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小说,总体看来是延续了解放区文学和政治密切联系的新传统,小说日益变得意识形态化。本文通过探讨这个时期小说与极左政治的关系,可以看出,家庭伦理观也往往显示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性,体现着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的互相渗透。
关键词:“十七年”小说 “文革”小说 家庭伦理 政治伦理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小说,总的来看是延续了解放区文学和政治密切联系的新传统,小说日益听命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为意识形态服务。其间虽也出现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带有“异端”性的小说,但它们的命运连同其作者的命运都很快遭到了不应有的压制甚至毁灭。而小说单纯表现家庭伦理表现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可能,只能在小说对宏大的革命与政治的叙事中显露出来。农村题材的小说再也不是传统乡村礼俗社会的家庭与乡村风俗的描述,城市题材(数量极少)的小说也不是有关现代都市与人的关系的展示。这时小说中描述的家庭伦理也往往体现着小说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性,体现着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革命伦理的互相渗透。
这种家庭与革命的关系同样适用于“文革”时期的小说,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更加极端化而已。
一、“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小说往往从政治与革命(具体为阶级与成份)的角度来看长幼关系。长幼之间的龃龉与矛盾,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关系,而且是关涉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政治觉悟的问题。并且小说在叙述长幼关系时,既有传统血统论的思想影响,又带有那个激进时代的某些固有谬误。
(一)这段时期的小说对英雄人物进行塑造时,长辈的形象往往起着衬托的作用(这种衬托既有正衬,也有反衬),从而使衬托这种修辞方式在“十七年”及“文革”小说中几乎升格成了塑造英雄的一种重要叙事方法。
《红旗谱》中,老一辈人朱老巩在和地主冯兰池作斗争时,只是凭着一腔血气去拼命,不懂得策略,结果被冯兰池施了调虎离山计,护钟不成,自己也气病而死。而二十多年后闯关东回来的朱老忠遇事则沉稳得多,懂得了斗争的策略。从而显示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青春之歌》通过其主人公林道静,更是讲述了一个带有叛逆性的青年知识女性如何走出旧家庭、摆脱封建家长约束而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封建家庭中的长辈则如同沉沉黑幕,衬托着她对革命的金光大道的执著追寻。
《三里湾》中的范灵芝是作者极力肯定的人物。她作为一个优秀的青年团员,带领村里进步青年为集体的事业、为挽救旧家庭中的青年而积极工作。但她的父亲范登高却被刻画成一个为了自己小家的致富而疏于工作的不称职的村干部。他在危险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需要立即被悬崖勒马般的救援与改造,而实施改造和救援措施的则是他的女儿范灵芝。在幼对长的拯救中,在范登高形象的衬托下,范灵芝积极进取的形象显得极为鲜明。
《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和儿子梁生宝都有着自己心中的“创业史”。只不过梁三老汉的创业史是关于他的小家庭的,而梁生宝的创业史则是关于大家庭的。这样,父子两代的关系在小说中就被描述成了旧与新、个人与集体、落后与进步的关系。在梁三老汉的衬托下,梁生宝的形象便凸现了出来。
《艳阳天》中,萧长春的父亲在小说的前半部被描述为一个只知道关心小家庭生活(特别是萧长春的婚事)的普通农村老人。在儿子萧长春的影响下,他的狭隘的个人关注点逐渐让位于儿子所领导的全村人的前途和命运。他是在儿子的影响下完成的革命的启蒙。
