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论语·八佾》“子夏问诗”一章入手，针对“绘事后素”这一问题，总结前人观点，可归于“素地”说与“素功”说两大源流，并承袭“素地”说得出“美质”说的结论。同时从“礼后乎”出发，讨论孔子的仁礼观，并由此阐述孔子以美质说为喻提出其主张的仁质礼表、内外兼修的儒家君子修身之学。
　　关键词：《论语》 美质 仁礼 修身
　　
　　《论语·八佾》篇记载了子夏向孔子问诗的一段对话，如下：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寥寥数十字，在学术史上却引起过颇多争议，关注角度各有不同。本文欲通过总结辨析前人的观点，提出对“绘事后素”的理解，并通过分析“礼后乎”所体现出的仁礼观，将其中体现的孔子思想与修身之学相联系，以期对其中涵义窥知一二。
　　子夏所问之诗，乃出自《卫风·硕人》篇，前几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为对主人公庄姜美丽容貌的静态描写。“素以为绚兮”有逸诗之说，亦有学者认为当是子夏的提问，孰是孰非本文姑且不议，但对后一句“绘事后素”的理解从汉代经学家开始可谓百家争鸣，结论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关于“绘事后素”，纵观古今历代各家阐说，实在可以于纷繁复杂中归纳出两大源流，即“素功”说与“素地”说。
　　“素功”说首先应当推郑玄之说。
　　绘，画文，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1]
　　继承此种观点的还有邢昺、刘宝楠等学者。
　　“素功说”认为绘画应当是先布众色，色成之后再以白色间之使整个画面出现层次感，才能成为一幅画。间以白色是在布五采之后进行，是绘画工作进行到后期的一个步骤，即是所谓“素功”。如此看来，则是先有“绘事”，然后“素”。
　　与“素功说”相对的可以归为“素地”说，以朱熹为代表。
　　《论语集注》云：“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
　　又云：“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2]
　　朱熹认为绘画的前提是有良好的材质，绘事后于素，以“素地”为先。
　　后世有清人全祖望继承这种观点，并且进一步说明“素地”实指“忠信”。近人杨伯峻将“绘事后素”译为“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3]，亦可归于这一源流。
　　相比较而言，“素地”说更为合理，但亦有不足之处。朱熹看到了“质”的重要性，却囿于绘画之事，并以忠信等理学观点附会，难免失其本意。孔子与子夏的对话，起于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终于诗（始可与言诗已矣），中有“绘事后素”一句未必就牵扯到“论画”上去了。孔子论的不是作画技巧，而是强调一种美质，并且始终是围绕诗而言的。这个结论可以通过释“素”与“绘”二字来证明。
　　“素”在《说文》中解释为“白致缯也”[4]，这容易使我们误解“素”为“白色”，而“缯”则易理解为丝帛之类作画的材料，因而得出类似于“素功”和“素地”的结论。其实，“素”还有“朴素、本质”之意。例证如下：
　　《列子·天瑞第一》：“太素者，质之始也。”
　　《广雅·释话》：“ 素，本也。”
　　以上的“素”皆释为“本”、“质”，这才是人们推重的“绚”，即美的最高境界——本质。
　　而“绘”在《说文》解释为“会五采绣也”[5]，并有《小尔雅·广训》释其为“杂彩曰绘”，可见早期的“绘”并不一定指绘画之事，杂五采各色即是“绘”，这正与“本质”、“朴质”相对，那么作为“素”的对立面，将“绘事”理解为与“朴质”相对的“文饰”可将“绘事后素”讲通，本质为主，修饰次之。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的是一种本质的美，是一种初态原始之美。庄姜有着美丽的酒窝，因而才有“巧笑”；生得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因而赞其“美目”。庄姜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其有“美质”，再加以“绘事”，美则愈美矣。
　　在回答子夏的问题上，孔子巧妙地引譬连类，以“绘事后素”启发学生，使子夏“兴于诗”，自发地提出了“礼后乎”这一疑问。接下来，我们可以从“礼后乎”这一问题出发，进行一番评述，并从中看到孔子的修身之学，即何为孔子眼中的“君子”。
　　礼后乎？后于孰？朱熹的解答是“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6]。礼后于忠信，尽管后人多有继承，然一家之言，且理学色彩浓厚，不足为信。杨伯峻先生认为礼后于“仁义”，如今较为人所接受。
　　杨先生认为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有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以推知，在孔子的仁礼观中，礼在仁之后，礼以仁为主，正如孔子所言“绘事后素”的主次关系一样，仁好比“素”，礼好比“绘事”。
　　在这个问题上李泽厚先生提出“以仁释礼”[7]，认为处于礼崩乐坏之时的孔子采取“以仁释礼”的方式，使礼像仁一样，成为植根于人的本性的一个部分，守礼变成人们的一种内在诉求，寄希望于此借以恢复周礼。李先生理解的孔子仁礼观是“礼为目的，仁为实现目的之方法”。显然，在仁与礼二者关系上，李杨二位先生持不同观点。区别就在于是否认识到孔子主张的“礼”是否是“原封不动”的“周礼”。若李先生之观点，则至圣先师一生周游列国，“累累乎若丧家之犬”，只是出于一个没落贵族对昔日的怀念，颠倒了仁礼的主辅关系，难以令人信服。在孔子看来，对于君子为人之道首先应在仁，礼可成仁，但不能代替仁。因此，李先生观点有待商榷。与之相反，“礼”应当成为“仁”的途径。
　　《论语》中另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之说。尽管孔子对周礼仍然心向往之，但是，孔子向往的是以仁为内核的礼，非“玉帛”，非“钟鼓”这些礼的形式。孔子的“礼”是以仁为内质的“礼”，他真正希望实现的是“仁”，是克己复礼，是忠恕二字。
