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个人经验及文化背景的本原性诱发，关中民俗文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的外在推动，陈忠实的创作向民俗文化的疆土开掘。与此同时，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反思与认同，使陈忠实的《白鹿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关键词：陈忠实 民俗文化 文化寻根 《白鹿原》
　　
　　理解陈忠实对写作与民俗文化关系发生的兴趣原因，我们可以从高丙中先生的观点得到启示，从较为普遍的意义上，以为这是因为民俗，“事实上构成了人的基本生活和群体的基本文化，任何人、任何群体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充分的民俗。有生活的地方就有丰富的民俗。”[1]从民俗文艺学视角考察陈忠实的写作，我们就需要回到陈忠实独特而具体的本体世界，从历史的实际语境去理解作家的行为选择，寻找他在写作之时之所以对民俗发生兴趣的真正原因，从而为下一步审视陈忠实的写作和民俗文化的关系做好必要的铺垫。
　　一、个人经验及文化背景的本原性诱发
　　陈忠实出生于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村子里，高中落榜后，他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关中农村生活。然而，也正是这40多年的农村生活，为陈忠实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使他的创作植根于坚实厚重的三秦文化底蕴中。“秦中自古帝王都”，唐末失去帝都的地位以后，关中地区王土遗风犹存，而且从宋代起又受到儒家理学正统思想影响。清末关中大儒牛兆镰对此进一步推进，儒家正统思想对关中民俗风情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中地区的民俗亦然，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关中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民俗风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关中十大怪”，即“面条像腰带、锅盔像锅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碗盆难分开、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坐蹲起来、唱戏吼起来”[2]。这段民谚把关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俗风情做了形象概括。
　　陈忠实在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之前，作家在小说中称自己的家乡为南原，也就是白鹿原。小说《白鹿原》是一部记述关中一个叫白鹿原的村子50年历史变迁的史诗，地理中的白鹿原是小说《白鹿原》的地域原型和故事主体。白鹿原在关中是属于面积较大、地貌奇特、毗邻西安市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极富盛名的一个区域。小说《白鹿原》中对白鹿原的地形有多处描写，其中“对面的白鹿原刀裁似的平顶呈现出模糊的轮廓，自东而西旖旎横亘在眼前”[3]的那段话，就是借书中人物鹿兆鹏之眼从横岭看白鹿原的逼真写照。白鹿原位于渭河南岸、秦岭山脉北麓的黄土台塬上，总面积占蓝田的三分之二。蓝田自古为京兆之地，又是儒家关学派人物吕大钧、牛兆镰的家乡，因此成为关中乃至中原等地一些礼俗的发源地。蓝田文化历史悠久，蓝田人勤劳憨厚、热情好客、笃行信义、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小说《白鹿原》是一幅散发着浓厚泥土气息的关中民间风情画，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再地道不过的关中乡村方言。《白鹿原》的成功，其对读者所产生的魅力、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它对关中民俗风情的魅力展示。
　　二、关中的民俗对陈忠实创作的影响
　　陈忠实十分注重从关中民俗风情中提炼小说题材和艺术构思，呈现出鲜明的民俗学取向。从民俗文艺学的视角来审视陈忠实的创作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民俗作为一种文化，一个地区人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作家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故土的依恋成为作家创作的原动力，那么民俗也成为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家表述乡村生活、民众心理的过程也就是对民俗文化的探索与描述。这不仅使文学与民俗成为一个相通的领域，同时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活力。社会心理学家也发现，故乡的生活和体验对人的一生都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陕西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评论家李星则将他们称为“城籍农裔”作家。尽管陕西作家身处陕北、关中、陕南这三个文化版块，但这种文化心理的认同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陈忠实早年读的书主要是小说，几乎没有诗歌、戏剧和散文，更不用说文学理论、文艺批评以及历史、哲学等类的书籍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诗歌和散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的属于知识分子型作家的人格追求。而陈忠实从一开始，就在潜意识里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小说家。陈忠实早年的阅读视野塑造了他的文学理想，也塑造了他的文化心理和审美需求。在陈忠实这里，文化心理和审美需求最终凝结为一点，那就是乡村，乡村生活和乡村情结是陈忠实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1982年7月，陈忠实结集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乡村》。陈忠实在阅读第一本小说——赵树理的《三里湾》时，曾经谈到：“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使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时生活的照片。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小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能性的。”[4]正是因为陈忠实几近固执的恋土情结，所以三秦大地的民间文化对陈忠实创作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土人情，各地民间风俗的不同则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差异。陈忠实的小说中拥有大量有关风俗民情、儒家文化的描写，具有浓艳的民俗文化色彩。
