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文主“变”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在该书的《通变》篇,刘勰对文学之“变”又集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对于“通变”的解释,目前学术界并未统一意见。本文尝试在文学史发展的视野中,从对“变”的分析入手,换一个视角对刘勰的“通变”思想进行探索。
　　关键词:《文心雕龙》 变 通 变与不变
　　
　　主“变”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重要思想,但该书中的很多篇章中,“变”字很少单独出现,而多是和“通”字连用,或为“变通”或为“通变”。在本书的创作论部分,刘勰还专设《通变》一篇,论述为文之变。那么,该如何理解刘勰为文之“变”及其“通变”观呢?
　　
　　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1]在这一时期,传统儒家学说随着政局的动荡而丧失了统治地位,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又为文学创作增加了新的因素,中国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自觉,注重个性。在文学自觉和情感的个性化过程中,骈文、抒情小赋、七言古诗、小说等文学样式逐渐兴盛起来,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的题材,“永明体”的创立在声律、词藻、对偶等方面为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过渡进行了重要的探索。而且,在长期的南北分裂中,形成了南北朝不同的文风。这些成就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但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方面,贵族阶级、官僚阶层、门阀士族片面发展了文艺娱情悦性的作用,用文学来点缀腐朽没落的生活,使得绮丽淫靡的文风逐渐泛滥开来。特别是到了齐梁,由于最高统治集团的倡导,宫体诗出现,这种重声色、轻内容的文风更为盛行。主导文坛的风尚是重词藻、典故、声律等具体的技巧,而忽视整体审美意象的塑造,很多作品内容贫乏,格调低下,风格柔靡。
　　对于这种不良倾向,和刘勰同时代的钟嵘、苏绰等人已经在理论上提出批评。钟嵘在《诗品》中提倡自然美和“建安风力”,反对刻意追求文辞藻饰之美的文风。苏绰在协助权臣宇文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也着手运用行政的手段改革文风。对文风的改革,苏绰侧重在体裁、形式的复古上,针对“世道雕丧”、“大乱滋甚”的现实状况,主张“移风易俗,还淳反素”。苏绰的改革主张只是从政治上硬性地推行一种古奥的文体形式,并没有解决人们认识上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
　　同钟嵘、苏绰一样,刘勰对齐梁时的浮靡文风也持一种批判态度,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变的主张,这种主张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但刘勰的“通变”思想不仅是针对齐梁文风的,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更为通达的文学发展观。
　　
　　二
　　
　　关于“通变”,并非刘勰首创,而之前已有很多古籍将“通”和“变”二字连用,或对举使用。《周易·系辞上》有:“《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又有“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韩康伯注:“物穷则变,变而通之,事之所由也。”孔颖达疏:“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凡天下事,穷则须变,万事乃生,故云‘通变之谓事’。”[2]《周易·系辞下》还有这样的记载:“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刘勰的“通变”与古代典籍中“通变”一词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对于《通变》篇之篇名,目前学术界的解释争议较大,主流的观点是将“通”解释为继承,“变”解释为变革,“通变”一词为并列结构,认为刘勰强调文学创作既要继承也要革新。如王运熙在《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观》一文中说:《通变》篇是“探讨文学创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3]。冯春田在《文心雕龙词语通释》中将“通变”解释为:“前后相承为通,趋时变化为变;善于继承为通(会通),适时变化为变(适变)。”[4]但在《通变》篇中,“通”与“变”较少对举成文而更多连接使用,如“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另外在《议对》篇中有这样一句话:“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可见,“通变”作为一个词与“名理”和“故实”等继承的因素相对,更突出“变”的意思。所以,将“通”解释为继承,“变”解释为变革,显然难以立足。
　　另外,其他对“通变”的解释大概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刘勰不满当时的浮靡文风,所以提出“通变”意在复古,以补偏救弊。如纪昀认为:“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5]在《文心雕龙注》中,范文澜先生这样认为“纪氏之说是也”。黄侃也认为“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列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6]第二种观点认为“通变”重在强调“变”。如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盖此篇本旨,在明穷变通久之理……齐梁文学,已至穷极当变之会,乃学者习而不察,犹复循流依放,文乃愈弊。舍人通变之作,盖欲通此穷途,变其末俗耳。然欲变末俗之弊,则当上法不弊之文,欲通文运之穷,则当明辨常变之理。”[7]第三种观点将“通变”解释为“变则通”,二者是因果关系,变是原因,通为结果。在《文心雕龙义疏》一书中,吴林伯认为,“刘勰以通和变为二事,而彼此并非平列,有着因果关系。换言之,变为因,通为果,由因致果,从变生通,所以‘通变’即西晋陆机《演连珠》曰‘通于变’……刘勰作本篇,意在剖析文学的修辞规律,认为文辞要通利而不僵化,就得见机变化而不因循。”[8]在这三种观点中,将“通变”理解为复古或新变又都似乎有失偏颇,且复古的目的仍然是新变,而吴林伯的因果论最终的落脚点仍是“新变”。这种对“变”的片面强调显然又忽视了刘勰的“宗经”思想。
