们的身体在禀受了自然之“气”后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首先,情感是气的重要内容。汉赵歧说:“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孟子·公孙丑章》注)《逸周书》说:“民有五气,喜、怒、欲、惧、忧。”(《官人解》)前者认为,气是产生情感的基础和根源,后者则直截了当地把情感叫作气。在曹丕的时代,许多著作中的“气”,都指情感的激荡。王粲在《登楼赋》中写他登上当阳城楼,感悟怀旧,心情凄怆,涕泪横流,以至“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这个在胸臆中的交愤之气,既指因情绪激动而引起的呼吸急促,也指凄伤不平之情。曹植《送应氏》二首之一,写他看到洛阳一片荒凉景象之后说:“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此气,也指感情的激荡。又如“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曹丕《大墙上蒿行》),“胆气正纵横”(曹丕《至广陵于马上作》)等,这些气都指强烈的感情勃发。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作家之气,是与感情密不可分的。曹丕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与吴质书》)所谓“逸气”,即骏逸超俗之气,就性质而言,与柔浊之气迥异,属清刚一类;就内容而言,指与世俗不苟同的情致与抱负。刘桢心情孤傲倔强,后人谓他“卓越偏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倔强输作”(《颜氏家训》),由于不肯俯身低首地趋奉权贵而获得“不敬”之罪,几乎丢了性命(参见《后汉书·王粲传》)。他的诗歌,洋溢着愤世嫉俗之情和洁身自好、坚贞不屈之志。如《赠从弟》第二首,以“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的“山上松”自况,表现了与恶势力抗争的强烈感情。他的诗作和他的为人具有超逸之气。这种气,可以说是情感、志趣、个性的统名。
　　其次,气还指作者的气质个性。曹丕指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学作品是作者气质个性的体现,由于每个人的风格气度不同,所以创作出的文章风格各异。这“气之清浊”是说个人的精神气质是不一样的。“清浊”是对不同精神气质的大致分类,含有“高下”、“阴阳”、“刚柔”之类别的意思。因为古时有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的说法,所以“清浊”含有高下之意。古时认为上者为天,天为阳;下者为地,地为阴,所以“清浊”又含有“阴阳”之别的意思。又因为阳为刚,阴为柔,所以“清浊”又含有“刚柔”之别的意思。总之,“气之清浊”指作家的精神气质的差别。精神气质的差别,也就是个性,个性是个人精神气质差别的外在表现。
　　“气之清浊有体”,这个“体”是指人的体态风貌。中国古典文论常常借用“体”——也就是人的体态风貌——来表示文章的风貌特点。所以“体”,也就近似今天所说的“风格”。比如《文心雕龙·体性》中讲到文章有“八体”,指八种文章风貌,也就是八种风格:“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气之清浊有体”说的是在创作中,作家的不同个性(“气之清浊”)表现为不同的文章风格(“体”)。作家的个性气质是有差别的,因此文章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曹丕把文学作品的风格看作是作家气质、个性的反映,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今天所谓“文如其人”“风格即人”就是强调作品的风格特点与作家精神面貌的联系。在此可以看出,曹丕充分尊重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认为文学创作并不决定于描写对象,而是取决于作家自身。这个看法正确并且非常深刻。因为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一种创作活动,作家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描写并非如镜子映物那般死板,而是经过了作家精神世界的过滤和加工,在反映和描写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同时也就表现着作家的思想情感、道德和政治倾向等等。所以,即使描写同一事物,在不同作家笔下也可以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再次,由于作者之“气”有清浊之分,所以在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度,通过曹丕对“七子”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所推崇的风格是一种遒劲刚健的风力气骨。
　　让我们先看一下曹丕之前的古代文学家和哲学家是怎样看待“清”、“浊”二气的。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认为“清”气是属天的阳刚之气,而“浊”气则是凝滞于地的阴柔之气。后来,清浊二气又被用来说明人的性行贤愚等。《后汉书·左雄传》载左雄上书指责当时选举人才:“清浊不分,朱紫同色。”“清”就是指高爽晴朗的品行、器度,“浊”则是指卑劣猥琐的性行。南朝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也常用“清畅”、“清蔚”、“清爽”、“清峙”等用语来指人的高朗爽健的气度、风姿。曹丕所说的“清浊”,大致与上述用法相当。“清”为高爽明朗的风力,“浊”指迂缓沉滞的风格。
　　表面看来,曹丕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作家不必勉强自己去创作并不擅长的某种风格体裁的作品,但我们通过曹丕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分析评价,再看一下建安文学总的风格特征,就会知道曹丕对文学风格是有鲜明倾向性的。曹丕认为“应珣和而不壮”[2],是说应珣作品气调柔和而不遒壮;“刘桢壮而不密”[2],是指刘桢作品气貌高爽劲健但不够细密;“徐干时有齐气”[2],这是说徐干作品风格迂缓,那么什么是“齐气”呢?《论衡·率性篇》云:“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格移也。”这是说齐地受儒风浸染日久,人民习性迂缓,喜欢自矜、夸奢,反映到作品中,就是气调沉滞迂缓,缺乏高昂的风力。徐干长期生活在齐地,也不免沾染了这种习气,曹丕对此是很不赞赏的。而曹丕最推崇的却是“体气高妙,有过人者”[2]的孔融。孔融性格刚烈,被人称为“雄倬独立”,兀傲不羁,后来终于被曹操所杀,就是由于这种禀性所定。