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胜,西汉著名经学家,为西汉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的创始人。笔者今就其有关的几个问题,略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夏侯胜是哪里人?
夏侯胜是哪里人,有几种说法:一说为曲阜人,一说为东平人,一说为宁阳人。
据《汉书》卷七十五本传:“(夏侯始昌)鲁人也。……族子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其中结论性语句为“故胜为东平人”,似乎夏侯一族为东平人无疑。后世东平人力争其为东平人氏,所据即是此语。然而这是仅就其郡望而言,并非其具体的出生居住地。
关于“鲁共王”,颜师古注:“共读曰恭。恭王名余,景帝之子也。”可知鲁共王又称鲁恭王,是汉景帝的儿子,被分封于鲁。后来刘余又分封他的儿子刘恬(即节侯)于鲁国西部宁乡(即后来的宁阳)一带,称“宁阳侯”(见《汉书》卷十五《王子侯表》)。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介绍夏侯始昌为“鲁人”,而在介绍其族子夏侯胜时,却插入关于鲁共王分封其子刘恬的一段记载。原因何在?显然是用以说明夏侯胜虽为始昌同族,但其居住地却属于刘恬治下的宁阳侯国。当时郡国并行,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的宁阳当时又属于大河郡(后来的东平郡)管辖。
因为《汉书》本传称夏侯始昌为“鲁人”,所以据此认定夏侯胜以及夏侯建也是曲阜人;因为宁阳当时归东平郡管辖,所以认定夏侯胜以及夏侯建都是东平人。这些说法虽不是毫无道理,但都不准确。夏侯胜的籍贯,按封国说,应该是鲁王国下设的宁阳侯国;按郡县说,则是大河(东平)郡所属的宁阳县。这样才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而今曲阜、东平、宁阳都是平行的县级单位(其中曲阜为县级市),我们今天来认定夏侯胜以及夏侯建的家乡,则只能是宁阳县,与曲阜、东平则只有历史渊源,而无现实瓜葛了。
二、夏侯建是夏侯胜什么人?
关于夏侯胜与夏侯建之间的关系,有三种说法,一为叔侄,二为兄弟,三为父子。以叔侄说较为流行。出现这样的纷乱,缘于《汉书》本身记载的混乱。本传里说:“胜从父子建”,《儒林传》里则称为“从兄子建”。颜师古注《汉书》本传又云:“从父昆弟之子。”昆弟者,兄弟也,但究竟是父辈的昆弟还是同辈的昆弟,语焉不详,更添混乱,不如不注。
“从(读zong,四声)父”,是伯父、叔父的通称。若依本传,夏侯建为夏侯胜“从父子”,两人应该是叔伯(或堂叔伯)兄弟。而依《儒林传》所讲,夏侯建为夏侯胜“从兄子”,两人则是叔侄(叔伯或堂叔伯兄弟家的儿子,即夏侯建为夏侯胜的本家侄子)。“从父昆弟之子”,则不知所云。
笔者认为,由于《汉书》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班固在其父班彪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在其妹班昭协助下完成,出现错讹是难免的。但涉及人物家族关系这样的问题,显然应该以记载详细的本传为准。即:夏侯胜与夏侯建是叔伯或堂叔伯兄弟,而不是叔侄关系。至于二人年龄的差别,与辈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两夏侯为同辈兄弟关系,还有一点可为旁证。夏侯胜的字是“长公”,夏侯建的字则是“长卿”。如果二人不是同辈,按照古人命名取字的规矩和习惯,夏侯建是不应再以“长”字开头取字的,否则便有犯上之嫌。
还有,我们知道,夏侯建虽曾师事夏侯胜,但又曾转益多师,左右采获。在学术上尤其是治学方法上与夏侯胜是大有区别的,并且二人曾有互相攻讦的历史记录。据本传记载:“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这应该是相当尖锐的学术争论。二人分庭抗礼的结果,是分别形成了大小夏侯学派。两人如果是叔侄(更不要说是父子),夏侯建未必能这样“当仁不让”;即便他能“当仁不让”,也肯定会受到夏侯胜以长辈身份进行的压制,或来自别人的嘲笑攻击。但我们并未发现这方面的记载。
