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厢故事自唐代流传至今已逾千年,故事情节、主题和人物形象都几经变换,其间有作家有意为之,有文学内部规律的作用,也有历史时代的影响。流变的过程也是故事文本之意义生成的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对文学接受、创作及教学都十分有价值。
　　关键词:西厢故事 流变 意义
　　
　　西厢故事最早来自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全文虽仅有三千多字,却描绘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悲剧。鲁迅先生认为“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影响甚大”,“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一论断也基本代表了学界对《莺莺传》的评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公正的。一方面这个故事是有生活基础的,另一方面瑕瑜互见,既有真情实感,又有虚伪说教。
　　西厢故事后来的流变过程在此不必赘述,仅挑重大变化论之。故事主题思想的变化是由矛盾冲突的变化引起的。《莺莺传》的矛盾冲突主要在莺莺与张生之间;而《董西厢》的矛盾冲突则是以张生、崔莺莺、红娘为一方,老夫人、郑恒为另一方。正是这一改造让人们把《董西厢》的主题思想上升到反封建制度、批叛封建礼教的高度。而《西厢记》最根本的进步意义在于,它表现了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郭沫若赞美其“反抗精神之伟大”,并认为这是“一切艺术之母”,《西厢记》就是伟大的反抗精神所产生的元代文学中“最完美”、“最绝世”的“女孩儿”。《西厢记》赞美了青年男女婚姻自主而进行的反封建斗争,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丑恶和虚伪,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理想。到了近现代,荀派艺术家创作的相关京剧则直接命名为《红娘》,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反封建女斗士形象,她的光彩甚至超过了莺莺和张生,成为与老夫人势力斗争的主力,从而更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
　　苏东坡曾把自己的读书方法命名为“八面受敌法”(见《又答王痒书》),意思是每一本书要读数遍,要从每一个角度去阅读和理解。笔者认为以往人们对西厢故事的解读并不全面,有些甚至十分牵强,而且回避了问题的另一些方面。本文将就此谈谈笔者个人的一点认识。
　　
　　一、故事本质是一个越轨事件
　　
　　从本质上讲,崔莺莺与张生之间并没有深入交往,他们的感情谈不上是建立在共同生活志趣、共同理想等精神基础上的可贵爱情,而是在礼教森严的时代,情窦初开的男女间的相互吸引,更多的是感观上的刺激,并在此情况下发生了未婚性行为,当然这也很可能促使他们更加相互依恋。
　　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女人越轨是可以当作新闻来关注的。那时的女性,尤其是像崔莺莺这样的大户人家的女性,很少做出与她们身份相悖的行为。这身份即是“轨”,家法、道德、伦理都因女性的身份而界定出她可活动的范围。在这一点上男性的活动范围大得多,与其经济、社会地位相适应,男人犯罪可以是杀人放火,贪赃枉法,或像孙飞虎一样强抢民女。至于像张生这样勾引未婚少女并非什么越轨,甚至被认为是一段风流佳话(所以元稹才会津津乐道),而对于崔莺莺这却是天大的事,是她的全部,她的命运。所以,她选择张生的风险远远大于张生选择她的风险。以至《莺莺传》中张生抛弃她,她也只能表示理解,因为她是自荐枕席、自甘堕落,社会对她的行为没有一点保障,始乱终弃是她别无选择的下场,是她的终极命运。
　　
　　二、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莺莺传》里老夫人是个没有个性的次要人物,而在《西厢记》和京剧《红娘》中她成了反封建的靶子。其实这是极不合适的。老夫人作为一个寡母,力量单薄,却承担着管教子女、维护相国家族荣誉的重任。剧中事发之前她除了让下人好生照看外,并未对莺莺有任何残暴行为。为退孙飞虎的兵设下权宜之计,作为一位母亲,这种做法也是可以被理解的。老夫人后来也没有打算亏待张生,只是坚持不把女儿许配给他而已。只怪这白衣书生魅力不足,实力不够,而不是母亲看着福不让女儿去享。且女儿早有婚约在先,违约亦是背信弃义,辱没相国名声的行为。再后来“生米煮成熟饭”,作为母亲她是既无奈又伤心。她疼爱女儿(去拷问红娘而不是拷问莺莺),没有谁会比她更希望女儿幸福。她知道一个女人在严格的社会氛围里生存之艰辛。让张生拿了功名再来娶莺莺其实是对女儿负责,而非不解风情,恶意拆散有情人。试想一个白衣书生若没有功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莺莺又不能养家糊口,他们将来如何生存?老夫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难道她不会想到张生可能拿了功名抛弃莺莺吗?可她只能这样做,事态发展至此,只能把一切寄托在张生的良心上。如果说封建礼教是可恶的,那么崔母也是压在大山底下的可怜女性,而不是大山本身,由她来扮演受批判的角色是不恰当的。在许多版本中作者也并没有批判她的意思,说她是封建礼教的代表,恐怕是一些人的误读。
