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历史建构形成了对历史表象的忽略与对历史本质的遮蔽，我们无法在这样宏大叙事当中打捞出那些鲜活的历史细节，更无法透视出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中的生命动向，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正是基于对此种宏大建构的质疑。新历史小说以文学化的手段试图还原历史，展现特定时空背景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丰富的社会信息。新历史小说家的种种努力，都可以看成是对历史深处真实的探寻，可以看成是以个人化的方式对历史的一种追问。新历史小说比传统的历史小说走得更远，他们不再信奉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上的原则，不再强调创作原型的真实性，历史对于小说来说，仅仅也只是一个场景而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历史小说对传统的历史建构与传统的文学叙述构成了双重颠覆。而且，我们在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浪潮中看到，历史越来越表现为背景性存在，作家所要完成的是借历史场景来表达自己的追问。
　　刘震云的历史小说创作是比较有特色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小说形成了刘震云独特的创作风格，在有着丰富人物与细节信息的文本表层之下，是作家对历史的某种本质的探寻。如果说《故乡天下黄花》是一部以写实为表现手法的小说，那么《故乡相处流传》则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荒诞色彩的作品，小说从语言、人物到情节等方面都具备了荒诞派的元素。从探索新历史小说发展可能性的角度来讲，《故乡相处流传》要比《故乡天下黄花》走得更远，所要表达的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也更为深入。我们通过《故乡相处流传》四段四个故事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到在刘震云所构建的故事当中，变与不变始终纠缠在一起，使文本充满了极强的张力，也使刘震云对历史的追问指向性非常鲜明。
　　《故乡相处流传》选择了中国历史上几个时间点进行了跨越式叙述。从汉朝末年曹操、袁绍在联合攻打刘表时因争夺沈姓小寡妇而逐鹿延津，写到明朝初年朱元璋以“都能当上财主”作诱饵，辅以武力胁迫，将大批百姓迁移延津；再从清朝后期慈禧来到延津，与前世情人六指重温蝴蝶甜梦，陈玉成赶走慈禧，占领延津选美，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大跃进、放卫星、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毛泽东主席巡视延津。作者一边信口开河、信马由缰、虚虚实实地叙说着他的故事，一边不住地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作者的一些寓意也许读者体会不到，但读者却体会出许多作者未必预料到的寓意。小说当中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空间，这与《故乡天下黄花》的模式是一致的。
　　传统的宏大历史一直在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必然带来正向价值的增加，人类在此过程中由被奴役向着人的自由解放发展，但是我们在刘震云这里所看到的情况却是与此相悖的。由汉末到明初，由清末到20世纪60年代，变的仅仅是时间，这是最具历史表象的东西，所谓历史记录是由这些具有表象性的时间串联起来的。然而时间的改变并没有赋予历史场景以变化，历史事件本质上的一致性否定了时间的意义。时间的停滞状态与恒定的空间构成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的寓言——刘震云对历史是悲观绝望的。《故乡相处流传》的四个部分就像四场在剧院中上演的戏剧，延津就是舞台，四场戏剧之间情节模式大同小异，甚至连人物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可能他们会穿着不同时代的服装，但是他们的命运是注定的，那就是死亡。死亡是必然的、不变的，而变的只不过是死亡的方式不同罢了。历史表现出惊人的循环性，在刘震云看来不变才是历史的必然性，所谓变化也仅仅只是一种浅层面的改变而已。
