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书写中国“农民内心”的长篇小说。该小说呈现出了农民灵魂的孤独感,开拓了对农民精神世界的表达空间,书写了在以往小说中很少被表达的乡土经验,体现了中国乡土文学新的叙事向度。
　　关键词: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 乡土经验
　　
　　在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在很多时候是被作家作为“他者”叙述和书写的,也就是说“农民”在作家的笔下往往成为被改造和启蒙的对象,而不能真正表达出农民自己的内心。20世纪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农民”往往是政治觉悟不高、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而80年代小说中的“农民”虽然呈现出了多种形态,像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李芸等等。但从总体上而言,“农民”仍然被纳入了某种先验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进行理解和表现,或者是批判,或者是同情,或者是理解,真正回到“农民”内心的写作并不多见。在2009年6月2日北京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与会评论家认为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是一部以原创性书写中国之人之心,深刻表达中国经验,是有鲜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作品。”那么,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在当代长篇小说中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它的原创性和中国经验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在当代长篇小说中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对于“农民之心”的表达。在以往的长篇小说中,“农民”往往被纳入先验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进行认识和理解,在这样的框架中,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农民的心”,在我们习惯性的文学阅读经验中,也往往觉得“农民”生活最大的问题是生存,也就是“吃”和“穿”的问题,他们的一切行为方式也都是围绕着这些生活的最基本问题展开,至于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作家去关心。刘震云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小说里没有大场面,像战争、霍乱、游行……但主人公在河边谈论过的知心话,我写的时候是惊心动魄的。‘咱俩过心吗?’‘你想答就答,不想答就不答。’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得歇:‘咱俩再说些别的……’精神的漂泊和交流,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专利,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从事‘低等’、‘下贱’职业的人都一样,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精神活动更剧烈、更惊心。”显然,刘震云的这段话说出了以往乡土文学经验阅读中所没有的一种现象,这就是农民或者下等人也有强烈的属于自己内心的精神活动,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灵魂。
　　由此,我们看到,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着力表达的就是走在路上的两个下层人物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了寻找能说得上话的“朋友”到处奔波,一路流浪。《一句顶一万句》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写杨百顺“出延津”寻找朋友。杨百顺在少年时代就结识了许多朋友,把结识的朋友看作知己,但是他认为自己的朋友都压根不把他当回事,最具有深刻悲剧感的是他与寡妇吴香香结婚后,他认为最知己的朋友老高,和他老婆通奸多年,他竟一无所知。在这里,我们深刻体味到了人生的“孤独”,为了摆脱这种孤独,他喜欢上了“喊丧”这种职业,奔波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养女巧玲。小说下部中的牛爱国也是为了寻找“说话的人”回到“延津”。不管是“走出延津”还是“回到延津”,作者所要说明的就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摆脱、无法摆脱的“孤独感”。下层人的这种“孤独感”在以往的小说中是很少被表现的,但这不等于说“下层人”没有孤独,只是在作家“启蒙视角”或“政治视角”下没有理解到这种“孤独”。从文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下层人”或者说“农民”问题是20世纪新文学产生以后才被作家所重视的,农民或“下层人”总是与现代知识分子建设新的“民族”、“国家”这样宏大的历史目标联系在一起。在现代知识分子看来,“农民”或“下层人”是无法理解他们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的,因此,他们就用新的道理、西方的观念来启蒙或改造“农民”,而“农民”本身的“灵魂”或者“精神活动”就被视为落后或愚昧的代名词,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失去了被“表达”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开拓了对“农民精神世界”的表达空间,书写了被以往观念所遮蔽的“乡土经验”。