　　
　　三
　　
　　以上几种观点都注意到刘勰文论对“变”的强调。主“变”确实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主要思想,也是《通变》篇讨论的核心话题。所以,不妨从“变”入手,换个角度再来看“通变”。
　　对于“通变”之“变”,目前学术界多认为仅仅是文辞或修辞规律的变化。这种观点大概是来源于《通变》篇“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和“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另外,篇中第三段所举枚乘、司马相如、马融、扬雄、张衡各例,也基本是文辞的因袭变化。但仅仅将“变”理解为文辞或修辞规律的变化,这明显丢掉了“文辞气力”中的“气力”。而对于刘勰从枚乘到张衡之例,牟世金在《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中认为,刘勰此段举例是说“汉代五家却于应该‘通变则久’的未加新变,反而‘循环相因’,‘五家如一’。”[9]所以意在批判而吸取反面教训。从刘勰对“变”的强调和例中五家的文辞相因看,这种解释应该是合理的。
　　那么,刘勰的“变”是要求创作中对什么进行变化呢?在对“变”的内涵进行探讨前,不妨先看看刘勰的整体文论观,在《原道》篇中,刘勰即亮出了自然为文的思想:“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而心又是和情不可分的,心之为文即表现为情的自然流露。《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体性》篇说:“情动而言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物色》篇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明白了刘勰文论的自然情感观,再来看《通变》篇的这段文字:“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墻,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其中第一句“志合文则”即表明作文应和作者的情志相符合,而最后一句“序志述时”表明文章在表达情志的同时,还要叙述时事,和时代相结合。《时序》篇也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可见,刘勰的“变”除了文辞的变化更新,应该还包括作家情志的不同和时事的变化,而后者就更是“变”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这种“变”的内容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中也可以找到根据,《诠赋》篇说:“触兴致情,因变取会”。《神思》篇说:“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神用象通,情变所孕”。《风骨》篇说:“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情采》篇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从以上文辞中可以看出,刘勰特别强调为文之真“情”,主张在真感情的基础上遣词造句,而反对为文而造情的淫丽文风。
　　此外,在《辨骚》篇中,刘勰对《楚辞》以很高的评价:“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认为《骚经》、《九章》等篇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自《九怀》以下,“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在刘勰眼中,《楚辞》在“取熔经意”,在规讽、比兴、忠怨等方面同于经的同时,更表现出文辞的变化,而文辞的变化正体现在对作者不同情志的表达和对不同时代的反映上。
　　对于齐梁间“文体解散”、“言贵浮诡”、“将遂讹滥”的不良文风,刘勰提出“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辞的变要遵循经诰“为情而造文”的写作原则,在或质或文、或雅或俗的文章之间取舍权衡,掌握“序志述时”的写作准则,才能根据情志和时代的变化而写出“衔华而佩实”的好文章。
　　可见,刘勰的“变”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不变的是作文“为情而造文”、“序志述时”的写作原则,而不同作者的情志是不同的,不同时代的时事是变迁的。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其文辞自然是不同的。结合“通”来看,在《通变》篇中,既有“通”、“变”二字连缀成词,也有二字对举之处,而不论二字组词连用还是对举使用,都蕴含变与不变的统一之意。由此,刘勰主变,但并不是片面的强调变,而是一种统一变与不变的“通变”,“通则不乏”是指为文不变的因素,即“序志述时”,而“变则其久”则是为文须变的因素,强调创作要根据不同的时代和作家不同的情志而变。
　　
　　注释: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黄寿祺:《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冯春田:《文心雕龙词语通释》,济南: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
　　[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8]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常力强,窦克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00081)

• 常力强 窦克林： 《文心雕龙》“通变”思想再探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