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80年代的先锋小说创作中，余华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独特的文学视角，对人类的生存作了深刻的阐释。疯子形象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其建构意义与美学价值揭示了余华对人类精神的追求与领悟。
　　关键词：余华 疯子 悲剧意识
　　
　　在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创作时期，余华的小说以其怪异、荒诞、奇特的气息，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有人曾这样评价余华：“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一定是冰渣子。”[1]暴力、血腥是他作品的外在主题，而对人性本质及人生存状态的探寻却是作品的内在精神。余华紧紧抓住了“恶”这一人性本能，塑造非理性的疯子形象，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典型，这是对人性异化及人生存状态的隐喻。
　　一、疯子形象的文本呈现：破坏欲的化身
　　在余华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他的小说呈现出令人咋舌的残酷、冷峻与黑暗，疯子形象频频出现：《四月三日事件》里患迫害妄想症的18岁青年；《一九八六年》中自虐的中学历史教师；《河边的错误》中不断杀人的疯子以及精神崩溃的许亮。
　　《一九八六年》中自虐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文革中被抄家、关押、折磨致疯。他失踪十余年后又重回小镇，在自己的身上真实地实施着和在虚幻中对众人实施着中国古代的各种酷刑。他热衷于研究古代酷刑，并将其变为现实，在现实中，他用砍刀、烧红的烙铁、钢锯、石头对自己施行墨、劓、剕、宫、凌迟等酷刑。他在对自己的施暴中感到满足、兴奋。“最后他将钢锯搁在膝盖上，被锯开的皮肤，先是苍白地翻了开来，然后慢慢红润起来接着血向外渗了。锯开皮肤后锯齿又搁在骨头上，他停住手，得意地笑了笑。然后双手优美地摆动起来，沙沙声又响了起来。”[2]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多次写到中学历史教师在自虐的过程中“心满意足”、“得意地笑”。由此可见，暴力源于人的欲望，疯狂是一种人性的放纵与裂变，中学历史教师通过对自身的破坏来释放、满足他的欲望。
　　《河边的错误》中不断杀人的疯子，杀了三个人，一是收留他的么四婆婆；二是与他素不相识的一个男人；三是发现么四婆婆人头的小孩。这几个人都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也不可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对男人和小孩的被杀害我们或许可以想出某些恰当、合理的缘由，男人看到他在河边，小孩发现了么四婆婆的人头，招致了警察的怀疑，这些都可能会归罪于自己；之后到精神病院受到折磨，他憔悴不堪，回到老邮政想要报复，所以杀人，这些从表面看似合情合理，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中的漏洞，首先就是他为什么要杀对他有恩的孤寡老人么四婆婆呢？这一个疑问就把先前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推翻了。他打么四婆婆，砍下三名受害者的人头，他杀人毫无动机可言。我们从原文的细节描写中可以感受到他疯狂的破坏欲望。
　　二、疯子形象的建构意义：人性恶的证明
　　自虐的中学历史教师，反复杀人的疯子，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为读者建构的疯子形象是破坏欲的化身，他们通过暴力的途径，达到破坏欲的满足，显示了人性恶的本质。
　　《一九八六年》中那个疯子的自虐行为，被余华描写得那样精细，那样富有表现力，就像他在读者的眼前，对自己施行着各种酷刑，令读者的脊背直冒冷汗，而作品中“看客”们的反映：看到那种场面惊讶不已，背后却是哈哈大笑，没有半点儿怜悯之意。妻子对疯子的态度，好像听到他的脚步声就浑身哆嗦，精神极度紧张，内心极其害怕。文革在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上造成了不可泯灭的创伤。妻子找到了自己安静祥和的生活，不愿再面对疯子的打扰，她不想再回想起那段令人害怕的历史，她不想打破自己的幸福生活。当她看到疯子死了，“蓦然在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她又可以维持自己往日的宁静的生活了。
　　如果说疯子为读者做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衡量，那么妻子和看客们就是一种平易生活场景的插入，让读者从心里感到透骨的悲凉。余华用冷酷的语言，“零度的情感”笔调，让读者们看到了面对血淋淋的生活场景，看客们的冷漠，妻子的逃避。“余华倾力描写人的外在行为的丑恶，热衷于溢恶。他之所以那样冷静客观地描写人类之恶，是因为他已经把恶当做不可改变的既存事实接受下来，认可了恶的合理性与永久性。”[3]
　　余华对暴力场面极端渲染，而表现暴力本身并不是余华的目的。它只是凝视人生存的镜子，使疯子成为了一个明确的暴力载体，破坏欲的化身以及一个探索人心的独特工具。余华让人们看到血淋淋的生活场景，从而使我们认识到破坏欲这一欲望是深藏在人性之内的恶魔，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存。
　　疯子作为一个行为失控者得以更为直接地表现沉积在心里的生存意识。尼采在《悲剧诞生》中相当肯定地说：“疯狂也许未必是蜕变，衰败，没落的文化征兆吧？也许是一种健康的精神病。”[4]撕开社会的表象，截取人性的伪装，善恶的维度才是我们应该屏息关注的纲常。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的文明即是在打击与排挤异类中确定自身，标榜自我。
　　三、疯子形象的美学价值：悲剧意识
　　余华小说中的疯子不仅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还有很高的文学美学价值——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认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清醒把握。在余华的小说世界中，暴力、苦难、灰色人生是其展现给我们的常规世界，从头到尾，全部是绝望，没有希望，一切都显得那么极端，那么悲观。这些看似不真实的疯子形象和事件却在传达着某种意义，表现出作家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生存精神的深度思考和追问。
　　余华笔下的疯子突破了传统的疯子形象：一出场便受到了读者的怜悯。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暴力、血腥的疯子形象，让受众极度的恐惧、毛发喷张，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他将人性中最黑暗、最丑恶、最残忍的一面暴露在文坛上，他在直面人生的当代文艺思潮中将冷漠之潮推到冷酷的深处，表现人性恶的本质。余华给阅读界带来了恐怖，这种恐怖是余华非正常人的生活和心理世界的展示。他一系列疯子形象作品的相继问世，使我们不得不惊讶年轻的余华所虚构出的如此丰富的精神病世界。
　　《一九八六年》中一个可怕的疯子用古代种种酷刑自我折磨，他从幻觉、疯狂的精神病态中解脱后，自虐致死。作者重点叙述了人性本身的劣根性造成的毁灭。《河边的错误》中一个血淋淋的屠宰场，把人物轻松地抛入一个一开始就注定死亡的悲剧命运中。作者在作品中呈现了单一化的人性，极度冷漠的、充满暴力与血腥的冲动，人与人之间高度的紧张关系，这正是一幕幕被人性恶所左右的非常态的“人性悲剧”。
　　从余华小说中的疯子形象呈现出的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可以窥见对罪恶的残酷描写绝非余华内心的真正向往，而是作者所采用的一种极端和阴郁的方式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生存的精神关注，其间呈现出对人性建构和生命真谛的求索。
　　
　　注释：
　　[1]余华：《灵魂饭》，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36页。
　　[2]余华：《现实一种》，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3]王彬彬：《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
　　[4]尼采著，赵登荣等译：《悲剧的诞生》，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杨冬雪 黑龙江省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152000）

• 杨冬雪： 论余华小说中的疯子形象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