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外国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教师通常用中文讲授，学生阅读翻译家的译本。当今，外国文学名著重译现象突出，因此，选择译本是师生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教材、教师和学生的调查表明，各方面的译本选择意识都有待加强，只有从多方面着手才有可能协调好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提高外国文学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 重译 译本选择
　　
　　外国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从传播信息到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培养学生文学鉴赏能力都有着重要的学科价值。教学实践中，纷繁复杂的文学事实和文本阅读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就文本而言，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众多的重译面前，该如何选择可靠的译本？因为在教学中，绝大部分教师仅通一门外语，却要将西方或东方，甚至整个外国文学史都通讲下来。老师用中文讲，学生阅读中国翻译家的译作是常态。译作毕竟与原著隔了一重，如果译本选择不当，那么离原著就更远了，译本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对作家的理解。本文试图以《红字》译本的统计，说明重译之盛，译本选择成为外国文学教学不可回避的问题；通过对外国文学教材、教师和学生的相关调查、分析研究，期望对处理好外国文学教学与重译的关系能有所帮助。
　　一、名著重译之盛
　　重译，也称复译，即在已有一个初译的译本之后，又产生新的译本，这种翻译现象就是重译。重译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翻译事业的繁荣和翻译水平的发展，以及社会对译作的广泛要求。文学作品重译更为突出，其中名著的重译最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译在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几十家出版社全体出击，竞相组织重译和出版外国名著。这些名著多数在此前已有译本或重译，一本文学名著有四、五个以上的译本都是很常见的。迄今为止，这种状态并未改变，甚至愈演愈烈。
　　霍桑的The Scaarlet Letterr，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被译介到我国，最初有伍光建《红字记》、张梦麟《红字》、傅东华《猩红文》[1]几种译本。四十年代有侍桁译的《红字》。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译本书名均为《红字》。现统计八十年代以来的译本如下表：
　　表一：《红字》1981-2010出版的译本
　　序号 译者 出版社 出版年
　　1 侍桁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
　　2 胡允恒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3 温烈光 花城出版社 1993
　　4 熊玉鹏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4
　　5 王阳红、陈贻平、南平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5
　　6 姚乃强 译林出版社 1996
　　7 李冬、李华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6
　　8 李艳波、贺海涛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
　　9 熊玉鹏、贾文渊 人民出版社 1996
　　10 黄水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7
　　11 余士雄 作家出版社 1997
　　12 贾宗谊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13 方华文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14 周晓贤、邓延远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15 于世华 外文出版社 2000
　　16 熊玉鹏、姚乃强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17 王惠君、王惠玲 伊利人民出版社 2001
　　18 何星亦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19 熊玉鹏、贾文浩、贾文渊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20 赵虚年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
　　21 苏福忠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22 杨静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注：此表为不完全统计。
　　学界通常把侍桁的译本视为初译，曾多次在不同出版社再版。侍桁在50年代、80年代作了一定的修改，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了最新版本，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本文把侍桁以后的译本笼统地视为重译。从1991年算起，《红字》的翻译历时30年，在一次次重译潮中涌现出不同的译本，共22种，参与出版社21家，译者近30人，可谓盛况空前。需要说明的是，上表同一位或同一组译者的译本只统计一次，不包含各种改编的简易本、教学用选本、中英对照本，再版亦未统计在内。
　　事实上，《红字》拥有如此多的译本并非特例，不过是名著重译中的一个普通现象而已。重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无须赘述，值得探讨的是：这些译本的质量良莠不齐，在教学中我们该如何取舍，哪个译本更可靠？外国文学涉及的作品有几百部，若是每部作品都有几个或几十个译本，可靠译本的选择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要从教材、教师和学生几个方面同时着手，才能寻找到有效的途径。
　　二、外国文学教材与译本
　　外国文学教材的编撰，从周作人所著《欧洲文学史》（1918）出现至今已近百年，其间出版了若干此类教材。[2]这里挑选1918－2006年出版，较有代表性的教材六种，按初版时间先后排列，并查阅其中是否涉及译本信息，统计如下表。
　　表二：1920－2006年的外国文学教材
　　序号 编著者 书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有无译本信息
　　
　　1 周作人著 欧洲文学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01
　　无
　　
　　2 郑振铎编 文学大纲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3.04
　　有
　　
　　
　　3 杨周翰等编 欧洲文学史（上）
　　人民文学
　　出版社
　　1979.06
　　
　　无
　　 欧洲文学史（下）
　　1985.09
　　
　　
　　
　　
　　
　　
　　4
　　
　　朱维之等编 外国文学简编
　　（欧美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4.07
　　第五版
　　
　　无
　　 外国文学简编
　　（亚非部分）
　　2004.10
　　第三版
　　
　　有
　　
　　
　　5 郑克鲁主编 外国文学史（上、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03修订版
　　无
　　
　　6 徐葆耕著 西方文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01
　　有
　　
