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的问世，使“《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作者韩邦庆“平淡而近自然”的文风，更是受到许多作家、学者的好评。本文试通过解读该书中典型化妓女——黄翠凤、沈小红、赵二宝等人真实而又惨淡的人生经历，浅析其中对十九世纪末上海租界畸形繁荣遮蔽下的商业意识、社会丑态及人性弱点的批判。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 妓女 爱情 社会丑态 人性弱点
　　
　　《海上花列传》原名《海国春秋》，共六十四回，题“云间花也怜侬著”。作者韩邦庆（1856—1894），“花也怜侬”是其别号。而《海上花列传》前三十回最初就载于其自办的纯文艺刊物《海上奇书》之上。目前学界对该书已经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笔者通过重读文本，试从社会批判角度探取新意。
　　一、《海上花列传》研究成果回溯
　　“狭邪小说”在近代初期是世情小说的变异，具体来讲，是指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形成的小说流派，它以妓院梨园为主要表现空间，以名士、名妓、优伶、鸨仆为主要表现对象，文体形式多为长篇章回体。
　　描写倡优生活是晚清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韩庆邦在《海上花列传》中以“近真”“平淡自然”的写实笔法，描绘了妓女与嫖客沉浮于十九世纪末上海租界的真实生活与情感历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结束了《红楼梦》对狭邪小说的影响。
　　鲁迅是从文学角度命名狭邪小说的第一人。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指出，狭邪小说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而《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记载如实，绝少夸张，则固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入生’之约者矣”，[1]称赞《海上花列传》为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刘半农在《读〈海上花列传〉》中提出“苏白”的运用使书中人物具有“地域神味”[2]。
　　胡适称赞《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称之为“一个一流作家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女家生活”的优秀小说。
　　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的张爱玲认为《海上花列传》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3]，并在晚年译出白话版、英文版，使更多的异质文化读者易于感受展现青楼女子爱恨情仇的中国文学。
　　根据众多作家、学者的普遍好评，可知《海上花列传》绝不是一部局限于描绘妓女与嫖客情色交易、仅仅以满足庸俗的阅读趣味为目的情色小说。该书中确实含有值得被学界关注的超越情感纠葛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批判色彩。
　　二、《海上花列传》中的典型妓女形象
　　通过对书中妓女群像真实琐屑而又凄凉惨淡的一生的描写，不难发现秦淮风月般的诗情雅韵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上海租界中如秦楚楼馆中的世故与务实。
　　过去与风流文人吟风弄月、诗酒吟唱的烟花女子，如今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变得精明异常。书中的黄翠凤就是这样一个“职业妓女”。为了迷惑罗子富，她使尽百般手段，欲擒故纵之余“回头向罗子富嫣然展笑”使之神魂颠倒；故作清高地拒绝了罗子富送的十两重金饰，却“蓄深心劫留红线盒”；赎身时和鸨母斗智斗勇，不要罗子富的帮衬转脸却狮子大开口般向其讨了五千大洋做调头用度；之后竟还与黄二姐“攫文书借用连环计”，再诈罗子富五千大洋。黄翠凤将爱情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之一，可见商业意识对她的影响之深。
　　妓女沈小红也是《海上花列传》中的“大段落”。她与王莲生的关系是爱情与算计共存，显然并不纯正。沈小红背着王莲生与戏子偷欢时被撞个现行，此时她并没有立刻想方设法挽回感情，而是在懦弱多情的王莲生另结新欢后方怒不可遏，仿佛吃了陈醋的母老虎般“拳打张惠贞”，直到王莲生同意替她还清债务她才停止撞壁自杀。沈小红的“真情流露”真是将她工于心计、爱慕虚荣、恣意放纵欲望的本质暴露无疑。小说第五十回中王莲生无端落泪的细节描写，深刻剖析了其在爱如潮水般退去后对沈小红仍残存丝丝牵挂的复杂内心。难怪张爱玲称“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死恋，而是王莲生、沈小红的故事”[4]。
