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李渔话本小说的特点来分析他的创作特色，并用思想史的方法探究李渔话本小说创作特色的成因，通过人物的自身经历、社会时代以及社会思潮来阐释李渔话本小说创作特色的成因。
　　关键词：李渔 话本小说 创作特色及成因
　　
　　入清之后，长篇白话小说有了长足发展，产生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巨著，然而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却濒临衰落，但在清初，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却达到了新的高峰。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既沿袭了“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的体制和创作方式上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不同于以往话本小说的独特地方，这些创作思想既与李渔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又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思潮密不可分。
　　李渔的话本小说沿袭了“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的传统题材，即小说的主人公多是市井人物，故事是这些俗人的俗事，而且小说的意旨又大都归于善恶的因果报应和道德劝诫，如“奉劝世间不曾出阁的闺秀，服药于未病之先……”（《无声戏》第一回）“我这回小说，一来劝做官的……二来教人……三来……一举而三善备焉，莫道野史无益于世。”（《无声戏》第二回）李渔小说几乎每篇都有类似的劝诫：用因果报应思想教导美妻安于丑夫、遵从儒家规范；教导官吏要清明、百姓不要搬弄口舌；宣扬女子贞节；褒扬“南风”的畸形人所保有的严母品德；劝人多散银、多积德等等，通过一个个富有生活意义的小故事来宣扬自己的“道”。李渔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浸染，和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在仕途失意、朝代变更之后，不放弃传统的儒家思想。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儒家追随者的至高理想，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文人在“立德”“立功”受挫后都会选择“立言”，用文字来实现自己的抱负，李渔亦如此。李渔时刻不忘作为文人的社会责任，他曾在《与太仓州守陈麓屏》的信中声称：“老道翁立德、立功，为吾乡第一流人；弟虽不敏，亦窃附立言之义”，他的小说也正体现了他的理想。
　　李渔话本小说不但适时进行劝诫，还时时流露出对隐士的向往。《无声戏》之《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通过谭楚玉的选择表达了自己的生活理想：谭楚玉看透了戏里戏外的热闹，如大梦初醒，“竟在桐庐县之七里溪边，买了几亩山田，结了数间茅屋，要远追严子陵的高踪，近受莫渔翁的雅慧，终日以钓鱼为事……”；《十二楼》之《闻过楼》也表明了他的理想和态度：“古语云：‘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予谓无论治乱，总是居乡的好；无论大乱小乱，总是避乡的好。”之后还附上自己居乡所做之诗作为例证。李渔早在一六四二年往杭州乡试途中，闻警而归，在《应试中途闻警归》中写道：“诗书逢丧乱，耕钓俟生平”，已萌发了“耕钓”的愿望，之后，李渔在故乡兰溪过起了耕钓自食的隐居生活。李渔小说喜欢引用儒道两家的话来印证事情，比如《十二楼》之《合影楼》就引用儒道两家经典：“儒书云‘男女授受不亲’，道书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两句讲得周密。”从李渔的小说和这段隐居的经历中，既能看到道家的功成身退，又能看到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道两家思想共同影响着李渔，只是在某一时期儒家或道家思想占主导地位。李渔在他的《<一家言>释义》中说：“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但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云，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模仿，希冀于其中也。模仿则必求工，希冀之念一生，势必千妍百态，以求免于拙；窃虑工多拙少之后，尽丧其为我矣。虫之惊秋，犬之遇警，斯何时也，而能择时以发乎？如能择时以发，则可不吠不鸣矣。”这段文字也可以说是李渔的创作宣言，从中可以归纳出李渔的创作思想，一是“自为一家”，一是“云所欲云而云”，他追求创作的自然、无为，反对人为的矫揉造作，这与道家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学思想一脉相承。可见，李渔在创作思想上深受道家文艺观影响。
　　李渔话本小说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太过完满，主人公都得到应有的结局，在劝诫的幌子下，却也掺杂了更多的俗世思想、媚俗成分，他不考虑是否严格合乎道德，是否高尚，是否是唯美的、正义的情愫，只要求在小说中，或者说在虚拟的世界中行得通，他便让故事按这样的进程发展。《无声戏》之《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女》夸赞吕哉生才貌双全，后来竟获得五个绝色女子的青睐，最终全都委身于他。他丝毫不让这几个女子表达她们的内心感受，他不是不了解这种情愫，而是他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俗世的游戏和快乐，并以之教诲广大读者，适时欢乐。《十二楼》之《夏宜楼》中，旧家子弟瞿吉人因偶然机会通过望远镜见到詹家小姐娴娴，因爱慕其姿容就上门求亲，后来几经曲折，最终和詹小姐喜结良缘，但婚后瞿吉人并未放过詹小姐的女婢们，因用望远镜见过她们的裸体，就以此逼迫她们失身于他，小说结尾不无赞美地说道：“吉人既占花王，又收尽了群芳众艳，当初刻意求亲，也就为此，不是单羡牡丹，置水面荷花于不问也。”李渔对瞿吉人的这种行为没有进行丝毫批判，反而表示了认可与赞同。《十二楼》之《合影楼》最能体现作者的游戏、媚俗的思想，因为影子害了相思和因为定亲害了相思的两对男女，实际上是一男二女，作者最终以开开心心地二女嫁一男作为故事的结束。李渔小说所反映的这种俗世思想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有莫大关系：入清之后，他断绝了科举出身的念头，靠戏曲小说来谋生，他编演戏曲，主要仰仗达官贵人的赏赐，他组建家庭戏班，自编自导，走南闯北、出入豪富朱门，打秋风，挣缠头，有时近乎乞丐；演戏是为卖艺，写小说是为卖文，还自己开书铺等等。李渔的小说思想和他本人选择的生活道路一样，是受人非议和讽刺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传统的反叛。他在《闲情偶寄》卷六中这样总结自己的思想：“老子之学，避世无为之学也；笠翁之学，家居有事之学也。二说并存，则游于方之内外，无适不可”，可见他对自己学说的肯定和自得。
　　李渔小说的创作特色既受儒道思想影响，又浸透着独特的俗世思想。这些创作特色的形成与李渔的个人经历、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潮有关。李渔处于明清易代之时，社会急剧动乱，他经历了兵火之灾，又经历了科举的屡试不第，还经历了家境的由富变贫，这些遭遇使他想到了隐居山林，他也确实隐居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经济原因，又重新返回了俗世生活，这次他变得非常洒脱，走上了不同于以前所有文人的道路，已经具有了现代专业作家、艺术家、书商等特点，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过去、对传统的叛逆。老年的他又归隐了，这时的他，荡尽了浮华，从体力到精神彻底地回归了自然。纵观他的一生，他的思想起伏不定、常常变化，经历了重儒家、儒道互渗、俗世之道到最后的真正归隐道家，这些思想都一一地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呈现出矛盾而又复杂的状态。他思想的复杂性和超前性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明代后期，出现了一股文艺新思潮，强调文学源于人的心灵，要求文学冲破礼教的藩篱，摆脱理学的羁绊，主张任性而为，以真实、自然、与化工造物同体为最高审美原则，即性灵说和情真说。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心即理”，之后的泰州学派甚至提出“百姓日用即为道”，这些思想都为李渔的思想复杂性提供了社会思想背景，也正是他思想的复杂性造就了他小说的特色。
　　
　　参考文献：
　　[1]沈新林.李渔新论[M].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2]钟明奇.“自为一家”：李渔文学创作的核心思想[J].文学评论，2009，（4）.
　　（李世琴 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东江中学 517500）

• 李世琴： 李渔话本小说的创作特色及其成因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