　　总之，孔子认为仁为内核，居主要地位，礼为表征，居其次。联系到前面的“美质说”，孔子以“绘事后素”为喻，认为庄姜之所以美，是因为内有美质，而外部的绘事只为其锦上添花，与美质相比，绘事是次而又次之的。内在的本质是美的，才可加以绘事成之。那么，仁与礼的关系也是这样。先有仁为本质，才能以礼规范之，礼是外在的，第二性的，而只有内心的仁，才是第一性的，主要的。尽管有主次之分，但孔子并不否认礼的作用，相反作为君子修身之道之一，礼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孔子认为礼和仁是相互作用的。尽管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但是礼也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帮助人们“成仁”。当人们的行为符合“礼”，那么他的内心一定是近于“仁”的，反过来又可以证明这个人的其他行为也难以越礼，因为有居于主导地位的“仁”对其进行约束。孔子的学生有子曾经说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能做到符合“礼”的孝悌，遵守父子兄弟之间的伦常之礼，那么，这个人也就难与犯上作乱者沾边，即可以称之为“仁”了。仁为本，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但礼也可以反过来作用于仁。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身上已经熠熠生辉，绽放光彩。
　　仁与礼，一内一外，从内以仁修缮之，自外以礼约束之，如果将仁扩大为仁义的话，则仁、义、礼三者恰恰构成了孔子的修身美学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礼记·中庸》）[8]
　　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生于仁、义，后于仁、义。修身的目的是成为“君子”。而从内心做到仁义则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仁”的品德，去“仁”则不成为君子。“仁”可以说是君子的内核，是理想人格的首要标志。
　　“礼”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是国家大事，故《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是礼的重要内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礼”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并且在孔子美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君子修身不仅以仁养德，还要用“礼”来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孔子的修身美学中，除了“内求诸己”，通过从内提高自身“仁”的修养，同时外以礼规范之，而在先后关系上尤以“内修”为重，儒家修身美学认为君子之仁应当存乎心，发乎礼。仁居于心，则后来的义、道、德皆由心生，其次的礼、乐则更是如此。由内至外，是儒家修身之途径，对此最好的证明便是孔子对仁的释义——“克己复礼”。但是，如果说儒家是一门心法那也是错误的，外以礼成之，内外兼修，才是孔子真正的修身之学，缺一不可。正如“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也恰好是分别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讲修身之道的。
　　不仅仁礼是体现儒家内外兼修的修身之学，《论语》中许多相伴生的对立统一体也体现了儒家内外兼修、缺一不可的修身之法，如文与质、善与美、德与言等等，外饰文而内修质，外美显而内善隐，外有言而内有德，内外兼修，才是儒家主张的成仁之道。
　　譬如文与质，也是儒家修身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仁礼的关系类似。
　　子曰：“仁者，人也。”（《论语·中庸》）另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述而》）
　　仁是人的本质，仁又以孝悌等美德为标志。而关于“文”的解释，同样回归到《论语》，也可以有新的解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殷袭夏礼，周袭殷礼，礼乐制度，在周发展至鼎盛，是处于礼崩乐坏的孔子一心向往的时代。这里的“文”则应解释为“礼乐制度”。因此，文与质可以理解为礼乐制度和以孝悌忠信等为代表的仁义。孔子认为，只有既能施仁义，又能行礼乐之人，文质并重，方为君子。
　　孔子用“绘事后素”来回答子夏之问，其对庄姜美的认识恰好印证了孔子历来主张的内外兼修、文质兼备、有仁有礼的君子修身之学，与墨子过于拙朴的“天志”、“非乐”和庄子一味顺应自然的“心斋”、“坐忘”相比，孔子的修身之学不得不说是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这也是直到今天人们惯以儒学引导自我而儒家修身哲学一直焕发着无穷生命力的真正原因。
　　
　　注释：
　　[1]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2]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店，1990年版，第22页。
　　[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页。
　　[4][5]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775页，第762页。
　　[6]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店，1990年版，第23页。
　　[7]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8]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0页。
　　参考文献：
　　[1][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店,1990.
　　[3][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4]杨伯峻. 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彭蕾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100024）

• 彭蕾： 文质兼备,仁礼双彰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
• 彭蕾： 《卜居》之“大人”新释　/　文学教育 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