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唐代诗文创作接受屈宋辞赋影响之迹甚明,考察其具体表现可见两端,即普泛性与地域性特点。接受之普泛性可从唐人关乎诗文的种种言论及屈宋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流布得以确证,并表现出两点特征:其一,就历时性而言,从初盛唐至中晚唐,虽然文学思想中的屈宋评价多有变化,时而贬抑时而褒扬,但文学创作中的屈宋接受实则从未中断。其二,就共时性而言,处于同一时期的唐代诗文作家,无论其占籍南北,其文学创作都会体现出对屈宋辞赋不同程度的接受。
　　关键词:唐代文学 屈宋 接受 普泛性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既然有地域性特征,那么其传播和接受也就随之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同时,相对于地域性而言,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也还具有普泛性。屈宋辞赋由于处于古代文学的上游地位,其突出的艺术成就又润泽惠及后世文学甚多,故后世文学对屈宋辞赋接受的普泛性特点也更为明显。从实际的文学史发展演变来看,“风骚”并提就表明屈宋辞赋是古代文学的源头之一,大量拟骚祖骚的诗文作品也表明屈宋接受的普泛性特点要大于地域性特点。
　　唐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倡导融合南北文风,为研究者所经常征引的是魏徵的一段论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在具体的文学创作方面,唐代文学同样表现出大一统政治格局下的全新面貌,由初唐的摸索过渡,再经“四杰”及陈子昂诗文革新旗帜下的创作实绩推动,至盛唐时渐渐形成并显现出自身的明确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所言:“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2]换言之,随着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实践较前代皆有很大变化,追求南北文风融合、追求风骚两挟、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是其重要特征。中国文学史之所以能够在唐代翻开最辉煌壮丽的一页,李杜韩柳等诗文大家之所以能够在唐代的文学星空上熠熠升起,文学自身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缘于此。若要推举一位能够代表唐代文学全面学习并汲取古今一切优秀文学成果之精神与努力的文学家,诗圣杜甫当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戏为六绝句》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即明确表明自己积极主动博采众长地对待前代文学遗产的态度,从而成就了杜甫集大成性质的文学思想和崇高的文学地位。此后,中晚唐的文学风貌虽有种种新变,但毕竟是承续前期文学精神发展而来,虽然一些文论家们也发表过抨击屈宋的言论,然而总体上的文学创作对“风骚两源”传统一直都表现出较全面自觉的继承和融合态势。以此,我们认为唐代文学对屈宋辞赋的接受十分普遍而广泛,基本涵括了初盛中晚各个文学发展时段。
　　从屈宋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流布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唐代文学屈宋接受的普泛性特点。譬如说《楚辞》专书及《文选》、《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一些收有屈宋主要作品的选本和类书,在唐代皆有较广泛的流布,是当时士子们重要的文学读本和提高文学修养及作文能力的重要途径。尤其是选本和类书,它们在扩大屈宋辞赋传播流布范围的同时,也就扩大了屈宋辞赋的影响,为唐代文士们较普遍地阅读接受屈宋辞赋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保障。此外,唐代是一个重诗赋才能的文学鼎盛时代,科考重诗赋对形成社会性的重文风习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唐人编选的一些文学总集如释惠《续古今诗苑英华》、李康《玉台后集》、蔡省风《瑶池后集》、徐坚《文府》等,皆是对前代著名文章总集《文选》、《玉台新咏》及《古今诗苑英华》等书的续选。由续选这一角度,我们即可推知这些总集的编选标准当与其所效法对象的选文标准无实质差别,即都强调入选作品要有文辞情采。也只有这样,方能使其成为对于实际写作具有指导意义的选本,因为选编这些文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学习作文的士子们提供一个学习模仿的范本,以便他们在科考中能够脱颖而出。究其实,唐人虽在理论上一度对六朝文风大加挞伐,但由唐代类书大量选入他们所激烈批评的六朝作家如沈约、萧纲等的作品来看,这些与实际写作关系较紧密的文学选本、类书等传达出的文学观念,恰恰与其文学理论上对追求声律丽词的反对形成了较明显的反差。如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即认为“使气飞动,缘情宛密”乃作诗要旨,而《古今诗人秀句》正是唐人诗文选本的一个代表,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唐代实际文学风尚的真实反映。据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一书,唐代诗格类著作便有二十余种,而且他还指出“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作为专有名词的‘诗格’是到唐代才有的”[3]。这些诗格类著作大致都是探讨作诗的技巧和方法的,主要包括声韵、属对、体势等。以上这些或许也能从一个侧面表明唐人的文学创作一直都是重视辞采、声律和情韵等文学要素的。而屈宋辞赋的最大特点恰恰就是惊采绝艳而蕴意浓烈、婉约深致而细腻幽美、比兴寄托而反复渲染,相对于质实朴茂的《诗经》而言,唐人欲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创作诗赋的才能时,其首选的学习对象无疑会是楚骚。
