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杰克·伦敦的著名小说《海狼》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和艺术魅力，同时内含较深刻的现实社会意义。本文通过对以《海狼》为代表的海洋文学的剖析与赏读，分析海洋的自然意象与现实寄托，品味小说多模态写作手法为读者带来的涉身亲历效果，挖掘小说的人类精神价值，释析小说崇高感的释放过程。
　　关键词：《海狼》 海洋文学 多模态 亲历 自我意识 崇高精神
　　
　　《海狼》是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历经一个世纪，当我们再次细细品读这部杰作时，亦能想象到自己勇猛粗暴、坚毅刚强、生气勃勃的形象，正跟随船长海狼赖生，为着生命和生存，一起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漂泊航行，并最终激发起了内心深处最崇高的精神力量。阅读这一部经典的海洋文学作品，让我们体验了一次令人荡气回肠的海上生活经历；看到了海员们在海上叱咤风云，勇猛强悍的画面，听到了来自大海的怒吼与“魔鬼号”发自内心的呐喊；嗅闻到了人与人之间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相斗争的气息。我们不禁因此感叹：杰克·伦敦用笔释放了自己心底的矛盾与痛苦，流露了他自己的人生理念与价值尺度，更用语言触摸了人类生命最崇高的精神。
　　一、《海狼》·海洋
　　《海狼》的故事在茫茫海洋的怀抱中展开，由故事主人公之一，美国作家凡·卫登讲述自己与“魔鬼号”的曲折经历。他在一次乘船回旧金山途中不幸遭遇海难，被捕海豹船的“魔鬼号”救起（原文为“捞起”），随后被粗暴、专横、独断、自私的船长“海狼”赖生逼迫随船出海捕猎，并从事各种苦役。船长海狼奉行“弱肉强食”与“强权便是硬道理”的原则，用暴力手段和极高的智商统治着“魔鬼号”，操纵着船员们的生死大权。途中“魔鬼号”又救起（“捞起”）其他遇险的旅客，凡·卫登和同样遭遇海难上了“魔鬼号”的美女作家莫德相遇、相爱。为了生存，凡·卫登和莫德不甘被奴役，逃亡到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经历了种种磨练后，两位文弱书生的精神和身体更加强大，与海狼展开了激烈斗争。而后海船上的水手们全部背叛了船长海狼。最终，病发失明的海狼孤身一人随破损的“魔鬼号”病逝在岛上。凡·卫登和莫德修复了“魔鬼号”，并为病逝的海狼举行了海葬，最后扬帆返航。故事以两位主人公的相爱和胜利凯旋而告终。
　　《海狼》是一部经典的美国海洋文学作品，它以浩瀚的大海为背景，依据海上的冒险体验和航海行为，通过对人与人、人与自然斗争的描绘记录，反映了人类的生存意识，传播了海洋文化，颂扬了海洋精神[1]。伦敦自幼喜欢船只，十三岁就只身穿行在暴风雨中的旧金山湾。十七岁开始踏上捕猎船，参加了捕猎海豹的种种活动。丰富的海上生活体验和各种有趣可怕的捕猎故事，再加上长期建立的对海洋生活的感情和坚强勇敢的品质，使伦敦以航海历险为特征的海洋文学作品，如《海狼》、《南海故事》、《群岛猎犬杰瑞》等成为美国海洋文学的典范。从一个层面讲，伦敦创作的海洋文学作品，处于美国海洋文学自然主义向意象主义过渡的阶段[2]。《海狼》发表于1904年，当时美国正处于海外扩张、殖民运动、海外贸易的“进步时代”，生活和社会现实为《海狼》提供了真实素材，较大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美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小说《海狼》里的几个主题：探险捕猎、遭遇海难、海盗劫匪、征服自然、以弱胜强、正义战胜邪恶、浪漫情节等均为典型的海洋文学，如航海小说的代表元素，以及小说通过海狼这个人物形象传达了另一个重要主题：人比海洋更残酷无情。同时，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口吻，使小说更加具有现实主义的社会真实性和批判性。而小说中被象征化的海洋意象：汹涌险恶的大海、幽灵般可怕的“魔鬼号”海船、荒无人烟的小岛早已不再仅仅是自然景物或征服的对象。伦敦以巧妙的写作手法和叙事技巧，把当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美国社会搬到了与世隔绝的海船上，这无不赋予了作为生命摇篮的海洋更多的价值和内涵，使人类对大海、人、社会之间的关系认识进一步加深。