　　在《故乡相处流传》当中，刘震云所着力表现的就是作为历史参与者——最普通的大众——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他用四个场景叙述了那些命如草芥大众的命定道路。刘震云的叙述已经超越对他们作为盲众的行动无目的性的批判，而是要追问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虽然死亡对于个体来说不可避免，但是如何死亡或者面对死亡是否有选择的权力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死亡是《故乡相处流传》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对死亡的叙述其实就是对生命本身价值意义的追问，以死的真相来衬托活的无力与无奈。在变与不变的纠缠之中，非正常死亡如影随形，作为无法抗拒历史携裹之人，永远都是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故乡相处流传》不断把人逼入死亡的绝境，他们只能面对，无权逃避。同时，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被认定的工具性，而非具有生命、人格的人，在历史当中他们无比卑贱，那些小人物似乎天生就是为那些所谓大人物而存在的。
　　曹操和袁绍两厢交战，两边的士兵互相厮杀，“丞相便让侍卫越过开阔地送过两瓶花雕。主公、丞相都怀抱花雕，分别回府和回帐饮酒。接着小的们在土岗内外就开战了……主公和丞相都喝醉了，各拥一个寡妇睡觉，这边战斗才结束。死十万，伤二十万，主公胜了，丞相退了。”《故乡天下黄花》当中刘震云有同样的表达——流血牺牲都是小人物，吃肉喝酒、睡女人的都是那些大人物。袁绍败给曹操之后，延津人要面对曹操的处置，因为当初曹操败走后，他们一度投降了袁绍，所以曹操很在意，在处理“收降一半，处置一半”的时候，曹操的办法是用“让我扔个钢镚试试”这样荒诞的方式，至于把谁留下来，把谁杀死对于他来说，似乎只是一场相当无关紧要的游戏而已，十足的黑色幽默表达出历史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轻视。于是，“我”、孬舅、猪蛋都被杀掉了。第二段中，人的命运同样被这样黑色幽默荒唐地决定着。朱元璋迁徙潞、泽两州的百姓到延津去，但是迁移哪些留下哪些，朱元璋采取的决断方式依然是扔钢镚。然后“东西两边人中，分得妻离子散，爷子相别，奔逃与雀跃之中，又是互相伤心和哭泣”。但是不论如何，迁移与亲人离散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在大迁移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瘟疫，曹成、白蚂蚁、瞎鹿、猪蛋先后在瘟疫当中死去了。在这场瘟疫中，迁移的队伍，“十成人已经死掉七八成了。劫后余生者，也都是些烂掉鼻子、眼，从瘟疫中死里逃生的残缺之人。”然而，到了迁移的终点延津的时候，这些本以为能当上财主的迁移流民们，却发现自己上当了，他们被分配给当地的财主，“去开垦荒野、去治沙治碱，去种庄稼地，去纺花织布”。达到延津的一共十万迁民，“在垦荒、治风沙、烧碱煮盐、种棉纺花过程中，冻死、饿死、暴死、病死、打架斗殴死、无缘无故死的共六万。”那些数万的生命，被朱元璋一句“为了一个事业，总是要死些人”的话便轻送地打发了。
　　陈玉成的部队与官军之间的战斗，照例死的还是那些无名的百姓，“官军十几万，延津人民几十万，几十万对十几万人在原野上厮杀，场面十分壮观。一场战争下来，头颅、胸膛、胳膊、腿，满山遍野。……打到第二天中午，双方各死了十几万，仍不分胜负。”胜利的官军将延津定为“匪区”，那些被陈玉成所携裹、无知的人又成了被问罪的对象，于是“孬舅、猪蛋、白蚂蚁、白石头、六指、瞎鹿等，也一同被斩于市井”。沈姓小寡妇也被车裂而亡。虽然那些“伟大”人物在这次斗争中遭遇了死亡，但是“小麻子比众人多活了一个多月。因为奏章报到北京，请示他该死的地点，是让他死在北京还是死在延津，柿饼脸太后态度一直不明”。这一章的结尾，刘震云极具戏谑化地写道：“一九九○年，延津给陈玉成修了个纪念塔；在当年慈禧下榻处，重修了一个行宫。后人对这两个人感激不尽，多亏他们在大清王朝这段历史，延津才不致于有空白。”流血牺牲的小人物彻底被遗忘，慈禧的行宫与陈玉成的纪念塔同时存在，就是对小人物生命价值的彻底否定，历史不承认他们流血牺牲的价值与意义。
　　一九六○年代，集体食堂东西越吃越少，于是大家开始疯吃，然后“七窍流血，痛苦地死去”，瞎鹿与孬舅母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撑死的。水灾之后的蝗灾，使延津遭遇前所为有的灾害，没有粮食之后，他们只能吃糠麸窝头，“为了粗粮细作，糠麸中又搀了许多稻草和树叶。” 然而“这细作的粗粮吃下去不消化，在胃里凝固成实蛋蛋，下边拉不出来。……因为拉屎，常有肛裂的。那些肛裂了，扣了、挤了仍拉不出来者，就被活活憋死。六指的干爹大六指，就在这次粗粮细作中给憋死了。”没有粮食之后，村民们纷纷去找一种可以吃的“地皮”，但是“人多，地皮少，为争一块地皮，拳脚相加，死了几十人。……抢到地皮的，就拼命吃，当时又撑死几十人。吃下去，愁肠百结，像吃糠麸一样拉不下去，憋死几十人。”当地皮都吃光了之后，“这时就传说有人吃人皮。做爹娘的，将孩子互换一下，把死孩子用坛子腌起来，慢慢吃。”“地皮吃过，孩子吃过，延津开始批量死人。村中一批死一百○五人，死了七批，最后剩下几十人。这个延津剩下几千人。……猪蛋、曹成、白蚂蚁、六指，都死在第一批。”“……第二批中有袁哨、沈姓小寡妇、白石头诸人。”在大饥荒中，还是有人幸存的，当然是那些领导人物，“……延津剩下两种人无死。一种是韩书记、小蛤蟆、孬舅之类。他们没有死，是因为他们都变成了炊事员。……第二类没饿死的，便是监狱里的犯人。”孬舅是支书，村子当中的领导，“我”这样替孬舅肚子有东西吃辩护：“虽然他不顾一千口子人，但他也是一千口子的支书呀？就是憋死、饿死全村，他也应该是最后一个呀。总不能大家还活着，先把他给饿死、憋死吧？”
