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者以苍凉底色为背景，在《白雪乌鸦》中呈现了在动荡社会和巨大灾难面前人物的命运多舛、人性错位及民族的隐忍，唱响了一曲动人的挽歌。在生与死的抒怀中，发自作者心灵的呼唤，给了我们深深的启迪。
　　关键词：挽歌 温情 扭曲 隐忍
　　
　　迟子建是当代文坛上一根特立独行的标杆，她的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譬如说老舍的小说是怅恨世情，张爱玲的是苍凉感悟，那她的小说则是温情善美的。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她都凭着自己对生命的独特感受，书写着民间那些琐屑的、生活化的平凡的生命体，呈现一种独具魅力的民间叙述立场。正如老舍在《论创作》中说：作家创作要“看生命，领略生命，揭示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活的文学以生命为根，真实作干，开着爱美之美”[1]。正因为关注生命，她的小说中，过去是现在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现在，一切都显得难以预测。生命体在这偶然与必然中循环演绎时，一切都显得混沌、神秘，为作品平添了几分虚幻的气氛。而她的新作《白雪乌鸦》又一次让读者于不经意间感受到了这种震撼，作品中除了一曲曲错位的故事外，还有其它作品都有的轻灵、神性、温情，更有生活化的隐忍美学和文化的诗意抒怀。那种错位的荒谬、苍凉，以及对人性扭曲、隐忍的深度揭露让人感受到无穷的艺术力量。
　　一、幽怨低吟——一曲悲怆、错位的爱情挽歌
　　《白雪乌鸦》讲述了时值日俄战争之后，爆发一场鼠疫灾难的哈尔滨老城区傅家甸人民的生活状态。傅家甸混居着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之神如幽灵般地降临傅家甸，它跟民族矛盾一样成了傅家甸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死亡面前无法选择时，反而激发出异样的活力，更加狂欢地享受死亡逼近的乐趣，但对死亡的这种戏谑并不是作者要表现的主题，而是通过死亡展现人们的生存状态。迟子建说：“生比死艰难，死是速战速决的，而生则是非常惨烈的过程。”[2]这惨烈的过程，作者以轻灵的笔触通过日常生活，用几个主人公错位的爱情诠释出一曲悲怆的挽歌。
　　在小说中，作家把王春申与吴芬、金兰的情爱，翟芳桂与纪永和的畸形婚姻，傅百川与疯女人苏秀兰的貌合神离的婚姻，以及翟役生与金兰的畸形情爱，王春申对谢尼科娃柏拉图式的精神追求等，以人生图景式地立体呈现出来，从而探讨了在大灾和死亡面前，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及人与历史、人与动物等诸多主题。同时，作者还将这些相互独立的故事与动荡的历史、日常风俗文化、被挤压的生存境况、人性的多元化等联系起来共同构筑起一个“复调”的叙述模式。
　　在小说中，王春申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个人，他有吴芳和金兰两个妻子，一个不会生育，一个奇丑无比，她们都给他戴上了绿帽子。可以说在情爱上，他是一塌糊涂，备受压抑的，以至他宁愿跟他的黑马睡。当吴芳和金兰在鼠疫中死去后，他又被逼再婚，成为吴二家的股中之物。在王春申心里，谢尼科娃犹如翩翩飞舞的蝴蝶，寄托着他美好的精神追求与思恋，正是这精神寄托使得王春申在浓得化不开的死亡面前艰难地活了下来。作者总是不停地以多图景形式呈现王春申命运的多舛与错位，表明作者对这常态化的审美追求远超于吴连德医官传奇式的非常态化审美追求。为拓展深度，作者将错位的爱情、死亡的逼迫、美好事物的破灭叠加在一起，可以说是对多难人生和多难世界的隐喻。人类要生存则需要在这种日常化中坚毅地挣扎。正因为这种世俗化的存在，生活的偶然性才瓦解了整齐划一的历史线索，在无序的历史事件中，人性本真力量才显露出来，作品的揭示才显出力度来。
