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余光中《民歌》的欣赏，人们不太会注意到发起于1966年末的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余光中在《民歌》中抒发对民族文化精神强烈的认同感和传承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使命感，虽然不是那场政治运动的传声筒，但也无法摆脱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解读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地解读余光中这首《民歌》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民族文化精神 认同感
　　
　　一.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概述①
　　1966年末台湾当局发起了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
　　1966年11月12日，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而修建的中山楼中华文化堂举行落成典礼，蒋介石为此发表专文。蒋在文章中大谈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强调“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宣称“三民主义思想，不愧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汇规，而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乃益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保卫者”。②
　　蒋介石文章发表后，孙科、王云五、张知本等1500人联名给“行政院”写信，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要求定每年的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同年12月25日，台湾“国大宪政研究会”召开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称：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行三民主义，凭借传统人本精神与伦理观念，唤醒理性良知，消弭共产邪说，加强政治思想与经济反攻，再以全力进行致命打击。26日，国民党中央九届四中全会在台北举行。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精神通过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方案》、《改进本党组织适应战斗需要案》。台湾当局根据准备情况，于1967年7月28日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谷凤翔为秘书长。此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全岛展开。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所以在60年中期后展开，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的：一是台湾当局为其在台岛的偏安寻找精神支柱；二是台湾当局为了反对中共的需要。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台湾当局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还有台湾社会风气普遍下降和李敖“全盘西化”论的冲击。
　　很显然，台湾当局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出于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服务这一政治目的。
　　二.余光中《民歌》的背景解读
　　余光中说：“这首《民歌》我写于1971年，是讲中华民族的元气、中华民族的精神。”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这首《民歌》的主旋律。诗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感、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虽然超越了狭隘的地域观念、超越了任何阶级意识、不带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功利色彩，但也不能回避《民歌》的创作与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时代背景之间的联系。对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段历史背景的解读，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地解读余光中的这首《民歌》
　　（一）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感
　　这是诗人基于“台湾当局为其在台岛的偏安寻找精神支柱”的理性思考。
　　民族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及其个体生命赖于存在、发展的精神支柱，在诗人看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理应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华民族及其个体生命赖于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内涵远非台湾当局提倡的“三民主义思想”所能涵盖得了的。《民歌》充分显示了诗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诗人在读到自己作品中永恒的怀乡情结和心路历程时也坦然说：“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源于诗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特点的探寻认识：
　　1、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这“民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这“传说”说明这首“民歌”存在、流传的久远历史，她似乎告诉每一个读者：从我们民族的祖先存在的那一刻起，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精神已经开始生成、凝聚和发扬。
　　2、民族文化精神的恢弘浩大
　　诗人用大手笔，从“黄河”写到“长江”，以极其诗话的语言揭示出了中华民族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发源地。“从青海到黄海”，“从高原到平原”足见这两种文化、两种文明她们各自流传区域的宽广、气势的宏大。在诗人看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有机结合，才构成了中华民族完整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精神。
　　3、民族文化精神的深远影响
　　这首“民歌”足以能让天空中无生命的风、地上无生命的沙能听见，这首“民歌”也足以能让水下的鱼、海中的龙听见，这都源于“民歌”内涵的厚实与凝重。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也正因为如此，“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也足以使这首“民歌”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风、沙”是黄河流域的文化的见证；“鱼、龙”是长江流域文化的见证。“风、沙、鱼、龙”它们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精神。
　　4、民族文化精神的顽强生命力
　　在诗人看来，如果把黄河比作是养育华夏民族儿女的父亲，那么，长江就是世界上“最最母性”的母亲，这使得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既有了“山的伟岸与粗犷”，又有了“水的温柔与灵性”，具有了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刚柔相济、兼收并蓄、大度包容的民族精神才使得我们民族文明得以延续、才使得我们的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
　　（二）对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紧迫感
　　诗人的这种紧迫感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1、大陆“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华民族文化的空前劫难
　　1966年中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中国亿万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浩劫。对此海内外中国人均感到极大的震惊与困惑。
　　余光中说过：“诗，应该是灵魂最真切的日记。”作为出生祖国大陆、身处台湾、有着对中华文化精神认同感的余光中，在《民歌》中也自然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对民族文化深沉的忧患意识。诗歌中反复出现“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等这些句式结构相似的诗句，正是诗人因民族文化遭到文革破坏、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断裂所产生的悲患情怀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这种忧患意识，诗人才会更深切地感受到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肩负起复兴中华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使命。
　　2、中西文化冲突造成台湾民众“文化认同”危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知识分子普遍遭遇“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文化认同”危机源自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冲突。他们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协调母体文化和异国文化时，深刻地体会到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痛苦，遭遇到了文化认同的危机：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将西方文化排斥在外，还是对西方文化强烈趋同，享受西方文化给他们带来的自由和富足？“他们掉进了中西方文化的夹缝中，在中西文化之间徘徊、撕扯”而变得无所适从。③
　　余光中早在1961年赴美国进修，第二年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1964年，赴美国讲学一年；1969年又赴美国任科罗拉多州寺钟学院客座教授。可以说，余光中对西方文化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亲身的体验。但诗人在《民歌》中所讴歌和认同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无疑给当时处在苦闷、彷徨中的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提供了理想的精神家园。这也无疑是对当时李敖“全盘西化”论的强有力回击。
　　（三）对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使命感
　　诗人基于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强烈认同以及对这种精神传承的紧迫感，对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使命感也就水到渠成。
　　在诗人看来，每一个民族个体生命力固然离不开个体赖于生存的民族大环境，离不开一个民族大家庭所特有的民族气质、民族精神。“从早潮到晚潮，醒也听见，梦也听见”；“从A型到O型，哭也听见，笑也听见”这正是说明每一个民族个体生命不论在何时何地、不论是何种血型、也不论何种表情，民族精神都根植其中。然而，我们不难感觉出诗人余光中在他的《民歌》中所要突出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精神离不开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炎黄子孙个体的传承和发扬。
　　“我的红海在呼啸”、“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这正是民族精神的传递、民族精神的弘扬。也正因为由于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将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才使得我们的民族五千多年来虽历经坎坷、磨难和沧桑却又生生不息。
　　在人们的印象中，“民歌”大多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浅显易懂的小调。但余光中的《民歌》由于诗人注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精神”这一凝重厚实的文化意蕴，使之成为一首中华民族文化不朽、精神不灭之歌，从音乐角度来讲，它绝不是一般民歌“小调”能够承载得了的，它应该是一首交响乐，一首《黄河大合唱》、一首《长江之歌》，应该是一首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注释：
　　①李仁、李松林：《台湾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06-108页。
　　②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一集1969年3月版。
　　③曹保升，试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留学生在异质文化中的艰难抉择，《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12月第18卷第6期。
　　
　　孙国华，江苏无锡高等师范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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