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最后的时日王维文学教育下半月2011年第10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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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0期 ID: 156149

[ 王维文选 ] 　　

果戈理最后的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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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最后的时日

◇ 王维

　　在莫斯科，果戈理住在亚历山大·托尔斯泰伯爵位于尼基塔街心花园的住宅里。他占用了一层楼的正房，其中两间房子的窗户面向大街。伯爵住在楼上。诗人和翻译家尼古拉·贝格回忆道：“这里给他绝对的自由，并像照料小孩那样照料他。他什么事都不用操心。午饭、早饭、茶、晚饭，他吩咐摆哪儿就摆在哪儿。看不见的精灵把他的内衣洗好放进橱子里，就差替他穿上了。除了伯爵的一大群仆人外，还有一个他从小俄罗斯（指乌克兰，果戈理出生于乌克兰）带来的仆人在屋里服侍他心这个仆人叫谢苗，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性情温顺，对老爷忠心耿耿。厢房里异常安静。”
　　1852年初，果戈理还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此时还没有疾病的征兆。
　　1月26日，叶卡捷琳娜·霍米亚科娃久病之后死去了，终年35岁，留下了七个儿女。这是一位果戈理十分珍视、与他关系很密切的人。她是阿列克谢·霍米雅科夫的妻子，果戈理最亲密的友人之一、诗人尼古拉·亚济科夫的妹妹。她的死使果戈理内心十分沉痛。第二天上午，在举行过第一次追荐仪式之后，果戈理对霍米雅科夫说：“对于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就在那个时侯，据果戈理的朋友和遗嘱的证人斯杰潘·舍维廖夫证实，果戈理在死者的棺材前面还说过另外的话：“再也没有比死更庄严的事情了。假如没有死亡，生命也就不会如此美好。”
　　我们未必能彻底搞清楚，为什么霍米亚科娃之死会对果戈理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但这无疑是精神上的震撼。
　　回忆录作者们指出，果戈理将霍米亚科娃之死视为针对自己的某种预兆。“他还打起精神安慰丧偶的丈夫，”塔拉先科夫写道，“但从此时起他就有了明显的离群索居的倾向；他开始长时间地祈祷，在自己的房间里念圣诗悼念霍米亚科娃。”“我妻子的死和我的哀伤强烈地震撼了他，”霍米雅科夫回忆道，“他说，她的死对于他来说，意味着许多他所深爱着的人重新又死了一遍……”
　　霍米亚科娃死后，果戈理经常祈祷。舍维廖夫说：“与此同时，正像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样，夜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祈祷，不睡觉。”
　　在死前不久，果戈理在一张单页纸上用孩子似的大字体写过：“怎样做，才能在我心里有意识地、高尚地、永远地记住得到的教训呢？还有福音书上的所有的可怕事件……”传记作者们纷纷猜测，这张字条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谢肉节刚开始时人们发觉他身体有某些令人不安的迹象。2月4日，星期一，果戈理来到舍维廖夫家，说他“没有时间读校样”。舍维廖夫与他的妻子发现果戈理的脸色不好，问他怎么了。果戈理回答说，“感觉不舒服，所以决定吃一些日子的斋，祈祷。”（11日就开始大斋期了。）“为什么在谢肉节呢？”舍维廖夫问他。“就赶到这时候了……”
　　2月5日，果戈理对来看他的舍维廖夫抱怨“胃口不好，给他的药力量太大”。这天晚上，果戈理到火车站为来看望托尔斯泰伯爵的勒热夫神父马特维·康斯坦丁诺夫斯基送行。从这天起，他中断了一切文学活动。
　　在马特维神父即将离开莫斯科时，果戈理决定斋戒，即准备受圣礼。从2月5日开始，他几乎什么也不吃，夜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祈祷中度过。塔拉先科夫医生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谢肉节他献给了斋戒；多次去教堂，一再祈祷，格外虔诚；许多食品都严格戒绝，午饭仅喝几勺白菜汤，或是水煮燕麦。……如此剧烈地改变生活方式使他确实成了病人。不过，此时他的病仅表现为衰弱，没有任何其他明显的重要症状。”
　　塔拉先科夫说果戈理急剧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也跟着他这样说），这未必正确。果戈理是东正教徒，一向遵从教堂的各种礼仪，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次斋戒。
