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白是站在中国诗歌巅峰上的大诗人，以其纵横的才思、奔放的情感、飞腾的想象唱出了盛唐之音。然而，狂放的诗歌弱掩盖不住他的软弱。《忆东山》这首诗体现出诗人恃才傲物，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李白处在仕与隐的矛盾当中，无奈地选择隐逸，他的隐逸暗含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思想。
　　关键词：《忆东山》 李白 个性 理想 隐逸
　　
　　李白是站在中国诗歌巅峰上的大诗人，以其纵横的才思、奔放的情感、飞腾的想象唱出了盛唐之音。李白永远是一位恃才傲物之人，生性不羁的性格为后人所熟知。生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李白，确实显得孤傲，难以合政治家的口味，这也成为了李白政治命运坎坷的最好诠注。李白用狂放的诗歌将自己的软弱掩盖起来，留给人们的是旷达，是坦荡。众所周知，李白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人生的错误定位，他原本是个纯粹的诗人，而硬要往政治上发展。对于李白来说，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政治神话，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天才的大诗人，而且主要是超一流的大政治家。自我谪仙，其实是李白偏执政治而自我设计的一种策略。
　　从二十五岁出蜀，到六十二岁病逝，李白一直都没有放弃“乘风破浪、挂帆济海”的济世怀抱和“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理想，只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实现的机会。这样看来，李白的主要理想是立身扬名，功成身退，即建立赫赫功业，垂名青史，然后摆脱富贵爵禄的羁绊，逍遥于山林江湖。
　　《忆东山》这首诗就体现了这一特征：
　　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
　　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题为“忆东山”，实则是李白对隐居之地的怀念。东山，据施宿《会稽志》载：东山位于浙江上虞县西南，山旁有蔷薇洞，相传是谢安游宴的地方；山上的白云、明月二堂，是东晋名臣谢安隐居的地方。谢安是李白最为欣赏的人之一，本诗李白便借谢公阐明己志。“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诗人在苦苦追求事业的时候，早已远离隐居之地过于长久了，“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以致于冷落了白云、明月这样的“友人”，“太白胸襟高洒，直与云、月为友，东山为家。白既出山，良友寂寞，如之何不忆？”（《而庵说唐诗》）而忆之深层是无奈，当初步入政坛，为的是建立一番功业，而后像谢安一样归隐，而如今功名未就，归隐不甘，不隐又难以成就事业，实为两难！
　　李白自幼受道家、儒家思想影响，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仕隐情结。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李白以此为基准，对仕隐的典范谢安极为推崇，以谢安的人生为理想，希望在政治上一样有所作为。谢安出仕之前就曾隐于东山，从政后为匡复晋氏，尽情展现其政治才能，于八公山坦然自若击退苻坚八十万军队，似已成为传奇，然而，在受到权臣的排挤、皇帝的冷落之后，谢安曾一度打算隐退，归于东山。[1]李白在很多诗中提到这位名士，除了《忆东山二首》之外，尚有“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山妓金陵子呈卢六》）；“谢公离别处，风景每生愁”（《谢公亭》）；“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赠谯郡元参军》）；“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共计二十余首。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李白）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在李白的世界里，东山是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记，它承载着李白的精神寄托与人性本真。“在成功或者失败间，中国便产生了强大的‘出世的隐逸文化’。于是仕与隐的问题成了中国文化天生的东西，仿佛身上的胎记，终身不可磨灭：任仕时不忘归隐，隐亦得伺机而为仕，如此方为士大夫。”[2]中国文人离不开山水，脱离不开自然。“中国远在诗经时代，即可发现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3]李白的自由精神，在务实的政治家看来是可笑而可怜的，而对于自然来说，这种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却是自我价值的最好体现。
　　李白是一位天才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生性放荡，无所顾忌，这于帝王、权臣无疑是难以容忍的。《旧唐书·李白传》：“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这一次，李白以诗名受到了皇帝的赏识，求得了机会，本以为能够大展宏图，实际上，他成了只供皇帝一人享用的“玩偶”，无非是为玄宗作应制之诗作，以供其一嗔。这于李白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他立志天下，抱负却不得施展，故“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旧唐书·李白传》），最终玄宗皇帝忍无可忍，将其“赐金放还”，后经永王事件，被长流夜郎，遇赦才不致老死他乡。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玄宗的评价准确，“李白的确‘非廊庙器’因为他本来就是酒神的化身。”[4]李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合格政治家，因此，他便成了“酒隐”，在酒的世界中寻找自我，寻找精神的“东山”。酒的介入，使李白的隐逸充满浪漫情味，正是饮酒，使李白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创造出了最优美的诗歌，为中国文化涂上最浓重的一笔。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李白此诗正暗含此意。李白在饱受挫折之后，对“功成身退”失却了信心，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是光阴虚掷了，陶渊明的归隐是下了决心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回归田园，躬耕自食；而李白归去的信念似乎并不坚决，其最大的隐恨便是未能“功成身退”，这于李白是终生的遗憾！
　　仔细考量，李白的这首诗体现的是道家的“隐逸思想”，即建立在“道”、“无为”、“逍遥”的基础之上，寻求的是进一步提高人生的境界。李白推崇的隐逸，体现的是对个体生命的珍视，注重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大诗人试图通过体悟“道”的真谛，明了“齐物”的内涵，从而摆脱世俗中的对个体生命的一切羁绊（尤其是功名利禄），做到“无待”，进而达到“逍遥”的人生境界。李白的隐逸是为了在保身全性中提高人生的境界，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逃离无法改变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同时，必须看到，李白还信奉儒家“隐士”高风亮节、韬光养晦的仁义楷模和道德表率作用，而并不是十分认同单纯的隐姓埋名、无欲无求、仅仅为享受山水田园之乐。因为就儒家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原则而言，“出世”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或者说为了更好地“入世”，从而以退为进。隐逸只是一种方式，“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仕与隐是一对矛盾，它们在对政治的态度上，是完全相反的两极。李白正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难以抉择，他面临的是人的本真与政治理想的矛盾，以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的才能，欲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实上，自由的人格追求与政治理想相违背，孤傲的性格与诌媚的政治风格相冲突，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适应政治，做一个虚伪的人；一种是亲和自然，做一个隐逸的人。他选择了后者，且是一种更为狂放的归隐方式：酒隐。李白的归隐不如陶氏决绝，不如谢氏完美，却更加肆意，更加炫烂！
　　
　　注释：
　　[1]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诌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颜色。《晋书：谢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
　　[2]张爱华：《唐诗二十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255页。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37页。
　　[4]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12页。
　　（姜丽娜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宁溪中学 318023）

• 姜丽娜： 从《忆东山》探析李白的隐逸情结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