　　以上六种教材，不标明译本的居多，包括目前使用较广泛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和《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的情况较为特殊，“亚非部分”的译本信息完备，书名、译者、出版社等都有，已在附录的阅读书目和正文的页注中标出。“欧美部分”的附录亦列出阅读书目100种，无译本的说明，而这恰恰是教学中所需要的，出现这种情形恐怕与重译之多、无从选择不无关系。其它不提译本的教材可能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许其中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此处暂且不论，这也不是本文的重点。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主要参考的是英国学者的著述，非英语文学作品，皆注明英文译本，并附有简要说明；已出或将出的中译本、重译均逐一介绍，附在各章末参考书目中。《西方文学十五讲》，凡讲授的作品，都有完整的译本信息，有的还举出重译，附在每讲的尾注和阅读书目中。这些文学史介绍译本的方式值得其它教材借鉴，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为教学中的师生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依照教材，按图索骥，查找相对可靠的译本，省却了面对诸多重译本的麻烦。
　　结合上述统计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有译本提示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译本选择的问题，教学中应尽可能使用这类教材。若教材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还可选用外国文学作品选，其通常附有译本信息，不失为权宜之计。当然，今后如果教材编著者能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译本选择就不是问题了。
　　三、教学中教师处理重译的不同方式
　　教师是否在教学中对译本进行筛选，培养学生这方面的意识呢？笔者主要通过交谈的方式，与九位不同高校、不同教龄的外国文学教师进行交流。九位教师中有五位对译本不作要求，占了55.6%，其中有一位让学生读作品选，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译本选择的问题；有一位教师在作品讲授时偶尔提到著名翻译家；有一位教师把译本的推介作为作品讲析的例行内容，关注的学生却不多；有一位教师建议学生尽量读原著，不要只读译本。余下一位教师对译本的选择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采取提供阅读书目的方式，推荐可靠译本。总的来说，大家都认同译本选择的重要性，但教学中对其重视明显不足。如何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译著，教会学生鉴别译本的好坏，是外国文学教师的责任。
　　笔者在教学中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进行课前问卷调查。首次授课时，把译本选择作为课程学习方法介绍，并提供选择译本的方法；作品讲授的过程中推荐权威译本。在同学们颂读赏析浪漫主义诗歌时，这些做法的成效都显现了出来。不少同学找到多个译本，并在其中做出选择。有的同学找到一首诗的原文和几个不同的译本，做适当的“重译”。同学们在欣赏诗歌的同时，对文学翻译、外国诗歌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这也启发我们在外国诗歌的教学中，可适时、适量地引入原文教学，以弥补译本的不足。总之，教师在阅读与研究的基础上为学生推荐好的译本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这意味着教师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借鉴翻译研究已有的科研成果。现今的翻译研究极为兴盛，翻译文学史和重译本的对比研究能提供译家、译本的资料。笔者将这些不成熟的经验提出来与同行交流，希望能抛砖引玉，寻找到更为完善的解决办法。
　　四、学生对待重译的态度
　　学生如何看待重译呢？笔者曾对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做过两次外国文学课前问卷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2003年9月，调查2001级专科班34名同学。问卷第七题，“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是否注意到译者和版本？你觉得这是否重要？选项为：A.是，重要。B.否，不重要。”选择A、B的学生各占50%，说明学生对译本的关注不够，师生当引起重视。
　　2009年9月，调查2007级本科班37名同学。问卷第十题，“外国文学名著，通常同一作品有多种译本，你是否发现这一现象？选项为：A.是。B.否。”选A的同学有34人，选B的有3人，说明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较高，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重译现象普遍。问卷第十一题，“你是否在众多译本中做选择？你觉得重要吗？选项为：A.是，重要。B.否，不重要。”选A的同学有29人，选B的有8人，约占28%，说明学生对重译现象有所认识，但对译本选择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强化。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同学们的译本选择意识还需加强，每届学生会有差异，要针对其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另外，笔者统计了2006级学生毕业论文的情况，有24人写的是外国文学方向的，论文完成后，有5名同学的参考文献中没有译本的信息。可见，在教学中反复强调和帮助学生养成选择译本的习惯是很有必要的。
　　五、结论
　　通过《红字》重译的统计、分析，说明重译现象之普遍，在数量众多的重译中选择可靠的译本，是外国文学教学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外国文学教材及师生的调查分析表明，各方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如果能从不同角度着手，外国文学教学在接近原著方面将更进一步。对译本、翻译家的介绍，将使学生有机会接触文学翻译的必要知识，增加对比较文学的认识，更好地把握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和文学史。这样做有文学本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原因。介绍翻译的简单情况，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起文学交流的观念，启发他们思考文学交流、传播中的问题，引发他们的求知欲，使他们更能把握中国文学、文化、社会发展的脉搏。这样，外国文学教学在传授学科基本知识的同时，也在外国文学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建立起了实际的关联，增强了学生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和他们的学术意识及专业意识。
　　
　　注释：
　　[1]程绍华：《<红字>译本为对象征、比喻手法的移植比较》，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47-50页。
　　[2]丁欣：《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外国文学——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史”教材考察》，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位论文，2004年。
　　（杜丽琴 云南省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650214）

• 杜丽琴： 外国文学教学与译本选择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