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与新时期作为我国家庭变动和妇女运动都比较激烈的两个阶段,在女性小说中都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反家庭”叙事。但两个阶段的“反家庭”叙事模式又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主要结合社会文化变迁、家庭结构等的变化来分析探讨这两个阶段女性小说“反家庭”叙事模式的不同及变化。
　　关键词:女性小说 反家庭 叙事模式 娜拉
　　
　　“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作为家庭变动和妇女运动都比较激烈的两个阶段,在女性文学中都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反家庭”叙事。但由于社会变迁及家庭结构等的变化,两个阶段女性小说“反家庭”叙事模式又体现出很大的不同。
　　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名作《玩偶之家》,在中国迅速形成了娜拉热,娜拉的离家出走也成了新女性们竞相模仿的典范。然而,由于“家庭”这一概念本身的多义性(中国的家庭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即一个是我们出生所在的家庭,一个是我们通过婚姻选择来建立的家庭),其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和误解即“五四”时期的“中国娜拉”们所勇敢走出的家庭和易卜生之娜拉所勇敢走出的家庭二者之间的混用。实质上,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指,一个是指很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封建大家庭,一个是指西方的夫妻核心家庭。
　　
　　一、“五四”时期的“反家庭”叙事
　　
　　“在农业社会里,丈夫和父亲在自身阶级地位允许的范围内,凭借着社会规范、社会压力、以及在法律和经济上对多数资源的控制,可以任意摆布妻子和孩子。”[1]中国社会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的农业时代,直到20世纪才开始有所改变,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式结构,家庭制度是社会结构的基石,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集社会赋予的经济、政治及道德力量于一身。在这种社会模式下,青年一代特别是女性对家庭的依附性较强。他们一旦离开原有的大家庭几乎得不到任何发展的机会。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作为封建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传统观念受到激烈冲击的“五四”背景下,“父权”家庭这一传统权威自然遭到了人们的普遍非难,传统的家庭制度和观念受到了现代化潮流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因为“父权制不仅意味着妇女从属于男子,同时也意味着年轻人对年长者的臣服。”[2]所以,在把父权制的传统大家庭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靶心来处理这一点上,女性与男性获得了共谋,他们作为封建家庭叛逆的儿女携手逃离了大家庭。
　　可以说,在“五四”时期,“反家庭,反家族的封建专制与反社会的封建专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3]因此,“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反家庭叙事也首当其冲地表现为摧毁传统观念中家庭的象征——“父亲”的形象,批判、否定封建传统大家庭的专制腐朽和桎梏人性。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对“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进行梳理时,所用的一个醒目的标题就是“弑父时代”。“五四”文化运动中,父权制家庭中的年轻女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要脱离“父亲的支配”,急需巨大的离心力,当时社会主导思潮所宣传的“自由恋爱婚姻”则给予了她不顾一切的力量,她们开始有意识地以恋爱婚姻来促进自己的独立性。如冯沅君《隔绝》中女主人公“我”的心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你抱我在你的怀里的时候,我虽说曾想到将来家庭会用再强横没有的手段压迫我们,破坏我们,社会上会怎样非难我们,伏在你怀里哭,可是我真觉得置身在这个杳无人烟,荆棘塞路,豺虎咆哮的山谷中一样,只有你是可依托的,你真爱我,能救我。”[4]可以看出,她是以恋爱自由来反抗父权家庭的,同时把这种恋爱自由当作她意志自由的象征,把“他”当作救“她”出牢笼的最大依托。
　　邓晓芒曾对此作过深刻的剖析,“子君绝不可能像娜拉那样出走,相反,娜拉的婚姻正是她下意识地追求的理想,即成为丈夫的玩偶或孩子。”“娜拉出走后,即使冻饿而死,也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人而死;子君却是作为一个孩子出走的,她到死都仍然是一个孩子——不是丈夫的,就是她父亲的。”[5]因此,她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娜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作家们主要是从反对传统“父权”、勇敢地逃离父权家庭的女儿们的角度与立场来建构“反家庭”叙事的模式,塑造了具有女性自我意识的女儿辈形象的“娜拉”,“但是每人都并未完全认清,都把结婚当作对独立自主的肯定,当作捏造一种有限的自我认同的方式”。[6]
　　
　　二、新时期出现的“反家庭”叙事
　　
