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同属“自然”派,他们的诗中都包含了强烈而真挚的自然之爱,二者都可称为为自然而诗的诗人,他们有相似的心灵咏叹,也有着个性的人文情怀以及不同的人生境界,这也就使二人拥有了别样的人生。
关键词:华兹华斯 陶渊明 自然观 诗歌
中西方田园诗代表人物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诗中都包含了强烈而真挚的自然之爱,这主要表现在二者诗歌中的自然观。在他们心中,大自然是人间的净土和乐园,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但同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等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自然观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 、相似的心灵咏叹
处于不同时代的,受着异质文化侵染的陶渊明和华兹华斯在回归自然后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用心灵发出了美妙的合声,从而把我们带到自然的田园中去捕获精神的瑰宝。
(一)保留自然的质朴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都把自然作为诗歌创作的对象,而且以诗境的质朴无瑕为诗歌创作的原则。后人评陶诗,多称誉其诗风的平淡自然。在他的意识里,诗歌就应该自由地表现个性,胸怀坦荡地直接抒情。他在自己的诗中如实地表达自己对劳动生活、田园风光的情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看似平淡无奇,像是随意之作,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禾苗在微风的吹拂下慢慢生长,诗人的衣服上沾了些许的夕露,一肩月光,荷锄夜归的景象。元好问评陶诗:“抑郁天然万古新,好花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来赞美陶渊明诗歌自然天成、清新自然。
同样,华兹华斯主张“通常都选择卑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热情找到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淳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感情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后,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和永久的形式合二为一的。”
(二)共同的思想境界,二者都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华兹华斯在从大自然和纯朴的人们身上寻搜美的同时,还从人同自然的结合上去窥探美,凭着火一样的热情把自然与人在审美这一点上熔为一炉。他的《咏水仙》,在大自然中寻找理想和安慰,寻找人性最后的归宿,大自然能启迪人性中博爱和善良的情感,能抚慰人的心灵创伤,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如诗中第四节所写:“多少次我郁郁独卧,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寞”,唯有水仙的景色——大自然的景色,“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使“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在这首诗中, 包含着浓郁的哲理意味,即“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和永久的形式合二为一的”,体现了人的情感与大自然的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
陶渊明一生追求自然,在陶渊明的哲学观中,自然是自在自足、没有外求的存在,表现了“形居尘俗而粞心天外”的超然。其中最让人称道的当属《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寄心于远,则虽在人境,而车马亦不能喧之;心有芥蒂,则虽嬗一壑,而逢车马亦不免惊猜”,所以在这里只能用意无所属的“见”,而不能意有所属的“望”;“见”是“心远”达到的一种哲学和艺术的境界: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人与自然冥会妙合,浑然如一。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他把情感的自由表达看作是诗的根本要求,希望以此来摆脱封建的乃至资本主义的理性对人的束缚。中国魏晋时代是“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玄学家要使情不受有限事物的束缚而达到无限的境界。
二、差异中尽展个人情怀
作为山水派的代表,他们渴望打破虚伪的面具,而回归一个真正的自我。他们回到自然中去完善自己,净化心灵。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依然存在着矛盾的一面,也正是这些不同,而使他们拥有了一片特别的专属于自己的天地。
(一)“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曾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这两个概念,“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诗人在描写自然景物时,偏重于主观情思的直接流露。”华兹华斯往往以一种情绪,一种具有鲜明倾向与色彩的心境投射到自然物中,但自然物本身的自在性同那个“欲之我”是相对立的。他在《致雏菊》中写道:
白天,当毫无收获的焦躁不安
这个世间的一切亢奋狂热
压在我这颗怦怦跳动的心上
我在精神上多少次求助于你!
穿过树林蜿蜒流去的葳河啊,
我的灵魂曾多少次求助于你!