焦淑红虽然是个优秀的团支部书记,但她的妈妈却是个思想守旧的老人。她埋怨孩子们在外忙“大家”的事情而不顾“小家”:“闺女儿子都别叫他们长本事,有点本事,这个窝就圈不住了。想着法也得飞出去,一飞出去见见他们的面都难。儿子要是在家,媳妇使上了,孙子抱上了,我也能享几天福哇!”她的观念中还是旧式家庭当婆婆使唤媳妇的传统旧思想,和女儿一心为公的思想明显背道而驰。
《欧阳海之歌》中,欧阳海和大哥在老鹰嘴剿匪中的不同表现,刻画了欧阳海面对危险时的无畏精神,和其哥不敢说出土匪刘大斗藏身之地、害怕报复的懦弱性格形成对比。特别是他小小年纪就协助解放军捉住了土匪的传奇性描写,更是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少年英雄形象。
在《金光大道》里,高大泉父亲的形象是非常模糊的,他好像只是为了给高大泉提供一个贫穷、有着阶级仇恨背景的身世,高大泉才是小说所要着力表现的出场对象。
(二)小说在描述英雄人物诞生的家庭时并不一定采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政治与革命伦理,但在对落后家庭特别是反动家庭进行描述时,却往往用一些“老子反动儿混蛋”式的血统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家庭中的长幼关系。
《三里湾》把玉生的媳妇小俊的落后思想归于她妈妈的影响。小说中,小俊的妈妈被描述为一个“骂死公公缠死婆婆,拉着丈夫跳大河”的人物。而小说又解释小俊的妈妈之所以“不是个好东西”,缘于她是“一个祖传牙行家的姑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牙行属于“无罪也该杀”的“车船店脚牙”之列。可以看出,赵树理品评人物用的仍是传统血统论的标准。但因为小说描写的并不是敌对的反动家庭,还认为年轻人本来是好的,因受了老年人的影响才变质的。在这里,进化论的观念和血统论的革命伦理是并驾齐驱的。
在描写反动家庭的长幼关系时,上述血统论的倾向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红旗谱》中的冯贵堂是个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新派人物,通过他对其父亲冯兰池的劝诫,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现代青年。按照他当时性格的正常的逻辑发展,他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在乡村民主政治和乡村经济方面的改革家,最起码也应做出类似新村运动式的改革。但作者因他是“地主崽子”,便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和其顽固保守残忍的父亲沆瀣一气的帮凶,最终走到了人民革命的对立面。
《创业史》在描写梁三老汉见到姚士杰时的心理活动时说:“他知道姚士杰这人,不管表面上装得多老实、多和善,心里总是恶狠的。姚士杰他爹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不离种子。”《金光大道》中写高大泉的父亲受到“积善堂”地主的剥削,地主的少爷也和地主一样说着剥削有理的话。高大泉到异乡讨饭时,又被富人家的孩子唤狗咬伤。在对这种反动的剥削阶级家庭的描述中,小说完全是以“老子反动儿混蛋”式的血统论的眼光来看其家庭中的人物关系。这种倾向到“文革”中便发展到了极端,特别是在样板戏中,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二、在爱情婚姻关系的表现上,由于一切都笼罩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显示的是爱情及夫妻之情“渐行渐远渐无影”的轨迹,到“文革”时期,它终于消失在读者的视野中了。
(一)婚恋标准的政治化
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代表性小说中,政治因素对优秀男女青年的择偶标准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爱情与婚姻选择标准的变化是和其革命道路的选择结合在一起的。她革命道路的选择也就显示出一个时代的婚爱标准的日益政治化。她舍弃余永泽而转向卢嘉川,表面上是爱情标准的转变,实质上标志着她人生道路的转向:由五四式的思想启蒙之路转向工农革命的政治救亡之路。而她最后对江华的接受更是强化了这一标准。《三里湾》中,范灵芝对马有翼的舍弃和对玉生的选择,同样也是对这种婚恋标准的诠释:他们所看重的不再是对方的文化程度高低,而是其对革命的积极态度;不再是对方家庭财富的多寡,而是其家庭“三代贫农,根正苗红”那样的好成份。小说为了表达这种政治标准下的婚姻爱情伦理观,无视农村几千年来沿袭下来的婚姻伦理习俗的现实,一厢情愿地按政治标准钦点鸳鸯谱:在《三里湾》中,我们没有看到范登高夫妇对女儿找一个离过婚的男子的态度。