　　小说《海狼》被称为美国海洋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海狼》与同时代的美国海洋文学作品一起代表了当时美国海洋文学发展的一种新变化，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现实[3]。这些海洋文学作品已不仅仅是咏海赋歌或观海诗篇或寄情寓理的散文诗歌，更多的涉及到了人类如捕猎、航海探险、海难、海上掠夺、海域扩张等涉海活动和经历。海洋的凶险、神秘、浩瀚与柔和不再是小说《海狼》的描述重点，相反伦敦更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交往（共处），关注人类在茫茫大海上威迫同类，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此时，海洋已不再只作为产生审美情感的意象，而成了追逐个人利益，关注狭隘“自我”力量的象牙塔。现实生活中那些受利益欲望驱动和社会竞争影响的人，和小说中海狼粗俗、蛮横、凶残、强权的形象一样，在不被自我感知的情况下身心受到摧残；而只有很少一部分像凡·卫登和莫德这样的人崇尚英雄和超人主义的气势，他们不畏强权，追求正义，勇敢坚强，并不失浪漫。因此，这一阶段以《海狼》为代表的美国海洋文学作品，借助对人们社会生活现实的描述，阐发现实思想和哲理，渗透着海洋精神的独立品格和意志。在这种海洋背景的生存竞争和利益追逐压力下，社会失去道德，失去博爱。这种海洋意识可谓是一种国家意识和大众意识，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海洋战略价值和作用的认识，即征服海洋，方可扩大领土，扩大贸易，掠夺财富；征服海洋，方可称霸世界。我们认为，这一阶段美国海洋文学从自然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种文学现象具有重要的社会研究价值。
　　二、《海狼》·亲历
　　上文提到，小说《海狼》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角度讲述历险故事，让读者自始至终“活”在大海上，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读者阅读《海狼》，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海中，跟随着“我”一起，不幸遭遇海难，又有幸被海船救起，逃过一劫，却陷入“魔鬼号”的压迫中；而后“我”遇到真爱，体验了一段恋情，经历生死逃亡；在孤独的小岛上，我的身体、精神、心灵都获得锤炼，更加强壮……阅读《海狼》，我们似乎无法保持清醒，口中说“我”的话，内心独白“我”的心理，酝酿“我”的思想，体会“我”的感受。尽管“我”在海难中逃过一劫，但上了“魔鬼号”，“我”的命运不由自己控制，生存环境的残酷使“我”失去了自由意志。在他人（如海狼压迫）和外力（如社会竞争）的双重摆布下，“我”很渺小，没有自由的选择，没有尊严，只能服从，只能被征服。逃脱海狼魔掌的怒气与尊严，给了“我”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最终激发起了“我”的原始兽性；莫德小姐的柔情与关爱给了“我”继续生存的动力，最终焕发起了“我”的浪漫情感。伦敦将笔下的人物“我”与读者一起置于极端严酷、生死攸关的环境之下，以展露人性中最深刻、最真实的品格，他笔下那“严酷的真实”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而这种震撼皆因读者涉身故事情节引起。
　　读者在小说中的“存在”才能切身体验和领悟来自海狼与凡·卫登不同的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在这样的真实体验中，我们不禁发问：人类社会中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究竟是好是坏；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孰多孰少；当人处于极度残酷的生存环境时，该如何做出自由选择；难道人只有落至艰苦极点之时方可激起本性勇敢的一面；难道生存就是人类存在的最好选择？我们甚至开始怀疑人类的文明、人性、意志及价值取向。
　　读者在阅读《海狼》时，会越来越投入故事曲折的情节中，仿佛身临其境，这是伦敦灵活运用写作技巧，多模态叙事手法的结果。模态指人类通过器官（视觉、听觉等）跟外部环境（人、动物、机器等）之间的互动方式[4]。小说《海狼》是一篇运用多模态（三个或三个以上）互动方式（multi-modalities）写作的小说。读者阅读此文，视觉、听觉、触觉、感觉等通道被打通，多维度体验生活场景，接受来自周围的各种信息。我们不仅能体验到惊险刺激的航海活动，而且眼前浮现出波涛汹涌的大海画面，耳边回响着来自海狼残暴冷酷的怒吼声和海浪的咆哮声，同时随着“我”，内心被莫德小姐的温柔和爱护触碰着，甚至我们还能嗅闻到来自大海深处那低沉的气息。当读者在生命细胞的发源地——大海上用最原始、最直观、最具体验的方式：耳闻、目睹、口述、心触周边的事物景象，接受着来自身旁的各种行为表情、语言现象、身势变化时，这是一种回归生物本源，寻找真我的亲历过程，是一种把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紧密结合的有效方式（笔者曾认为：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产物）。
