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虹影小说欲望叙述的独特性在于其不固执地割裂描写女性的各种生命欲望,也没有抽空女性生存的生活空间、历史语境。死亡、自残等是这些女性欲望自救的无奈选择。
　　关键词:女性欲望 男权 自我救赎 悲剧
　　
　　虹影是一位有个性兼备受争议的旅英华文作家。其小说多聚焦女性欲望,使女性欲望叙述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她以超然的笔调展现了不同社会语境变迁中女性面临多种生命欲望纠缠而难以自拔,死亡、逃离等是这些女性欲望自我救赎的共同趋向。
　　
　　一、女性欲望的集结纠缠
　　
　　人的欲望双向指涉物质与精神,但最基本的是食和性的欲望。中国古代就有“食、色,性也”的精辟论断。美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五层次说”,并指出各种需要之间没有必要分出价值等级,需要都是一样神圣的。 [1]需要即欲望。洛克则认为“人们追求幸福和快乐是受欲望所驱使”[2]。欲望模式是虹影小说叙事模式之一,她往往将情欲与生存、权利等集结在一起,彼此构筑因果链或互为手段,完成对女性欲望的叩问和探究。
　　《饥饿的女儿》中 “饥饿”不仅指向物质缺乏,还隐喻情欲缺失。“母亲”就是一个集物欲情欲胶着难分的生命混合体。为了生存她出卖情欲;为了家庭她又压抑情欲。“母亲”骨子里一直存在对情欲的本能追求,虽然小孙的温柔体贴唤醒了她沉睡多年的情欲;但艰辛的生活状况却是“母亲”委身于小孙的根本原因。在此,“母亲”作为一个女人处于物质欲望与情爱欲望的双重“饥饿”中,为了家和孩子,她无可奈何地割舍了后者,回到丈夫身边。 “饥饿”不仅是“母亲”一家人的,也是那个时代共有的标记。在人人饥不果腹的年代里,女人为了生存,活得没有尊严,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屈辱和代价。虹影认为“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历史相关”,“离开历史的个人是虚假的,是自我幻觉,或者是自恋狂的手淫”。[3]“母亲”的“饥饿欲望”心照不宣地道出了女性苦难命运的历史根源。
　　女性性欲在男性社会中历来是被遮蔽、被压抑、被禁忌的,女性形象要么被理想化要么被丑化。而虹影能正视女性作为人的欲望本体,把女人还原为女人。与“母亲”形象不同,《上海王》中的筱月桂是一个性欲追求的极端代表,性欲对她而言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当她和情人黑帮老大常力雄体验到性爱高峰后从此不能自拔。常力雄被暗杀后,她只好借助梦幻实现爱欲的再次飞翔,甚至从窥视仆人的性爱过程获得某种变态的满足。伴随爱欲的实现她登上了权利巅峰成为“幕后上海王”。筱月桂女性欲望奋斗轨迹辗转于生存欲望、性爱欲望与权势欲望之间,在与男性复杂的关系建构中,她巧妙地凭借身体资源,改变了女性被压迫的地位,并改写了历史。比起“莎菲们”的性苦闷,筱月桂为女性性欲指涉了一条“飞翔之路”:让女性成为性欲的主体,在男性身上追求性欲的实现和快感。但就女性性欲的充分实现而言,它终究是一场恐惧而绝望的悲情之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致命的残缺”。[4]筱月桂终被迫放弃爱欲而孤独一生。“除为了生存所迫而出卖外,女性总是比男性更坚定地希望和要求性与爱能结合起来”。[5] 此言即是《K》的女主人公林的写照。与丈夫性爱不和谐,只能用道家的“房中术”补偿性饥渴。英国情人朱利安为了寻找“革命的热情”来到中国,与林相识相恋,但他并不想迎娶林做自己的新娘,只把她看作自己的第“K”(11)个情人而已,即使林的“房中术”给了朱利安“到死也不会忘”的境界。从《K》中我们发现,朱利安打着西方性解放旗帜的性爱与中国古代男性对女性的狎玩没有本质区别。作为现代女性的林一直在努力反叛或改写这种男性中心意识的性爱话语方式。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现实的残酷决定了林所渴望的性爱和谐不可能实现。虹影笔下的女性始终挣扎于形形色色的欲望中,尽管时代语境不同,但她们都不约而同彰显了女性欲望的原生态复归。
　　
　　二、女性欲望的自我救赎
　　
　　虹影小说中的女性都被置身于生命的各种困境之中。虹影不让劳伦斯的性爱描写“几乎嚣张”,读者却往往忽视了她为女性欲望困境发出的呐喊。当性爱与母爱、道德等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让位于后者,这似乎成了女性欲望的噩梦与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因此完全放弃了自身的情爱追求。欲望的自我救赎始终贯穿了她们艰难的一生,死亡、自残等是女性欲望自救的主要方式。