在当时的农村,未婚女儿要嫁给同村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家里人竟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这显然不符合当时传统礼俗还起着重要作用的农村生活实际。小说对男女爱情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依照政治理念展开的。《创业史》中,改霞拒绝了向她求婚的周围殷实人家的子弟,爱的却是没有什么文化且家庭十分贫穷的梁生宝。因为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衡量,他是个优秀的党员,政治条件过硬,有着舍小家顾大家(合作社,后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忘我工作精神。家庭是贫农,成份好,这也成了改霞爱梁生宝的理由。为了强化梁生宝的上述优点,小说还用郭振山的一心发家和孙水嘴的轻浮逢迎来反衬梁生宝的一心为公和吃苦耐劳、工作踏实的品性。
政治性标准在婚爱选择中的重要作用到了《艳阳天》中,变得更加明显。焦淑红的母亲对女儿找了丧了妻的鳏夫萧长春,非但没有阻止,还主动和萧长春的父亲商量、包办二人的婚事。萧长春和焦淑红之间的恋爱过程也被取消了,婚姻成了按照政治标准的简单匹配。这种婚爱标准还滋生了对知识分子的贬低和对一般劳动者的赞美倾向,到后来发展至极端就是大老粗往往是根正苗红、品性高尚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出身不好、灵魂肮脏的。
(二)男女恋情及夫妻之情的政治化
传统小说及五四时期的小说对爱情的描写,总少不了青年男女间的敏感微妙的心理、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乃至肌肤之亲。对夫妻之情的表现总有家庭生活的温馨及情与性的表现或暗示。但这在“十七年”及“文革”小说中却发生了显著变异。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舍弃朝夕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余永泽,我们没有看到她有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的留恋与内心情感的波动,因为小说的女主人公已不是五四时期的莎菲,而是新时代追求革命与进步的革命青年的代表。在《创业史》中,徐改霞收到富农郭世富的儿子郭永茂的求爱信后,把它交给了村里的代表主任郭振山,虽然郭振山和郭世富同族,但他和徐改霞谈论关于男女间的爱情完全站在一个党员和一个团员间的立场,如同在谈论一个正在开展的集体工作。《艳阳天》中,当焦淑红给萧长春补褂子时,萧长春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刚有了遐想,就马上想到:“不管两个人中间有多少层关系,同志和同志这一层关系是最根本的。”他们虽然互有好感,但都努力克制自己,把二者的关系保持在一个党支书和一个团支书的相处范围内。《金光大道》中,当高大泉回到自己老家,见到乐二叔的女儿吕瑞芬后,小说并没有写他对吕瑞芬的感觉,就直接跳跃到“高大泉跟吕瑞芬成亲的第三天,又参加了担架队,战斗在夺取政权的行列中”。小说对青年男女间类式同志似的恋爱也不允许了,他们之间只有阶级与革命的友谊或仇恨。
在封建礼教盛行的时期,夫妻之间的感情与性尚是当时的礼教所容忍的。但在“十七年”及“文革”小说中,这种夫妻之间的情与性等属于二人间的私密领域也遭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侵入,政治干涉可以说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青春之歌》前半部分所描述的林道静和余永泽的婚姻生活中,还有日常的夫妻感情描写。小说让林道静越来越讨厌这种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夫妻关系。等到她遇到江华和卢嘉川时,特别是和江华结合后,他们之间完全变为了革命同志式的关系,谈论的也是民族革命等宏大的话题。《红岩》中,当江姐猛然看到丈夫遇难后被吊起的人头时,在面对突然而来的重大打击时,小说写她本能的反应是牺牲了一个革命同志,好像最后才想到这是自己的丈夫。革命的坚定性让一个女人在极端的环境下仍在灵魂深处坚守革命节操。《艳阳天》中,韩百仲和老婆焦二菊夜里在炕上的事情成了夫妻共同学习《党员课本》。焦克礼的老婆玉珍在团员会上把丈夫在家里发的牢骚(埋怨支部让自己干生产队长)拿到团员会上深揭猛批。《金光大道》写离家几个月的高大泉,在月夜回到自己家里见到妻子时:“高大泉咧嘴笑笑,吕瑞芬也对他笑笑,这就算打了招呼。”夫妻之间没有了私密性的话题与生活空间,如同一个组织内的同志相处,夫妻生活变得日益公共化、政治化。