　　唐代文学屈宋接受的普泛性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就历时性而言,从初盛唐至中晚唐,虽然文学思想中的屈宋评价多有变化,时而贬抑时而褒扬,但文学创作中的屈宋接受实则从未中断。二是就共时性而言,处于同一时期的唐代诗文作家,无论其占籍南北,其文学创作都会体现出对屈宋辞赋不同程度的接受。据笔者检索《全唐诗》,仅唐代诗歌作品中称引屈原的即达一百八十五篇次,称引楚辞及屈骚篇目的也有九十二篇次;再如唐诗中仅直接称引过宋玉的诗人诗作就有五十四人次,共九十九篇次 。这些数据或许能够让我们对唐人接受屈宋的普泛性有一个感性认识。若再看看这些称引屈宋之作的作者时代与籍贯分布,我们便能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普泛性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为这些诗人包括从骆宾王、宋之问、张说、李白、杜甫,到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杜牧、李群玉、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齐己、鱼玄机等百多位诗人,他们出生并生活在大唐王朝南北不同的各个地区,同时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时期也分属于大唐三百年间的不同历史阶段。此外,唐诗中还有不少直接描述吟咏楚骚的诗句,如:柳宗元“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白居易“闲弄水芳生楚思,时时合眼咏《离骚》”(《湖上闲望》)、元稹“旋吟新乐府,便续古《离骚》”(《送东川马逢侍御使回十韵》)、张祜“幽栖日无事,痛饮读《离骚》”(《江南杂题》)、汪遵“憔悴莫酬渔父笑,浪交千载咏《离骚》”(《三闾庙》)、韦庄“分明昨夜南池梦,还把渔竿咏《楚词》”(《宿泊孟津寄三堂友人》)、刘兼“登高欲继《离骚》咏,魂断愁深写不成”(《登郡楼书怀》)等。这些咏屈唱骚的诗人生活时代跨越中晚唐百余年间,年辈较早的柳宗元、白居易等辞世数十年甚至是几十年后,年辈较晚的韦庄、刘兼等才出生,其各自的文学活动相差已近多半个世纪。相同的是他们的诗歌中都留下了此类推重楚骚的作品,甚至从具体的诗句中可见他们经常借高吟楚骚以抒情写怀。而且这似乎已变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似乎是对东晋王司州在谢安宴会上高诵《九歌》而旁若无人的心领神会[4],是对王孝伯“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5]的践行。也许是因为“《楚辞》可以培养出一种傲睨万物的人生态度,提高一个人的独立人格,踏进另一超现实的精神境界”,“《离骚》可以把生活艺术化、诗化”[6],所以后世便有很多将文士风雅与吟咏《离骚》粘附在一起的说法。唐人这一派众口同声的吟咏正表明了其接受屈骚普泛性有特定的文化传统因素。再如南唐冯贽《云仙杂记》 内亦载有两条关乎唐人与《离骚》的记述,其一云:
　　卢杞与冯盛相遇于道,各携一囊。杞发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针鱼脑,入金溪子手中,录《离骚》古本,比公日提绫文刺三百,为名利奴,顾当孰胜?”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引《大唐龙髓记》)
　　其二云:
　　钱芸士好读《离骚》,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斋。(引《姑臧记》)
　　由此类轶闻趣事性质的记述便可蠡测到楚骚在唐代较为广泛的传播,并见唐人对它们的赏爱之情。这同样也是一种视角,可使我们感觉到唐代文学屈宋接受普泛性的群众基础。
　　质言之,自刘汉建国而楚文化大兴,屈宋辞赋亦因之得以大范围地传播流布,并渐渐被后人视为与《诗》并立的文学源头之一种。本来是产生于楚地并染有浓郁楚文化色彩的屈宋之作,自此即已超越地域性限制而取得了全国性的文学地位。文学史演进到去汉已近千年之后的唐代时,屈宋辞赋的文学地位早已牢固树立而不可撼动了,因为此前历代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在《诗》、《骚》两种营养的共同滋养下得以成长发育的。刘勰评价楚骚的文学影响时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7]今人姜亮夫也说过,“中国文学史自从有了楚辞,特别到了汉代,得到汉高祖的提倡,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8]这也是唐代文学屈宋接受普泛性要大于地域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注释:
　　[1][唐]魏征等纂修:《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703页。
　　[2]引自《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1页。
　　[3]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世说新语·豪爽》载:王司州在谢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座无人。”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1页。
　　[5]《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410页。
　　[6]饶宗颐:《〈楚辞〉与中国文人生活》,见其《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373—374页。
　　[7]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8]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祁国宏 宁夏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750021)

• 祁国宏： 唐代屈宋接受之普泛性考论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 祁国宏： 屈宋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流布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