　　2月10日，是四旬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果戈理请托尔斯泰伯爵把自己的手稿交给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让菲拉列特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不能出版。伯爵没有接过手稿，担心这会肯定果戈理心里有关死的念头。从这天起，果戈理再未出过家门。
　　2月12日凌晨两点多钟，果戈理叫醒自己的仆人谢苗，让他悄悄地上二楼去，那里有火炉烟筒的挡板，要他点燃书房的炉子，烧文件。……第二天早晨，据塔拉先科夫医兰记载，果戈理对伯爵说：“我干了些什么呀！本想烧一些早就准备好了的东西，却把所有的东西都烧了。魔鬼太厉害了，都是他害的我。我本打算送给朋友们每人一本做纪念：让他们随意处置。”
　　2月16日，星期六，塔拉先科夫医生来看望果戈理，劝说他听医生们的话。果戈理回答得有气无力，但清晰明白，很自信：“我知道，医生们很善良：他们总希望人们好。”然而却没有任何打算听从塔拉先科夫劝告的表示。“他的眼神就像是一个一切问题都有了答案的人，所有情感都已消失，一切话语都已失去意义。”
　　在这天，据托尔斯泰伯爵证实，果戈理领受了圣礼。
　　托尔斯泰伯爵想尽一切办法，竭力挽救病人的生命：请求果戈理一向敬重的莫斯科省长伊万·卡普尼斯特劝说他听从医生的安排；去求见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给他讲了果戈理病情的危重。都主教让他转告果戈理：“教会吩咐，在病中要服从医生的意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2月18日上午，星期一，约安·尼科利斯基神父建议果戈理接受涂圣油仪式、忏悔和领圣餐。果戈理愉快地答应了。他“手握蜡烛，流着眼泪，完全清醒地”听完了神父朗诵的福音。
　　据塔拉先科夫医生讲，从这天起果戈理再也没有从床上起来。把莫斯科最著名的医生都请来了，但他完全拒绝治疗。一如既往，果戈理坚信，他的生命掌握在上帝手中，而不是在医生手中。“如果上帝还想让我活下去，我就不会死……”他说。
　　2月19日，星期二，塔拉先科夫医生来看望果戈理。果戈理穿着睡袍、靴子，手拿念珠，面朝墙，闭着眼躺在沙发上。阿尔方斯基教授来了，他建议给病人实施催眠术，为的是麻痹他的意志，强迫他进食。奥威尔与索科洛戈尔斯基医生也来了。后者尝试着用手做一些催眠的诱导动作，然而，果戈理这时候正默默地向耶稣祈祷，催眠术未获成功。
　　托尔斯泰伯爵见果戈理病势危重，便召集医生们会诊，结果肯定了奥威尔教授的诊断：果戈理患了脑膜炎，决定对他实施强制治疗。医生们的做法是：把病人放在热浴盆里，往他身上浇冷水；把水蛭放在他的鼻子上，在他的身上涂抹芥末膏。他们像对待“疯子”和“失去自制的人”那样对待果戈理。
　　强制性治疗大概加速了果戈理的死亡。最后一夜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2月21日，星期四，早晨8点钟左右，果戈理去世。在意识清醒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死亡是何等地甜美呀！”
　　果戈理之死引发了许多议论。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死于绝食。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坚持这样认为，他依据的是塔拉先科夫医生的回忆录。当代研究者试图为这种推测提供理论基础。著名的神学家和教会史学家安东·卡尔塔绍夫在他不久前再版的《大公会议》中写道，果戈理“在忏悔中拒绝一切世俗的欲望，以绝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唯灵论的功勋”。文学家米哈伊尔·魏尔斯科普夫在自己的《果戈理事件》一书中说，作家之死“是典型的诺斯替教徒的伪装自杀，他以此种方式割断了尘缘”。
　　然而，正确领会与实行的斋戒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一个人死亡的原因。而果戈理是按照教会精神理解斋戒的，这从他摘录的神父的语录中可以得到雄辩的证明。他在自己的圣经（保存在普希金之家的手稿部）上所作的批注说明了这一点。“斋戒不是通往得救的门户”，他用铅笔在记载使徒圣保罗的话的页边上写道。
　　果戈理如何理解神主宰下的生命，他的内心生活怎样，周围的人们完全无从得知。没有自己的住宅，一直寄人篱下，他当然经常被迫掩饰自己的斋戒，正像福音书所训示的那样。看样子，只有在托尔斯泰伯爵家里果戈理才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其他的熟人家里，他们并不十分看重斋戒，果戈理便尽力不使主人感到为难……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