最后,通过本传对夏侯胜和夏侯建后人的介绍也可推论出他们的关系:“胜子兼为左曹太中大夫,孙尧至长信少府、司农、鸿胪,曾孙蕃郡守、州牧、长乐少府。胜同产弟子赏为梁内史,梁内史子定国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为少府、太子少傅。”我们看到,在夏侯胜后代的介绍中,介绍了他的儿子夏侯兼、孙子夏侯尧、曾孙夏侯蕃以及他的嫡亲侄子夏侯赏、侄孙夏侯定国;在介绍夏侯建时介绍了他的儿子夏侯千秋。可见在叙述者心目中,夏侯建与夏侯胜是并列的两个分支,二人不是叔侄关系,更不是父子关系,而只能是同族兄弟关系。
至于夏侯胜与夏侯始昌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说法。《汉书》本传称夏侯胜为夏侯始昌的“族子”。有人据此认为两人为嫡亲叔侄甚至父子,这是错误的。《朱子语类·礼》:“据礼,兄弟之子当称‘从子’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称‘从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称‘族子’。”足见两人虽是本家,但关系至少在四世之外了。夏侯胜仅仅因为其“少孤,好学”,才得始昌青睐,授以学业。
三、夏侯胜是利禄之徒吗?
夏侯本传有这样一节:“初,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既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令夏侯胜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番话不仅留下了“易如拾芥”的成语,还被后人一再诟病,并对他的人格提出了质疑。这一诟病历代不绝于耳。最典型的如宋代徐钧咏诗嘲之曰:“精推洪范罚常阴,一语知几耸在廷。却道取青如拾芥,是贪利禄始明经。”
其实,在笔者看来,把夏侯胜认定为利禄之徒,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论断。
夏侯胜对学生的说法固然指出了明经与做官的关系,而明经便可以做官也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夏侯胜作为老师,勉励学生把精力用在读书明经上,而不要耽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笔者以为是没有错的。“经术既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青紫,乃汉时公卿服饰的颜色,这里代指功名富贵。显然,夏侯胜此语的含义中,经术是远高于富贵的。明经之后,想要做官是很容易的事;当然也可以不去做官,继续研究经术,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而“学经不明,不如归耕”,则是说与其做徒有虚名的学者,不能经世致用,还不如去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在这里,“明经术”是“取青紫”的必要条件,但“取青紫”却并不是“明经术”的唯一目的。这样的话,当然只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时代里才有意义。如果根据这段话判定夏侯胜是“利禄之徒”,笔者认为不是无意的误解便是有意的曲解。
“知其言更要观其行。”根据夏侯胜的处世态度和人生经历,可知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绝非利禄之徒。他担任过光禄大夫、长信少府、太子太傅、谏议大夫等重要职务,一直到九十岁死于任上,一生沉浮于庙堂之中,但“为人生性质朴,简易无威仪”,既不趾高气扬,也不谨小慎微。尤其在他认为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仅不在乎自己的官爵地位,连生命也在所不惜。最著名的如那场“庙乐之争”。汉宣帝下诏要为武帝改庙乐,令群臣廷议。群臣都说应该按诏书的意思办。夏侯胜却指陈武帝的诸多过失,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可见在夏侯胜看来,能否“德泽于民”,要比是否开疆拓土重要得多。在受到朝臣压力之后,他仍毫不妥协:“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何其正气凛然!他因此受到弹劾,被下狱治罪,几乎性命不保。但出狱后仍不改初衷,仍以耿介之性立身处世。这岂是一个利禄之徒所为?
(魏伯河 济南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宣传部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