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虞信是南北朝文坛的最后一位大家，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唐代文学的先驱，奠定其在文坛地位的是虞信后期的创作。自羁留北方至581年去世的这段时间，不仅是虞信人生的转折点，更是他诗风、文风的转折点。对北仕之悔、对故国之思、对被羁不得还的怨恨、对亡国之殇、对惊涛骇浪仕途的恐惧几乎构成了虞信后期的全部精神内容。
　　关键词：后期创作 北仕 南北朝 故国情怀
　　
　　虞信是南北朝文坛的最后一位大家，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唐代文学的先驱，即所谓的“为梁之冠绝，开唐之先鞭”，而奠定其文坛地位的是虞信后期的创作。
　　一.虞信的后期创作
　　虞信与其父虞肩吾在梁代颇有文名，与徐陵同为宫体诗人，时人称为“徐虞体”。虞信出使西魏被羁留，历西魏、北周两朝，倍受重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虞开府”一称谓即由此而来。所谓虞信后期的创作，正是指他自羁留北方至公元581年去世的这段时间，这不仅是虞信人生的转折点，更是他诗风、文风的转折点。
　　出仕北朝是虞信内心一生的伤痛，后代文人对此虽有不耻之意，却并无苛责之举，而与虞信一同出仕北方的王褒则很受后人抨击，原因很简单，虞王二人虽境遇类同，而情感则截然不同。
　　当时羁留北方的南方士人有王褒、颜之推等多人，他们并非没有感怀故国、思乡恋土之作，但确实没有一个人像虞信那样全面、深刻、沉痛、持续不断地抒写家国之痛、乡关之思。当时的士人们大多已安于北朝仕途，仅仅在某些特别时间、特别地点触动一点儿乡愁。对北仕之悔、对故国之思、对被羁不得还的怨恨、对亡国之殇、对惊涛骇浪仕途的恐惧几乎构成了虞信后期的全部精神内容。在他后期的诗文中，时时流露出灰黯低沉、萧瑟悲凉的基调。“惟有丘明耻，无复期荣乐。”（《和张侍中述怀》）“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拟咏怀》）“乌江舣楫，知无路可归；白雁抱书，定无家可寄。”（《连珠》）……虽然虞信后期也写过不少浮华、阿谀的谢启、和诗，但大抵都内容空洞，千篇一律，只不过是委屈自保的产物，并非他的真性流露，因此并不足以改变其后期诗文的基调。
　　与虞信形成鲜明对比的王褒，在北周“荷恩眄，忘羁旅焉”（《周书·王褒传》），虽偶也有“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渡河北》）、“寄言亭上吏，游客解鸡鸣”（《关山月》）之类的感伤句子，但与虞信的“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来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拟咏怀》）相比，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情感上都逊色不少。故倪璠说：“按子山少年宫体之作，当时习称徐虞。及至晚年，又与王褒并埒，而后世无虞王之目，若欲品藻斯文，子山之作，求之六季，罕有其俦，徐王二家难可提衡矣。”（《虞子山集·虞信本传注释》）
　　在艺术技巧方面，王褒也许不逊于虞信，然而，缺少了那份真挚的情感，王褒诗作的艺术成就便远逊于虞信了。正因为缺少这份浓浓的故国之思、深深的悔责之意，后人多抑王扬虞，陈沆说得好：“或谓子山终餐周粟，未效秦庭，虽符麦秀之思，究惭采薇之操。然六季云扰，士多乌栖，康乐休文，遗讥心迹，求共廉颇将楚，思用赵人，乐毅奔郸，不忘燕国者，又几人哉？首丘之思，亦可尚已。”（《诗比兴笺》卷二）
　　杜甫很推崇虞信，称赞他为“虞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虞信文章老更成，健笔凌云意纵横。”这些赞语正是针对虞信的后期创作而发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虞信和李煜颇有共通处，二人都是少年成名，但青年时代的作品却大都浮艳苍白，虽有佳作，却罕有杰作，这是因为他们的青少时代是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时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快乐时光，如果没有国亡家破、寄居人下的惨痛经历，虞信写不出“残月如新月，新秋似旧秋”的悲叹，李煜也不会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唱，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两个喜好诗文，颇有文采的纤弱贵公子。正因为后半生惨痛的经历，才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才华，使之成为一代文宗。命运坎坷而成就文名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几乎成了一条定律。杜甫称道的虞信绝非那个以“徐虞体”闻名当时的宫体诗人，而是那个心灵满是疮痍、忧思满腔、才情喷涌的虞信。
　　二.虞信后期创作与其时代精神