　　尽管如今现实生活中接受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但通过眼、耳、鼻、心等人体器官所感知的信息的真实可信价值和形象记忆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倘若要探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的人类哲学，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回归人类的自然本源，用人类的不同模态涉身亲历现实生活，用人体的器官功能，如语言、表情、行为、心理等做事，参与生活场景的各种真实活动，从亲历体验中获得思想认识，心灵感知。
　　理性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就在于发展出了“自我意识”[5]。小说《海狼》令读者获得亲历感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伦敦对现实自我的直白展示。按照弗洛伊德的陈述，自我是自己意识的存在与觉醒。虽然小说中有弱者与强者，正义与邪恶，男性与女性，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和较量，但从几个主要人物中都能找到各自欲望的自然表现：海狼的物质（利益）欲、对他人的控制欲与暴力欲；凡·卫登的求生欲（生存欲）、情感欲；莫德小姐的被保护欲、自尊欲；水手们的反叛欲、抗争欲。这些原始欲望的根源是生与死的搏斗与抗争，如凡·卫登追求自由、超越自我的坚强与决心，水手们容忍力的丧失，莫德维护自尊、自立与正义的勇气和毅力。读者与这些主要人物产生共鸣，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蕴藏着一颗释放自己、解脱自己、“小我”的心，似乎有种原始野性在呼唤；我们追求个人的快乐，逃避痛苦，就像小说里的海狼，自私、野蛮，凡·卫登冲动、感性，莫德自立、坚强一样。这些都是人类原始生命自我能量与品质的释放，是人生物性（或动物性）的体现。阅读此小说，读者因故事情节而情感浮动，因人物斗争而进行道德评价，是人“自我意识”中精神性的体现。
　　用宗教的话来说精神性就是人灵魂的力量（如道德与情感）。《海狼》中“魔鬼号”的恐怖与险恶，海狼的冷酷与邪恶都渗透着生命的精神。而在这茫茫大海上，生存权的惨烈争夺使人类意识的精神、情感、道德显得苍白无力[6]。这也是海狼的兽性意识会毫无忌惮地张扬，书生凡·卫登的兽性精神会因此激发的原因。小说中“自我意识”的另一方面是人的社会性体现。就像上文所说，人在现实生活的利益驱动下，努力寻求自我满足，追求实用价值。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物主义使人类显得如此渺小。这艘以海狼为首的捕海豹船为了豹皮大衣的高额经济利益，在太平洋上对海豹进行大规模血腥的滥捕屠杀，多么残忍冷酷的景象！因此，小说《海狼》里人物“自我意识”的内蕴与连贯是使读者亲历小说后产生共鸣的另一重要原因：处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人借助于海洋的资源价值，满足现实生活中自身利益的需求，激发生命本能，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情感的释放，只会赤裸裸满足一己之欲——“我”的自我意识。
　　三、《海狼》·崇高
　　“崇高”为何？笔者认为崇高是一种审美境界，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人格品质，一种高尚情怀，一种价值追求。人类偏好把身边的客观存在与自我的心灵体验产生碰撞，而这最直观的风采与最感性的内涵碰撞后产生的火花，如日常生活中的思想、精神、品质、行为、情感、景象、人物、等提升到哲学高度，以显示“他”（或“她”或“它”）的庄严与伟大，高贵与卓越，这就是崇高感产生的过程。古罗马时代美学家朗基努斯在《论崇高》中曾提出：崇高是一种绝妙的表达，他是伟大心灵的回声。[7]20世纪以前，海洋的崇高在于它是自然界客观实体和现象的崇高象征和寄托，它的浩瀚，它的神秘，它的深邃成了文人情感抒发的源泉。而在《海狼》这部小说中，海洋元素与亲历体验的碰撞与结合是崇高产生的原因，使读者产生了崇高感情，使小说人物成为了崇高的代表，也使《海狼》本身也成为了一部崇高伟大的小说。