刘桢也称他:“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3]曹丕尽管对他的政治态度和为人不甚欣赏,但对他骨气奇高的文学风格却特别赞赏,称他“体气高妙”,在孔融死后,曹丕“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4]。所以,从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推崇的是“体气高妙”等一些属“清”的风格气度,也就是推崇作家风力气骨的遒劲刚健。另外,这种崇尚阳刚之气的审美理想也与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关。建安文人在他们的创作中曾经援引“气”的概念。曹丕《大墙上蒿行》:“感心动耳,荡气回肠。”刘桢《射鸢》:“意气凌神仙。”这里所说的“气”,大多是指一种昂扬向上的格调和情感力度。后人评论建安文学,也常用“气”来概括。刘勰论建安文人为:“慷慨以仗气,磊落以使才。”钟嵘《诗品》评曹植创作:“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这种慷慨激昂的气度是整个建安时期最主要的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而曹丕身处其中,自然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曹丕的“文气说”一方面指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充分尊重作者的创作个性;另一方面在对具体作家的评论中表现出了对风力气骨的推崇和偏爱。
　　
　　三、“文气说”的意义
　　
　　首先,“文气说”是曹丕文艺思想的核心。《典论·论文》看起来似乎漫无中心,却涉及了到文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例如文学作品的价值问题、文体问题以及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文气说”是他们的核心和基础,因为它表现出了一种充分尊重个性的文学观。曹丕在《典论·论文》的一开始就谈论了文学的价值问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2]曹丕在这里指出,年寿和富贵都是“必至之常期”,惟有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延续,因此,他把文学创作看作实现和延续个人生命价值的寄托。它与“文以气为主”即文章是作家生命之气的显现是相通的,都体现了尊重人的个性,以人为本的思想。另外,曹丕的“文气说”还认为,作家的内在气质才性体现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中,就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因此,对作品的分析应该根据作家的个性特点来进行,反对“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批评风气。在曹丕和当时人看来,虽然俱禀元气,但禀受有偏,人的才性也各不相同。同样,“文本同而末异”,文章就其本体来说,都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但它的体裁又各不相同,分为诗赋、铭诔、奏议、书论等四科八体,“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由于八体不同,人各有所擅,只有少数通才能兼擅。但人们往往“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就难免产生偏差,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赏评别人。曹丕针对“文人相轻”的风气,对“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文人应做到“审己以度人”。
　　其次,“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是魏晋文学自觉的理论表现。鲁迅曾说过:“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5]“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学作为政治、经学的附庸而言。两汉时代,文学从属于经学,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厚人伦,美教化”的外在功用。到了曹丕的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对人的内在人格的追求,即对人的才性、品格、风貌的品鉴、思考和把握,作为“人学”的文学便发生了质的变化,真正体现抒情者个人的情感、气质、理想、追求的抒情诗成熟了。正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对文学作本体论的研究,对文学的内在价值和内在本质进行思考。
　　“文以气为主”的学说,便是这一思考和探索的成果和结论。这一命题意味着,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自身的内在本质,文学创作的成败取决于作家自身的内在资质。这就是说,就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巧拙成败,不是由他的外在修养、学问、习染所决定的,而是由他内在的气所决定的。就作品来说,它的艺术生命、审美价值,不是由它外在的社会作用、社会影响来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内在的、构成其本体基质的气所决定的。这是与儒家诗教相对立的文学思想。这一思想,是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内在本质的认知和探索的可贵开端。从曹丕发端,刘勰的风骨论,钟嵘的“风力”说,陈子昂的“风骨”论,韩愈的“气盛言宜”说,苏辙的文气论,以至后代的神韵、格调、性灵、境界诸说,都是对文学艺术生命、审美价值所作的本体论的美学概括。
　　
　　注释:
　　[1]周翰:《光管子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页。
　　[2]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页。
　　[3]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0页。
　　[4]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79页。
　　[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页。
　　
　　(杨梅英 曲阜 济宁学院 273155,苏州大学文学院 215123)

• 杨梅英： 心理学视域中的曹丕“文气说”探析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