　　当然除了人为的因素促成死亡外，自然的灾害也在侵蚀着小人物的生命，“瘟疫之前，已有冰雹、大风雪、天地冥晦、地震、风沙扑压、陨露杀禾、蝗虫蔽日、桑蚕皆灾、生月入境、黄河决口、龙卷风、痢疾、伤害、梅毒、艾滋病。”无法逃避无处逃避，人被逼迫得在死亡的道路上慌乱奔走。刘震云透过“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推动者”的话语表面，看到人民群众永远都是历史的牺牲者，他们用卑微身躯铺平了历史前进的道路。在《故乡相处流传》当中，变化的只是死亡的方式，或是被砍杀，或是遭遇迁徙中的瘟疫，或是被饿死，或是被撑死，而不变的是注定的死亡命运。
　　从叙述方式上看，刘震云选择了一种类似荒诞的表达方法，将古今杂糅，古人口中满是现代人的话语，现代的事物往往出现在关于古代的叙事当中，给人以时空错乱之感。我们认为语言、场景、事件等等一切都是一种手段，所以所谓语言滑稽戏谑、场景时空颠倒、事件的戏剧化形式，都可以看成为其主题服务的，刘震云并不是为了追求小说的“好看”，而进行类似无厘头的叙事。这种荒诞的叙述，可以理解为刘震云强调的是古今的一致性，古与今之间时代话语与事物之间的差距。在这里历史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是不变的，变化的仅仅是时间。然而即使是人物所生存的朝代时间有所变化，但是那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表象，与历史本质比较起来，甚至可以忽略。古代与现代，汉朝、明朝、清朝与当代之间语言、事件的杂糅，将历史描述成了一锅混杂各个时代的粥。作为历史表象的话语，最能精巧地反应出历史的本质，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话语类型与方式，但是一些话语的表达往往能适用于不同时代的历史事件，因为历史本身充满了相似性。刘震云用戏谑化的叙述方式表达出了历史的循环性特征，人在历史中充其量不过一个玩偶而已，在历史面前他们显得脆弱而又无奈。
　　对于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的区别，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是这样表达的：“历史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是真的，除了名字。”人物名字与历史真实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联系，小说用假名字所建构的历史能够摆脱历史文本的束缚，在更高层次上接近历史情景，触摸历史动向。《故乡相处流传》中的人物名字是小说比较独特的地方，四段故事中那些小人物的名字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孬舅、猪蛋、白石头、白蚂蚁、瞎鹿、六指这些符号一直活跃于中国历史当中。不仅每个符号所代表的人物性格是一致的，而且他们的前后命运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连死亡的方式都大同小异，比如在第一段中白蚂蚁被乱棒打死，第二段中白石头也被乱棒打死。小说以名字的无变化性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更加昭示出小人物的存在处境，不论哪朝哪代这些最底层的人物都无法逃避命定的灾难。与这些小人物不变的名字符号相对应，那些所谓大人物的名字是变化的。但是不论是曹操、袁绍、朱元璋还是慈禧，这些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不变的，他们成就历史总是以牺牲那些小人物为代价。所以对于这些大人物来说，变化的仅仅只是名字罢了。小说中两类人物的命名命运又形成了变与不变的文本张力、朝代更迭变化与社会的前进，但是小人物在战争中流血、在严寒中冻馁、在瘟疫中困厄、在饥荒中挣扎的时候，那些大人物与这些遭遇却是无缘的。同时小说中诸如孬舅、猪蛋、六指这样的名字与曹操、朱元璋这样的名字相比，从根本上来说并不称其为名字，那仅仅是对乡野俗人的随意称呼，体现了历史对小人物的文化轻视，在历史上他们没有自己的名字。
　　在对历史情景的非理性叙述当中探寻历史的规律性，进而认识小人物在历史当中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是刘震云通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所要达到的目的。在戏谑狂欢的叙事背后是刘震云对历史的努力探寻，他把历史中没有名字的小人物放在变与不变所形成的张力之中，追问历史对小人物的漠视、忽略与牺牲，追问他们死亡背后的历史之真。
　　
　　
　　（关春芳 辽宁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11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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