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的题材：一写城市，一写湘西。写都市，下笔批判尖刻犀利；写湘西，却笔带温情，让人憧憬向往。逃离湘西进入都市，再从精神上回归湘西，沈从文做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关键词：湘西 都市 文化选择
　　
　　近年来，对沈从文小说的文化解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在当今学术界，人们太习惯照搬西方理论的术语来解读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了，于是，一时间关于沈从文小说“审美现代性”的讨论竞相而起。笔者认为，沈从文的文化意识和写作初衷，绝不是仅仅为了追求“现代性”。要理解沈从文的文化选择，寻找他的独特建树和局限，首先要“回到沈从文那里去”，探索他的人生轨迹。
　　一、从逃离湘西到歌咏湘西
　　沈从文从16岁入伍当兵以来，所见的是土著军队残酷的军阀政治，森严的军阶制度，军队据守一隅，动辄杀人，并且犯人处死前一两天，还得过堂拷问，经历用香火熏鼻子，烧胸膛这类酷刑。在单调的军队生活中，杀人居然也成了一种娱乐，“杀了一个人，他们大家全都像是过节，醉酒饱肉，其乐无涯”（《我的教育》）。他曾对姐夫说：“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了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 [1]
　　年轻的沈从文无法忍受这种野蛮与残酷，迫切地想要寻找文明。1922年夏，21岁的沈从文逃离了湘西，只身抵达北京。从湘西到北京，是沈从文人生最为关键的一次出走。这里有三件事促成了他的出走：
　　1.在1921-1922年，任“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在保靖司令部阅览《四部丛刊》和百来轴宋至明清的古画，几十件铜器古瓷，《从文自传》称：“从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2.姨夫聂仁达来保靖，此人与熊希龄为同科进士，知识广博，沈从文去他处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对湘西外面的世界有了浓厚的兴趣。
　　3.结识了一名长沙来的印刷工人，看了《新潮》、《创造》、《改造》等新刊物，找到“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从文家书》）。
　　但是很快，都市却给他这个寻梦人迎头一击。在这里，他不但不能实现理想，连生存都成问题，在领略都市物质文明的同时，他更多的是看到都市生活脏污不堪的一面。之后在写作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和都市保持一定距离，选择遥远的湘西，用梦呓般的笔调，来建树自己的理想王国，宣扬他所认为的健康优美的乡村文化。他用小舟撑出了一片自己的桃花源，“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边城》）。烽烟四起的年代，借湘西这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沈从文试图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民族文化形式。
　　二、从憧憬都市到批判都市
　　无疑，当初年轻气盛的沈从文是怀着对现代文化的憧憬赶赴北京的。现代都市，文明社会，曾经是支持沈从文新的人生理想的载体，但现实的风浪很快打翻了他的理想之船。首先是学业受挫。沈从文到了北京，却无缘成为北京重点高校的正式学生；再是事业无着。他只能住“窄而霉斋”，将作品廉价出售来维持生存。其次是自尊受损。失落感和孤独感一直笼罩着他，再加上报刊编辑们的冷嘲热讽，沈从文很快发现，自己“乡下人”的价值观与都市的价值观水火不容，金钱本位的物质文明来势汹汹，撞得他措手不及。
　　沈从文一生自称“乡下人”，始终无法真正融入都市的怀抱，善良朴实的本性让他对都市生活极端反感。而这种苦闷，表现在文学作品上，就是他对都市人和都市生存图景不留余地的批判。早期的都市小说，他借小人物表达自己的愤懑，如《篁君日记》、《老实人》。到30年代后期，他用几近偏执的疯狂撕毁都市的文明面纱，写下了《都市一妇人》、《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一系列深入批判之作。在他看来，对都市人而言，现代教育“只教他们如何读书，从不教他们如何做人”（《昆明冬景》）。他们用“文明”制造的绳索捆绑住自己，拘束和压制自己，反致于失态，如《八骏图》中的那群教授；他们虚伪无聊，甚至乱伦糜烂，如《绅士的太太》中的那些所谓的上流人物；他们没有真情，夫妻之间竟是一场交易，如《某夫妇》中设计用妻子的色相攫取钱财的丈夫；更夸张的是，他们甚至为了一己之私，毒害爱人，如《都市一妇人》中那位毒瞎丈夫眼睛的妇人。都市的一切似乎都让沈从文觉得不顺眼，在他眼中，从政客到学者，无一是洁净的，他写都市的这套笔墨可谓是冰冷彻骨。
　　三、沈从文文化选择的焦虑与偏执
　　沈从文是抱着对乡村的绝望来到都市的，但让他绝望的不是乡村本身而是野蛮的行伍人生和军阀政治。乡村文化作为一种童年的记忆始终珍藏在他心里，并在想象中得到美的升华。他将笔投向乡村，只是投向想象中的湘西世界罢了。代表作《边城》正寄托着沈从文的一种愿望，通过他的作品呼唤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处”，想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朽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2]。
　　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言人，沈从文并没有讳言湘西世界中野蛮愚昧的一面，他忍不住会偶尔停下抒情的笔调，揭示乡村宗法社会无情冷酷的一面。如《月下小景》中“女人只能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违反规定，将被沉潭的落后风俗，如《萧萧》中童养媳萧萧的悲凉命运以及娶大龄媳妇当童养媳的陈旧习俗。在对这类人物进行书写时，沈从文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肯定“乡下人”的热情、勇敢、坦诚等美好品德，另一方面，也哀叹他们的无知愚昧。
　　1934年和1937年的两次返乡，让沈从文的记忆与现实实现了对接，在目睹城市文明已入侵田园湘西，湘西的“常”愈少，“变”愈多，金钱成了人们利益取舍的新标尺后，《边城》的牧歌情调在沈从文心中也随之瓦解，他开始创作《长河》。从《边城》到《长河》，展现了湘西从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变化图景。但沈从文无疑是偏执的，他依旧无法舍弃那个含情脉脉的湘西，在未完之书《长河》中，出场的人物幺幺、满满还是那么朴质可爱。但是这种人性之美，又将被保安队宗队长这一类从外部社会进入湘西的流氓所毁灭。这包含着作者的不舍、惋惜，但更多的是无奈。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对现代文明的恐慌，显示了沈从文的文化偏执。以“乡下人”的眼光仅从道德尺度否定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缺少理性观照，削弱了其文化批判的力度。沈从文对湘西以及民族命运的思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他既希望本民族奋起抗拒现代文明对湘西的冲击，同时又希望从现代文明中借用只是理性这些‘利器’去武装本民族，这是难于两全的事。”[3]湘西的歌者，也很快在时代的车轮面前停歇了放歌。但是，不管沈从文的文化理想能否实现，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终以其独特的风格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注释：
　　[1]沈从文：《从现实学习》，大公报·星期文艺，1946年11月3日。
　　[2]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第３卷，第３期。
　　[3]王友光：《穿越城市文明的三次精神还乡——沈从文小说创作心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8年，第3期。
　　
　　（戎露 浙江省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

• 戎露： 两套笔墨,两个世界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