　　民俗文化对陈忠实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家主体行为的选择上，也表现在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审美需要上。作家创作文学作品，作品中渗透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无论是环境，人物或其他因素，都是作家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没有作家自身的体验以及通过创作在灵魂中完成对这些经验的审美转化与提升，作品就不可能携带任何有关地域文化的信息。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素质，来自他的故乡、家园，那里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文化积淀等，时刻熏陶着作家，从而使他们形成了特定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在陕西作家中表现为乡土依恋、乡土情结，它是构成陕西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的核心与基础。
　　三、时代风气的外在推动
　　除此之外，考察陈忠实创作所置身的历史环境，我们还可以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将民俗与文艺和学术加以连接的时代风气，它作为一种有力的外在推动，也引发并鼓励了陈忠实的创作与民俗文化的具体结合。
　　从1978年开始，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以及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他们共同制造了80年代文学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热闹场面。踩在潮流峰顶浪尖的众作家共同制造了中篇热。陈忠实也是在有了一系列中篇之后才有了构思长篇的创作冲动，最终面世的《白鹿原》是作者经历了长时间的写作并经过反复修改润色才最终定稿的，陈忠实的史诗追求铸就了《白鹿原》的丰富和厚重。写作时间长达4年之久的《白鹿原》，经历了文坛风向的转变，最后以开放的现实主义文本面世。陈忠实《白鹿原》小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对80年代文学尤其是文化寻根思潮的继承。
　　陈忠实在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当他触及到蓝袍先生所在的古老的南原的时候，当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他顿然感到对乡村社会认识的肤浅，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乡村，因此作家要有意识地进入1949年以前的家乡，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的形态和秩序。恰在这一时间段，寻根文学的思潮在中国兴起，卡彭铁尔、马尔克斯等一批拉美作家纷纷远离欧美的现代派文学，把眼光转向自己生存的土地，并以集束手榴弹的方式震惊了世界。中国的“文化寻根”旗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树起来，作家们要用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学对话，要借本土文化的力量使中国文学走出困境。部分作家力图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为文学的发展寻找出路。陈忠实对拉美作家的艺术探索深有同感，他要在自己所熟悉的渭河平原上对儒家文化作出新的开掘。从1982年开始，他试图对文化——国民性经典启蒙叙述范式进行跨越。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他终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这就是文化—心理结构视角的叙述形态。陈忠实说：“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５]陈忠实在价值观念与道德认同上开始从主流文化中进行痛苦剥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逃离了主流文化的干扰，使他的小说具有了较纯正的民间文化意蕴。寻根文学对民俗文化的发掘与表现，为90年代作家向民俗文化全面开掘架起了桥梁。除此之外，80年代末兴起的文化热对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家们逐渐摆脱了单一的政治化视角，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反思现实和人生。陈忠实也重新以现代的眼光来观照他心中的关中民俗世界。同时，他又自觉借鉴卡彭铁尔、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大师的写作技法，将民族传统与现代性对接，在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和意识以及情绪，从而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拓宽了道路。
　　文化的自觉给了陈忠实一个新的视野，让他重新审视关中地区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思想，对我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反思，这种文化上的自觉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境界。因此在《白鹿原》中贯穿全篇中心的是白鹿原上人们的生存、劳作、婚姻、繁衍的生命过程。在“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探索古老民族生存之谜的动机指引下，那些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民俗风情悠久而稳固，对一个民族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陈忠实小说中的关中民俗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H150。）
　　
　　注释：
　　[1]高丙中:《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2]张建忠：《陕西民俗采风:关中》，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页。
　　[4]陈忠实：《我的文学生涯——陈忠实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5]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陈忠实文集》（第5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91页。
　　
　　
　　（王亚丽 陕西省西安工业大学 710032；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7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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