　　新中国的成立,加快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社会结构高度分化,家庭已经不再控制着重大的经济或政治机会,这就导致了传统大家庭的衰落。同时,在政府的统一改造之下,女性普遍走出了家门,走向了社会。女性除了干家务、离开家庭而没有任何就业机会难以养活自己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原来传统家庭对青年一代特别是女性青年的全面控制已经逐渐消失,“五四”时期反父权家庭这个问题在此已经基本上获得了解决,也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共识,不再作为一个突出的矛盾出现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现代社会的青年人都比原来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更加速了中国家庭的变革,家庭结构呈现出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家庭类型逐渐核心化的趋势。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使得横向的夫妻关系开始代替纵向的亲子关系而成为我国家庭关系的核心。而随着这种家庭的日益核心化,两性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突显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女性自主性的觉醒以及女性文学自身的不断发展,新时期女性提出了新的问题,她们的小说中出现了迥然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反家庭”叙事模式。从新时期最早出现的张洁、张辛欣到王安忆、铁凝以至于林白、陈染、徐小斌等人的“反家庭”叙事文本中塑造的都是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妻子或者游离于婚姻家庭之外的女性形象。这里仅以张洁的《方舟》为例。在这部以三个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里已经没有了“五四”时期男女结盟共同反抗父权家庭的背景,文本中充斥更多的则是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如文本中的荆华所说:“好像她们和男人之间有一道永远不可理喻的鸿沟,如同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有一道‘代沟’。莫非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性别的沟壑?可以称它做‘性沟’么?”[7]
　　很明显,在此男女两性之间的“性沟”已经取代了“五四”时期的“代沟”,成了女性文本中主要的矛盾,而且是在“五四”时期“代沟”矛盾已经得到基本解决的基础上由新时期女性自己提出来的一个有待解决的新问题。
　　
　　三、从“中国娜拉”到真正的娜拉言说
　　
　　作为有着深刻历史文化沉淀的家庭,一时半会儿并不会有很大改变,勇敢地从“父”之家逃离且获得了恋爱自由的“中国娜拉”只要再走入家庭,肯定会发现一个充满男权中心意识的“夫”之家。“五四”时期的女性也约略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一时期和女性文学作品对此也稍有涉及。如庐隐作品《海滨故人》中对女性友谊的抒写,《胜利以后》中对恋爱结婚胜利后黯淡烦躁的家庭日常生活描写,以至于婚后她们都有着“回顾前尘、厌烦现在、恐惧将来”的心态。但是由于种种局限,作者并未深入下去,而只是把它归结为“填不平的大地,何处没有缺憾!”[8],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是到了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等小说才正面从女性角度真正地触及到了新式“夫权家庭”,将女性与家庭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时期以来,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女性自我意识,与“五四”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们清晰地发现了“夫权”之家的不平等和种种束缚,并且大胆地在女性文本中表现出来。从《方舟》文本中可以看出,新时期的“反家庭”叙事主要是从与男性站同一地平线上的女性的视角来揭示夫权家庭对女性的奴役、压制,表现了处于“第二性”位置的女性们的精神苦闷、觉醒与反抗,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逃离夫权家庭。可以说,与“五四”时期的娜拉们相比,《方舟》中出现的这批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妻子或者游离于婚姻家庭之外的女性才具有了真实的性别意义,是真正的“娜拉言说”,使得“反家庭”问题逐渐深入。
　　
　　注释:
　　[1][美]威廉·J·古德,魏章玲译:《家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2][美]马克·赫特尔,宋践,李茹译:《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3]钱竞,邵燕祥,何西来:《重说“五四”对话录》,《文艺理论研究》,1996,(02),第42页。
　　[4]袁世硕,严蓉仙编:《冯沅君创作译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5]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291页。
　　[6][英]安东尼·吉登斯,陈永国,汪民安等译:《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7]张洁:《张洁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8]肖凤,孙可编:《庐隐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页。
　　
　　(李虹 广州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510540)

• 李 虹： 从“中国娜拉”到真正的娜拉言说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 李 虹： 一节没有准备的课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