　　虞信后半生的生活，成就了他文宗的地位，也成为了他毕生的耻辱。性格的软弱，是其北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性的角度而言，今天的人们不应当苛责虞信，而从当时的社会风俗，整体的精神状态来看，虞信北仕具有必然性。
　　从魏晋到南北朝，中国经历了长达400余年的动荡与混乱，人（尤其是文人）的个性却由刚健转为柔弱，相应的，文风也由悲凉慷慨转为绮靡。“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从上至下，不论是平民还是士族，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生活状况的危机和窘迫，培养了魏晋贵族阶层的远离政治但求自保的社会生活态度，造就了精神生活独特的气质和魅力。”佯狂避世也好，特立独行也罢，魏晋的名士们几乎每一个都是个性张扬，率性潇洒，虽也有晦涩隐蓄的诗作，但自有傲然之气充盈其间。南北朝时期同样是天下大乱，但乱的是北方，十五国政权更迭比汉末诸侯蜂起打得还要混乱。而南方则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发展，经济文化空前繁荣，长期偏安一隅，贵族生活穷奢极侈，“其子孙与文化高门的士大夫一样，‘肤脆骨柔’”，贵族子弟失去了进取心，整个南方呈现出一派浮华奢靡的风尚。传统的价值取向失落，这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道德失范的年代。儒家的三纲五常几乎已经失去了作用，这一时期的文人精神与前代相比充盈着空虚怅惘。同时，朝代的频繁更迭又让人有无所适从之感，人们还来不及对一个朝代产生深厚的感情，它已被另一个朝代取代。与一般情况下的王朝更迭不同的是，南朝政权更替的形式是权臣篡位，这种更替对文人、对士族的影响并不大。这一时期，文人既与统治者关系密切，又游离于政治之外，改朝换代后，新的统治者同样亲近、重用文人，二朝、三朝之臣不在少数，这一现象，只在后来的五代十国中能看到。这一切，使南朝文人缺乏深厚的家国情感和忠君思想。“宫体诗”大行其道，正是南方士人阶层思想腐化、情感空虚的体现。
　　这种时代的精神弊病，在南方和北方和平共处的年代表现为大臣的背国改仕。时有不得志的南方大臣到北方求高官厚禄，也不断有北方大臣投奔南朝。梁武帝的二儿子萧综就投奔了北魏，娶了魏孝庄帝的姐姐，成了北朝驸马。
　　这种时代的精神弊病，在战乱年代，尤其是国破之际，就表现为臣子们对故国“全无心肝”的冷漠，梁朝——南朝中统治时间最长、也最富庶的一个朝代，当梁灭亡时，真正为之掬一把泪的也只是少数。当时羁留在北方的南方士人很多，也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哀伤之作，但哀的不是故国，伤的是故土。宫体派代表诗人徐陵流落在北地时亦有哀思切切的诗作，可一回到南方就回复到原来华丽浮艳的诗风，不久还入陈朝为官……
　　于是，虞信这位在后代看来并不怎么忠君爱国的诗人在当时却是凤毛麟角。需特别指出的是，虞信哀悼之作，哀悼的主要是故国，他的旧友周处出仕陈朝，后来卒于南方，虞信吊唁他“虽言异生死，同是不归人”（《和王少保伤周处士》），意指周处虽逝于南方，却同样是无家可归。有此心在，无怪后世的文人给予了虞信较高的褒赞。
　　从魏晋到南北朝，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图卷：嵇康傲然不群，以一曲《广陵散》千古绝唱而慷慨受刑；谢灵运虽有文人式的敏感、急躁、显摆，缺乏政治家的素质，终究还是不堪受辱，奋起反抗，很有骨气；到谢朓时，便只有在政治漩涡中犹豫反复，以求自保，最终也难逃一死；到了虞信的时代，文人除了归顺外，似乎已别无他路……到了这个时代，文人精神的空虚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故而有唐伊始，便兴起了反宫体、反绮靡诗风的浪潮。
　　无论从虞信的家国情思，还是从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我们都不能苛责虞信，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中一个难能可贵的爱国者，一个抱守士人信念，在困境、绝望中努力坚守自己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虞信后期诗歌中洋溢着浓浓的故国乡土情怀，是他作品中最打动读者的部分。“雁”的意象频频出现在他后期的诗作中，渴望像大雁一样南归的虞信最终还是成了不归人。他成了南北朝这一特殊时代的牺牲品，也因此成就了他文宗的地位。所以，后半生是虞信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也是他创作的黄金期。理解了这一个时期，就理解了虞信，理解了虞信的作品，也就理解了那个一边是歌舞升平，一边是战乱纷繁的时代。
　　
　　参考文献：
　　1.杜晓勤(选注).谢朓虞信诗选.中华书局.2005.
　　2.丁夏(选注).魏晋南北朝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3.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龚莎莎，江苏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 龚莎莎： 论虞信后期创作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