注重于男女之情、留恋家庭日常生活,被看作是革命意志弱化的表现,是时代英雄成长的阻碍因素。甫志高因留恋小家庭的妻小而被捕,最终导致投降变节。玉生的媳妇小俊因想过夫妻间的小日子而闹分家,结果得到的是被村人耻笑的下场。当郭振山推脱说是家里人的话让他犯了错误时,改霞想:“家庭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陷坑。”既然家庭成了罪恶的根源,当然家庭中的夫妻之情、日常生活也都打上了罪恶的烙印。
(三)政治伦理的家庭伦理化
林道静脱离自己的封建家庭,在走向革命的道路时,曾经有过新式小家庭的经历和梦想。但她和余永泽建立的新式小家庭很快就使她感到堕入了生活的琐碎和庸常之中。经过和新式小家庭的决裂,她终于找到了自认为值得寄托生命的另一种家庭形式:革命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她把同一个阶级的盟友江华当作自己的爱人,把自己的上级——一个成熟的职业女革命家当作了自己的妈妈,把受伤失业的工人任玉桂当成了自己的弟兄,把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女同志王哓燕当成了自己的姐妹。《创业史》中,当穷庄稼人要求加入到梁生宝的互助组时,小说描写此时梁生宝的心理感受:“他看见这伙人,比他看他家里的人亲!”当他见到区委王书记时,“生宝带着弟兄看见亲哥似的情感,急走几步,把庄稼人粗硬的大手,交到党书记手里。”《艳阳天》中描述放羊的哑巴也把集体当作了自己的家,成了一个忠诚的看家人。马老四因不满儿子在村里的表现,常想:“有这么一个儿子,只当是绝户了,反正有农业社、有社会主义,也用不着靠哪一个人养老送终。”《欧阳海之歌》中,欧阳海在回忆自己的身世时把党比作了比自己的亲妈还重要的、值得自己为之献出生命的母亲。在《金光大道》里,高大泉父亲给他留下的是交织着贫穷、仇恨和病痛的形象。而高大泉心中所感觉到的父亲形象的伟大,是在他第一次见到齐志雄(后来成为革命的领导人)时。小说渲染了齐志雄出场时如同救世菩萨显灵般的艺术效果:“这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大汉,背后的阳光给他镀了金似的,显得更加魁梧。他四方脸,笤帚眉,又大又亮的眼睛,满腮都是黑森森的胡子茬儿……高大泉两眼盯着这张和善的脸孔,听着这句亲切的询问,好像见到了爹,见到了娘,见到了亲人,‘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当家庭伦理日益变得政治伦理化后,政治伦理其实也在变得家庭伦理化。因为家庭和集体、国家间的界线因为家庭伦理的政治化、革命化而变得更加模糊。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甚至成了二而一的东西。“革命使家庭变成革命斗志的巨大动力源泉,当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与革命事业挂上了钩,家庭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那么,家庭和革命就是一种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也就是说,家庭私生活革命化的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家庭化。”[1]传统家庭内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就被具有象征性的阶级之情所代替,革命家庭代替了传统家庭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所具有的能凝聚人心的权威地位。
注释:
[1]蓝爱国:《解构十七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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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蓝爱国.解构十七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5][美]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中国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赵锦 北京市商务科技学校 10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