　　死亡是个永不衰竭的文艺主题。弗洛伊德甚至认为人有一种死的本能,和性欲的本能同样的原始而无所不在。[6]死亡是虹影小说欲望救赎的一大方式。《阿难》中苏菲割腕自杀是女性因情爱得不到满足而以极端方式抗争男权社会的结果,而女性“肉体的失败在精神的胜利中获得加倍的补偿”,[7]死亡救赎才有新的意义。虹影的《K》可算“国际版”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国女主人公林追求爱与性的结合,而英国男主人公朱利安却坚持“为性而性”。为摆脱爱情他在中国追寻红军,最终战死在西班牙战场,实现了自我价值。林女性欲望的痛苦源于对 “革命欲望”的男性失望。唯一的选择就是以自杀的方式解救自己。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死亡是爱的迷醉和伤痛”,“死亡的赞美诗就是爱的赞美诗”。[8]
　　《饥饿的女儿》中女性人物在追逐欲望的同时也承载了有意或潜在的负罪感。她们往往通过自残(自虐)的方法进行自我救赎。自虐,即用残酷的手段对待自己,是一种下意识的痛苦转移的需要。母亲、四姐、大姐都属于自残救赎类的女性。母亲认为自己的婚外情给无辜的子女们带来了屈辱,默认这种罪孽,异常自觉地毁灭人生的所有快乐。并由此走向自虐、人格分裂:为了对得起“良心”、保持“自我理想”,她压抑服从“快乐原则”的“伊德”,遵循所谓的“现实原则”。[9]因而母亲心理发生了强烈的“反向作用” [10] ,她比任何时候更顺从父亲。母亲用自虐和顺从达到欲望救赎补偿过失的目的,这无疑是十分耻辱而痛苦的。为了挽留住爱情,四姐竟用自杀(自残)的方式来自我救赎。虽然取得了合法婚姻,却一辈子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爱。而大姐追寻情爱的方式是周而复始地离婚与结婚。因为在唯成份论、唯血统论的特殊时代,有一个袍哥身份的生父,就注定了她“黑五类”的命运。而她之所以频繁更换丈夫,实质上这是被男人耍弄后的一种变态复仇。大姐用放纵生命的方式向男权社会挑战,最终烧伤的还是她自己,是另一种方式的自残。女性自残自虐的欲望救赎一方面是她们自身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相对于惨烈的“死亡”与“自虐”救赎,逃离是女性欲望救赎的另一种较温和的方式。逃离意味着摆脱压制束缚,目标指向独立、自由、幸福和爱。《饥饿的女儿》中主人公六六由于私生女的身份,在家得不到关爱,在外还要忍受欺辱。压迫蓄积着反抗,囚禁孕育着逃离,缺失意味着寻找。情感饥渴的六六和历史老师的隐秘情爱,实是六六在为自己寻找一个救赎地。历史老师的自杀使得六六的“爱情救赎”夭亡。她选择了逃离,企图在精神的流浪中拯救自我。与六六欲望自救表现为行动上的“逃离”不同,《上海王》中筱月桂的欲望救赎则是“梦逃”,即在梦幻中获得情欲的满足和痛苦的转移。当筱月桂生命中最爱的女儿抢走了她生命中最爱的情人时,她又梦见了给她爱的巅峰体验的故人常力雄,“梦逃”成了她情爱救赎的避风港。在男性菲勒斯文化背景下,女性的自我救赎多以悲剧结局。
　　综上,虹影小说的女性欲望叙事巧妙地绕过了两个误区,即性体验呈示的随意、泛滥、平庸化和性本能满足的欢天喜地的沉溺[11] ,直抵历史与生命的纵深处。
　　
　　注释:
　　[1][美]林方译:《马斯洛,科学心理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2][英]钱发平编译:《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166页。
　　[3]张洁:《虹影:成长小说如影如虹》,北京:人民论坛. 2003。
　　[4]赵树勤:《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91页。
　　[5][11]谭桂林:《20世纪中国小说的性爱叙事》,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评论方阵·谭桂林卷[C].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第141页。
　　[6][7]朱光潜,张隆平译:《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159页,第207页。
　　[8]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4页。
　　[9][10]奥地利,林克明译:《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第145页。
　　
　　(姚小艳 怀化芷江师范学校 419500)

• 姚小艳： 论虹影小说的女性欲望与救赎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