　　其次，作品还通过一群女性命运多角度地把错位呈现出来。在小说中，传统社会中女性赖以生存的家庭在动的荡社会和大灾难面前纷纷崩离，每个家庭原有的集体记忆和逻辑传统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同时，家庭的特殊经历又渗入集体记忆和逻辑传统中，“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愈加确保了家庭的内聚力，并保证了家庭的连续性。”[3]但“信仰共同的宗教、空间上日益接近以及具有相似的社会表征，都不足以创造出一个家庭的共同精神”[4]。所以，家庭要有共同感兴趣的，才会同时回忆起它，心智也就能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它的记忆。而缺少了共同感兴趣的，爱情、命运、家庭的错位也就成为必然。备受封建社会束缚的畸形婚外恋牺牲者吴芳、金兰，命运多难、备受变态婚姻折磨的香芝兰(翟芳桂)，家庭突生变故、秀外慧中的于晴秀，漂亮、命运不济的谢尼科娃，她们深受男权社会家庭、道德的折磨。在理想与现实命运的错位间，她们没有抛弃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精致地过着日子，处处留下温情，也给身处那个动荡社会及大灾的人们留下绵绵的温情。在小说描写的所有的女性中，香芝兰翟芳桂最为典型。她因“毛子”运动，失去了父母、童贞，后因投奔亲戚又被卖到妓院，本以为被纪永和赎出，可以从良，哪知仍被逼从事卖淫的营生，纪永和的死终为她的灾难画上了句号。而她每次仿佛要接近的“幸福”，都被生生地击碎，鼠疫的幽灵和若即若离的残酷现实在不停地煎熬着她，但从她身上却看不到一丝恐惧，这是一种经历大难后的坦然与宁静。我们也从香芝兰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永恒的美，即女性身上特有的宽容、善良、隐忍、无私的品格，以及作者对日常生活中爱与美的追怀和对生命的殷切珍惜；还看到当个体遭际到强势生命和巨大灾难的溶解时，方显刚强、博大、广阔的情怀。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灾难来自何方。是历史、自然、社会，还人类本身？如果说，小人物的命运是一曲挽歌，那她唱响的则是一曲历史的挽歌。
　　二、哀痛惋惜——一曲错位人性的挽歌
　　《白雪乌鸦》描写了翟役生、周耀庭和纪永和三个反面人物，一个心存无赖，一个玩世不恭，一个视钱如命。在社会动荡和巨大灾难面前，他们都是想得偿所愿的。人性的自私在他们三人身上展现得林淋漓尽致。从社会层面来看，他们分别来自商道、政道，但又仅代表他们底层中卑微的部分。翟役生出生寒苦，为谋生计，入宫当太监，在宫中郁郁不得志，出宫后，成为傅家甸丑女金兰的情人。生理、心理的缺陷和遭遇，让翟役生人性错位，沦落成一个心揣仇恨的无赖。当鼠疫降临，他为囤棺材害死了情人，自己也变得不名一文，流落教堂，后又被遣散。失去了情人和泥塑阳具的慰藉，他的良知、尊严荡然无存，“轻贱一切”被他奉为了人生哲学。翟役生的人性错位主要是生理和心理导致的，在一个畸形文化桎梏的没落社会里，他的境况是悲惨的，令人惋惜的，他轻贱自己、他人、社会，实际上是对社会满怀仇怨。当他发现运尸的马车几乎不见踪影时，“他沮丧极了”。他也会因为想起“晚空”而在教堂独自流下眼泪，在他的心里仍然怀着一丝善念。像翟役生这类人任何时代都有，面对社会巨大的动荡、大灾时，死亡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这也是他们得偿所愿的时候。迟子建把他的“恶”放在唯美之中，以平等的态度、悲悯的情怀关爱着他，去发掘他心中的善恶，使作品处处泛出温情，也显示出巨大的冲击力和张力。她以文学追求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境。
　　在弱势的民间层面，生存艰难与生命高贵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死亡不是一种终止，他们永远活在现实的瞬间中。在作品中，周耀庭与其整个家庭无私奉献精神截然相反，他玩世不恭、自私、发国难财，他出现与消失在作品中都十分平淡。这显示了作者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又将历史的记忆重归于历史的创作思想，人物之间天然地互相依赖着，其生命存在就带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周济、周耀祖、于晴秀、喜岁在读者心里所产生的美学效应胜于周耀庭，前者更久远、更绵长。