当时,华兹华斯来到的崴河是位于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的一条河流,两岸高岩陡坡,瀑布奔泻,树木苍苍,于是抚今追昔,感到当年那种童年的“狂喜都一去不复返”了,他已经学会了“重新观察自然”,“经常倾听着无声而忧郁的人生之歌”,这歌“使心灵变得春节平静”因而感到落日的余晖、广阔的海洋、新鲜的空气、为蓝色的天空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已经“深刻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这个“大自然的崇拜者”比以前更加热爱“这些高崖、陡坡上的树林、绿色牧野的风光”了,于是大千世界便成了他精神上最好的寄托。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是指以自然本身构作的方式来构作自然,以自然自身呈现的方式来呈现自然。陶渊明对自然景物所做的凝视,显然不单只是从诗人的观点来看的,他没有理性的侵扰,不是展示他的全部经验,而是通过消除经验使之进入“无”的境界。如诗人在归隐之后,欣然回到大自然怀抱,并写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中既有菊、山、日、鸟组合成的优美淡远的景,也有诗人悠然的心情,远离了尘世的喧扰,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诗,以自然万物作为欣赏欢娱的对象,并将自我融于其中,使自我与自然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物我一体,从而达到“物我”的境界。
(二)任真的心性和根深蒂固的泛神论
陶渊明诗中的自然是任真的心性向实体自然界及田园生活的扩展与融合,反映的是适性自得的精神境界。叶嘉莹在谈到陶诗的主导思想时曾指出,陶渊明汲取思想与修养的原则“只在于任真的适性与自得”,即我们说的自然本真。
华兹华斯诗中的自然是客观自然界与泛神论的统一体,表现了诗人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崇拜自认的虔诚之心。华兹华斯在歌颂大自然的同时,更歌颂主宰大自然的神秘力量,自然是神秘的表现,从而使自己成为了相信上帝的泛神主义者。于是他的诗中常出现“上天的意旨”“是大自然所做的神圣安设”等语句,他把自然那种充满活力的万事万物都看成是神灵的表现,觉得每一事物的内部都蕴含着永恒的意义。只有在这时“我才敢真正感到满足,在不可言喻的欢乐里,我感到上帝的精神在穿透一切……无疑,这上帝的精神穿透力越强我心中的快乐也愈烈。天地之间上帝的精魂在万事万物中回旋流转……”(《序曲》第二部)。他笔下的自然是感伤的、神秘的和理想化的。对世人来说,杜鹃鸟不单纯是鸟,更是催人更新自拔的“看不见的神秘东西”。他把宇宙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表现,肯定永恒的、绝对的“神”的存在。
(三)自己的自然和自然的自然
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他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就是他的心灵,他就是自然的组成部分。陶诗的自然在观照后所得依旧是自然,可以说自然就是他的心灵,他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心灵超出了人情的羁绊,全然融入自然之中,可以说,陶渊明本人就是自然。
在西方理性分析文化滋养下的华兹华斯强调“智心”在诗中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的诗中充满了自我和思辨。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他的出发点是自然,但落脚点总是人,从而使他的诗没能真正消除自我与自然的相对独立性。在《我似一朵孤独的流云》一诗中,华兹华斯写道:“我独自游荡,像一片孤云,高高地飞跃峡谷和山巅。周围的景色则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它们在那边湖边的树荫里,在阵阵微风中舞姿摇曳。”诗人尽管在极力的赞美着自然,却依然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感情赋予景物中,使整首诗充满了自己的情感基调,而把自己和自然分开来,也就没能达到真正的境界。
三、生活经历中突显的人生境界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两位诗人如此钟情于自然,这与他们特定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在幽静的田园乡村中成长,感受着自然的无限风情。然而,成年后不同的生活经历是他们自然观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
陶渊明从幼到老,都以种田为生。他几次出仕,可每次都以再次返回田园而告终,这其实都与道家的影响密不可分。他顺应道家顺应自然,崇尚精神的自由。他质性自然,看不惯官场的虚伪污浊,龌龊的官场生活时常使他感到痛苦和耻辱。因此,他向往田园生活的自由,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归去来兮辞》中,他曾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在他看来,自由是最重要的东西。无论是出仕还是入仕,无论是做人还是做文章,他都是把自由作为生命的本质放在首位的。他在诗中还努力使主体意识与自然精神相契合,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充溢着悠悠的山气,安详的暮色,高远的飞鸟,以及大片大片的浮云。尘世的“我”好象与世间的“物”融成了一体,在浩淼的宇宙中,徜徉自得。
华兹华斯处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变革时期。他对法国大革命非常推崇,对工业化很厌倦,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开始消沉。而在此时,卢梭的自然神论和“回归自然”的号召,重新点燃了他的激情,而他对自然的爱也由此上升到一个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他曾说过“我这大自然的崇拜者,精神抖擞的来到这里朝拜;或者说我来这里时怀着强烈的爱。”(《丁登寺赋》)正是自然的美景加深了他对社会鄙陋的认识。他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体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他认为自己应尽一些微弱的力量来反对这种压制人性、毁灭人类的行为。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和华兹华斯,他们一个是隐士,一个是显士;一个靠着农桑维持生计,一个则靠着年金舒适的生活;一个把自然彻底的融入了田园中,一个则是抱着欣赏的态度,看着自然中的一切事物。
作为中西方自然诗代表人物的陶渊明和华兹华斯走着几乎相同的人生之路:自然——社会——自然。尽管二人怀着相同的目的走进同一个自然,但由于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他们自然观中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追求以及不同的人生境界,也同样使二者拥有着别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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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盟 伊春 哈尔滨师范大学 15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