　　小说中海狼代表原始人类崇高的人性，凡·卫登代表现实社会中崇高的文明，莫德小姐代表人性中崇高的善良。就像大海一样，大自然的恢弘壮丽与神奇高超是因为这些自然客体具有崇高的灵魂，而人类具有的崇高品质、思想、感情和言辞皆缘起那与生俱来的高尚的心灵。例如诗人的高尚情怀需亲眼目睹瀑布、泉水、云海等自然景观时才能被激发，从而流露并释放出崇高的审美情趣。小说《海狼》把故事置于浩瀚的大海之中，使读者高尚情怀的产生具有了可能性。当读者阅读小说文字时，随着“我”一起亲历小说，人体多模态器官随即被打通：大海的沉吟是雄伟，令人惊羡，又令人恐惧；“魔鬼号”的顽强是坚毅，永远能在大海上前行；海狼的壮硕是强势，妄图征服身边一切；凡·卫登的求生是追求，渗透着对生的渴望；莫德的高雅是神圣，天使下凡，君临尘世；水手们的叛逃是奋争忍受与沉默之下的破壳爆发。我们不禁为小说的情节与人物所冲击、所震撼，因而发出崇高的感叹，那是因为读者高尚的心灵被彻底鼓舞与激化。此时，读者体验的“真性”崇高感获得共鸣与升华，这既是对眼前物质本身、视觉形象和环境空间（人物品质与精神、人物形象或动作行为、海洋或海船）的尊重和感叹，也是读者对自己命运、生活和前途现实的向往与追求。
　　小说故事在大海中展开，在笔者看来是作者的有意安排，伦敦企图通过自然客体与人类本性的对比阐释崇高涵义，抒发崇高情感。这种对比不是表面的抵抗与斗争，而是各自灵魂的相互矛盾与超越。小说里的自然景象与人物品质，如海狼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崇高精神与海洋的开阔包容的崇高内涵总是不能协调；而小说主要人物的心灵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处于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中。只有当故事发展到结尾，海狼离开人世，凡·卫登与莫德才能最终走上幸福之路——矛盾的解决，心灵的平衡以一方被超越为代价，以一方崇高心灵的消失为代价。人类总是以为自己在生物中占据优势，以为自己能不断吸收外界的能量使自己变得力大无比，以为自己有能力驾驭大自然王国，以为自己能无节制地从自然中榨取资源。更可悲的是人类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与崇高。超越自己乃崇高之表现，但当人类在自我超越之时，自身力量与自然力量相遇相撞时，崇高之情即被激化，而崇高的行为表现却转为伪崇高。[8]因此，读者在小说《海狼》中获得升华的是自我意识中最真实的崇高心灵。
　　四、 结语
　　作为大自然最大的生态系统，大海以其浩瀚丰富的海水被称为人类探索生命，挖掘资源的场所，以其生动的形象和象征被称为人类的归宿，人类精神家园的寄托。小说《海狼》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汪洋大海上，发生在以大海为背景的社会缩影下。小说的艺术性、文学性、政治性、道德性、现实社会性只有当读者涉身亲历小说的故事才能感知体验，而伦敦高超的写作技巧与情节铺设为读者的亲历过程铺垫了伏笔。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崇高感被层层激化，逐渐产生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新理念。杰克·伦敦笔下的小说《海狼》无愧是20世纪最经典的小说之一，也是人类海洋小说历史上最经典的读物之一，有待更多文人学者去研究探索。
　　
　　注释：
　　[1]依据段汉武在《〈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一文中对“海洋文学”的定义，原概念界定如下：“以海洋为背景或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海岛生活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海洋的文学作品，就是海洋文学。”
　　[2]虞淑燕：《<海狼>的叙事视角与主题研究》，段汉武，范谊主编：《海洋文学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
　　[3]刘建佺译：《海狼》，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顾曰国：《多媒体、多模态学习剖析》，外语电化教学，2007年，第4期。
　　[5]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司显柱，张海慧：《文明与野蛮 人性与兽性——从<海狼>中体悟人生理念》，译林，2007年，第4期。
　　[7]Roberts：Longinus on the Subli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
　　[8]林新华：《崇高的文化阐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王一磊 浙江省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 王一磊： 在大海上前行:寻找人类的崇高精神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