　　这种被遮蔽的“乡土经验”的表达有着怎样的“历史”或“文学”的意义呢?在如上分析中,我们看到被遮蔽的“乡土经验”的核心是农民或下层人的孤独感。人的精神的孤独感虽然是无法摆脱的宿命,但深重的孤独感必然是悲剧性的,并不是人生所向往的美好结局。由此引发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的孤独,二是人如何克服这种孤独。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的孤独呢?从《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孤独是源于人和人之间的不能沟通,这种不能说话和沟通的孤独自然有着人在生存过程中为了各自的生存目的而维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本能性作用,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也会隐隐觉察到百年中国历史对人性的影响。在中国百年历史的动荡变化中,“农民”或者说“下层人”始终是处于被“利用”或者被“改造”的过程中,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或动荡,都会使他们的“命运”处于不能“自我操控”的境遇中,当然“个人”在历史中都会有不能把握自己的无力感,但“农民”或“下层人”的这种无力感会更加明显。当“农民”或“下层人”在百年历史中的这种深刻孤独表达出来后,我们就会思考应该怎样建构“农民”与历史的关系。“农民”或“下层人”在现代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应该有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等问题。
　　由此可以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表面写的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人际交往的孤独,但实质上写的却是中国人的百年历史孤独,其中隐含着对历史、文化、人性的深刻思考和批判。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不仅写了人的孤独的原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写出了人如何克服孤独。他写杨百顺和牛爱国到处奔波、寻找,这不仅是克服自己孤独感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人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永恒向往。他们在寻找、流浪过程中,虽然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痛苦,但在这一过程中却有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精神感动,这种感动来自于他们寻找“自己”和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不懈努力,这种精神也许正是中国人不断完善自己、不断走向美好的内在动力。在这里,小说中詹牧师的出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詹牧师在小说中与“人”不能沟通时,就与“神”沟通,在此过程中他会把世俗的日常生活放置一边,而寻求到精神的安慰。詹牧师的出现,连接起了中西文化中对人的不同理解,并且把人的“孤独”向往上升到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把中国下层人的“灵魂”与普遍的人类处境联系在一起,而拓展了小说的艺术内涵。但人的“灵魂”成为表现的核心,当“找一个说话的人”成为小说的叙述动力时,人与人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叙述就不是叙述的中心,而是成为叙述的背景,“个人”的精神感受就成为小说尤为重要的叙述内容。因此我们看到杨百顺由与一个人的交往转到与另一个人的交往,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连环套式的结构方式代替了以往乡土小说空间平面铺开的结构方式。刘震云虽然写了大量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只是为了表现杨百顺“孤独的心灵”,对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详细叙述,他深刻表现出的是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状态,在敏锐的洞察与叙述中体现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叙事向度。
　　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把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作一比较分析。在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是被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力量唤醒的一个“农民”,在他身上有阿Q式的“自我欺骗”,有鲁迅所批判的“国民的劣根性”,但在他的生活中,似乎没有精神的痛苦,他会在自己生活的满足过程中,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认同感。譬如当他在县城中遇到以前的老相识——县委书记,被安排到县城招待所时,他看到了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体验过的一种生活享受,沙发、席梦思床都让他兴奋不已,这一夜的经历成为他以后生活中念念不忘的一件事,他感到了被关怀的温暖,他的“心”没有流浪,他在认同生活的同时,生活也给了他一种踏实的感觉。在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有一种摆脱农村生活的奋斗精神,他为了成为一个“城里人”,抛弃了巧珍,远离了他所生活的“乡土世界”,但是他在“城里”的奋斗最终是“一场空”。在高加林由“乡村”到“城市”的突围过程中,他是有“孤独”的痛苦的,他的精神呈现出无所依傍的漂泊感,但是他精神上的这种“孤独”在作品中并没有充分的展开,最后还是以“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道德训诫方式,化解了他的这种孤独,让他回到了“温暖”的乡村世界。问题是当高加林回到乡村后,他的灵魂就真的不再痛苦和孤独了吗?农民或下层人的这种“精神漂泊”的充分展开,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才真正得到了呈现,这也正是该作品的意义所在。乡土世界被遮蔽的经验以艺术呈现的方式让我们体悟到了乡土文化的丰富和生命的内涵。
　　
　　参考文献: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王雪伟.“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理论与创作,2009,(06).
　　[3]陈新榜.一次向“民间史诗”的进攻——评刘震云长篇新作《一句顶一万句》[J].西湖,2009,(07).
　　[4]路遥.人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高晓声.陈奂生上城[J].人民文学,1980,(02).
　　
　　(丁佳蒙 苏州大学文学院 215123)

• 丁佳蒙： 书写被遮蔽的乡土经验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