　　《海上花列传》始于天真虚荣的乡下姑娘赵二宝和母亲洪氏到上海寻找耽于声色的哥哥赵朴斋。到了上海后赵二宝禁不住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和风流公子的大献殷勤而心甘情愿下海为娼。她不仅贪图享乐还极其幼稚，在和史三公子表面的“情投意合”中，竟妄想脱离烟花柳巷与之白头偕老。甚至于全书最后一回，赵二宝在遭毒打后的幻觉中仍不忘强忍疼痛提醒母亲：“妈，我们到了三公子家里，起先的事，不要去提起。”她下海为娼，名噪一时，却没有想到自己被抛弃的悲剧结局正是商业化都市“露水夫妻”的必然结果。
　　十里洋场，三千粉黛。在动荡的晚清，不知多少女子在上海租界里迷失了自我。作者韩邦庆不仅提炼出典型化的情感模式，暗藏褒贬，更向纵深暴露其身处喧嚣世界的内心惆怅。这种细腻的感情被张爱玲描绘得极为精辟：“第二十五回洪善卿见了陈小云，问起庄荔甫做掮客掮古玩有没有销掉点。‘须臾词穷意竭，相对无聊’。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里，这两个交游广阔的生意人，生活竟然这样空虚枯燥，令人愕然惨淡，原来一百年前与现代是不同。”[5]
　　三、《海上花列传》对商业化社会的批判
　　十九世纪末迅速商业化的上海，俨然是“东方的魔都”。自古流传的重农抑商思想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传统文人身处这样一个找不到儒雅、只崇尚功利的“大剧场”，只好用酒与色迷醉壮志难酬的苦闷，沦为金钱的奴仆，于青楼歌榭之中上演一幕幕离合悲欢。
　　妓女卫霞仙就是妓院天然的肉色交易在商业化大潮下骤然膨胀的一个典型。面对上门找茬的姚二奶奶，她“朗朗”地回敬：“我们开了堂子做生意，走了进来总是客人，可管他是谁的丈夫！”驳得姚二奶奶铩羽而归。从卫霞仙丝毫不以身为妓女而羞耻的态度，不难感受到其在商业意识浸染下对职业身份的自我觉醒。“心安理得”的背后是中国社会浓厚的道德批判观念被职业意识冲淡，从而渐渐丧失了对人性弱点规制的大趋势。
　　书中赵朴斋、郭孝婆和周少和之流都是附着于妓院的“寄生虫”。他们凭借在嫖客与妓女之间牵头搭线、嫖赌讹诈为生，近乎以不劳而获为荣，像是寄生在妓院之上的虱子，推动了妓院的繁荣，也加速了城市的腐烂。[6]
　　上海社会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导致金钱取代道德上升为人与人之间的核心关系，即便血浓于水的亲情也难以与之抗衡。书中父亲吴小大在遭儿子拒认后捶胸怒骂：“上海夷场浪勿是个好场花”；齐韵叟则是近乎总结地说：“上海个场花，赛过是陷阱，跌下去个人勿少晲！”人性中重利轻义的弱点在金钱的摆布下，甚至残酷到六亲不认的境地。
　　《海上花列传》打破了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唯利是图的妓院也不再是孕育浪漫爱情的温床。情色场中，像黄翠凤、沈小红、赵二宝和卫霞仙等妓女不过是“都市消费的对象，男性窥视的目标和欲望的载体。在这种情形下，她们完全失去了自我生命的意义，本身的喜怒哀乐完全不为人注意”[7]。作为都市生活男性消费的众多玩物之一，上海租界中的女性“完全不具备任何一点主体性”，而“激惹男性欲念”仿佛是她们“无法逃脱的作为女人的宿命”。何其可悲，可怜，可叹。
　　《海上花列传》超越了一般狭邪小说旨在色情描写的低俗境界，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丑态的基础上展开对种种人性弱点的强烈批判，不愧为近代狭邪小说中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
　　结语
　　本文通过对黄翠凤、沈小红、赵二宝等典型妓女语言、心理、命运的具体分析，试图还原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中建构的十九世纪末上海租界的社会全景图，并从其“平淡而近自然”的叙述中却丝毫不减对畸形繁荣、社会丑态、人性弱点的批判力度这一角度，解释该书广受鲁迅、胡适、张爱玲好评的社会性原因。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12-215页。
　　[2]徐瑞嶽：《刘半农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韩邦庆著，张爱玲译：《海上花列传》，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年版，第357页。
　　[4]张爱玲：《海上花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5]郝凯利：《近代都市背景下的<海上花列传>》，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633页。
　　[6]樊玉梅，刘上生：《<海上花列传>青楼世界的都市文化特征》，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2006年，第3期，第74-75页。
　　[7]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133页。
　　
　　
　　（牛明慧 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

• 牛明慧： 试论《海上花列传》的批判性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