　　
　　三、红娘形象的成因与其虚假性
　　
　　红娘的形象是逐渐成长起来的。从历史上讲,宋代奴婢地位比唐代奴婢地位要高,是较自由的劳动者。而且古代男性作家这样安排有可能是一种站在男性立场上推卸责任的做法。这一角色是丫环而不是小厮,这是因为男性作家认为女人天生不健全,缺乏理性,不计后果,爱撺掇。荀慧生的《红娘》更有些意识形态的味道,是一个反封建英雄的“高大全”的“典型人物”。她伶牙俐齿,真理在握,别人则色厉内荏,形象猥琐,这是一种符号化贴标签的做法。
　　因此红娘的形象就过分地高于生活从而脱离了生活,变得虚假,她的勇敢是不负责任的蛮干。有那么大本事为何不让张生先娶了莺莺?而是将小姐置于危险矛盾之中,一再担心张生另有新欢?她有何德何能为小姐的幸福与张生的良心买保险?张生若没有官职,他又如何养活一个过惯了富足生活的小姐?这些问题她都不考虑,因为她是一个孩子。她以为自己掌握了“诚信”这一真理,其实这是小孩子逻辑对成人世界的不理解。她无法理解老夫人用人生经验总结出的女人在那个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况且若郑恒向她来讨诚信,她又如何应对呢?
　　
　　四、大团圆结局之一厢情愿
　　
　　“愿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美好的主题,但却是童话的主题;是失真的也是无法达到悲剧的震撼效果的主题;是文人对社会复杂问题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是迎合大众逃避苦痛心理的媚俗之举。这样处理不仅使原来《莺莺传》的悲剧效果大打折扣,也丧失了《莺莺传》的教化作用与警世作用。悲剧是痛的,但生活往往就是如此,《莺莺传》正是把美好的东西破坏给人看,借可憎的张生向世人发出警戒。而《西厢记》和《红娘》的教唆作用却大大提高,它们不同于那些“共同进步”型的自由恋爱题材作品,而是建立在美貌之上,急不可待的爱情。
　　按存在主义者的观点,人在一定境域下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可前提是要自我负责,承担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在西厢故事中,张生作为男性的自由是更大的,他“改过”可以得到世人的理解、莺莺的理解;他专情则更受赞颂。可作为女性的莺莺无论在生理、情感、名誉上都没有“悔过”的机会,只有防患于未然。除此她别无选择。
　　可作家偏要这样做也有剧情内在逻辑的要求。因为如果不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红娘怎么办?难道如穆桂英般去征讨张生?她是做不到的,所以如果不能团圆,红娘这好不容易塑造起来的英雄形象将轰然倒塌。
　　即使说《西厢记》是反封建的,也是不彻底的,否则在《红娘》中,红娘那么可爱,莺莺那么“让人生厌”,为何张生不抛却一切观念去娶红娘?这里有几层事理上的原因。
　　人们,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期待或评价标准是偏向于莺莺的,她美丽、性感、依赖性强,性格温柔又善解人意,而红娘般的独立自主、精明强干、中性率直是不讨巧的。另外,张生得了功名做了官,娶了莺莺,接下来收红娘做妾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似乎可以猜测红娘也爱慕着张生,她的努力也许并非无私的。
　　以上所述观点只是笔者的个人看法,并不能解构《西厢记》及京剧《红娘》的艺术成就。相反,笔者十分欣赏这些作品,只是觉得不应过分夸大其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意义。这些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以其语言艺术、文言修辞、戏剧唱腔等方面的特殊质地达到了不可复制的高度,因此,后人再翻作这个故事也很难取代它们在文学殿堂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鲁迅.中国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郭沫若.“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A].文艺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宋东侠.关于宋代“女使”问题[J].青海教育学院学报,1993,(01).
　　[5]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孙玉石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00234)

• 孙玉石： 谈谈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　/　语文建设 2009年第1期
• 孙玉石： 鲁迅《野草》的象征艺术　/　语文建设 2009年第2期
• 孙玉石： 西厢故事流变之意义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 孙玉石： 不拒绝陌生　/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