　　“生活中往往有意外事情的发生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打扰’了正常生活的事情也许是‘宿命’的。人是坚强的，可在遭遇‘打扰’时却是脆弱的。”[5]当然脆弱会带来生命消失和人性的变形。纪永和应属于后者，源于他生活经历的生活法则改变了他，他既悭吝、视钱如命，又变态疯狂。他一生最快活的事：一是疯狂敛财；二是听到外国人倒霉的事；三是有钱后，让洋人给他当奴隶。他做人的原则是以钱为中心，为赚回赎妻子的钱，他逼迫她暗地接客，甚至“典妻”借钱囤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他囤积粮食，提高粮价。最终也为自己的变态行为、疯狂举动付出了死的代价。这直逼人性的自私，显出极大的讽刺意味。他在追逐金钱的游戏中，没有观众。他的“全部文化财富被用来为生物行为服务。理论把行为丢到了愚钝的存在之中，从中榨取所有的理想成分，纳入了自己的独立而封闭的领域，导致了行为的贫乏”[6]，其结局也悲惨的。
　　《白雪乌鸦》刻画的三个反面人物，他们的无赖、自私、玩世不恭、损人利己早已成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行为、命运折射出人世的黑暗与丑恶，隐喻了错位人性对人和社会造成的戕害，反思了生命体如何从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超越上升到有意义的世界的。迟子建的批判、反思不动声色地渗入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渗透于人物的日常体验中，使感性个体的生存状态变得透明，一种生的意义凸现出来。
　　三、“隐忍美学”与文化诗意
　　《白雪乌鸦》是一部凝重的、游离着死亡气息的小说。作者打破历史叙述的构架，用不同人的生活以独立的主题元素展开各自的命运。使每个生命主体都被放置于被死亡笼罩的傅家甸，让人无力选择，也让死亡随意选择。人们对于死亡的惧怕和对死亡不可避免所感到的压抑，是对死亡的到来还没把握，因而可以忍受。当无力改变死亡的气息时，反而激发了他们异样的活力，纵情于酒色，傅家甸出现了死亡前的回光返照。“人的生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都终受并顺应着宇宙的动荡，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并拥有来自于自我中心的个人存在，这种存在就是自身的责任和某种统一。”[7]作品以抒情、轻灵、忧郁的叙述把上述两个方面写成“隐忍”的精神氛围，以日常化的世俗生活展现生命如何坚韧地存在。小说开始就写“傅家甸的街市，有如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离了水，有点放挺儿的意思，不那么活色生香了”。首先就营造傅家甸的苍凉，暗示了人在巨大动荡的时代中的生活状态，即一种没活力的死相。随着鼠疫的到来，隐忍、忧郁被从幕后推到幕前。迟子建通过“隐忍”要表达的是人性的美和诗意，她说“把一个伤口展现给别人看是非常简单的，但我觉得仅仅展览伤口是没有意义的”[8]。可以说，迟子建是想通过大灾下，世俗人生、文化诗意、神性再现、轻灵书写、忧郁的笔触展现人性的美，再现中华民族坚毅的性格。隐忍不是退缩，逃避，而是承受之重，牺牲自我，以此推动民族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譬如，秦八碗为了孝而自杀殉葬，让人悲叹、痛惜，但那注定要成为历史，而王春申、周济、周耀祖、于晴秀、傅白川等不仅呈现于历史，还回响于现在、未来。
　　在叙事上，作家打破独立、集中、完整的情节模式，突出诸多故事杂处的主体元素，让每一个元素独立形成一个可控的单元，还原生活的琐碎，还原真实，使叙事更具生活性。她的叙述宁静而轻盈，舒缓而温情，使得大灾中的死亡少了狰狞，对爱与美的体验，使活着的人产生生活激情、领悟到生活的意味。大灾过后，傅家甸新的生命的孕育、出生，似乎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小说以朴素、诗化的语言书写日常生活、民俗生活以及诗意与神性。在广阔的空间上将杂居一起的各国民风、民俗以立体式的图景呈现出来。作者对俄国歌唱家谢尼科娃和具有诗人气质的于晴秀的描写充满了诗情画意，让我们看到了颇具才情、善良、宽容的女性形象。她们给窒息的傅家甸带来了诗意般的光辉。小说中的两个形象：黑马和乌鸦充满神性和灵性。黑马很懂王春申的心思；乌鸦跟香芝兰也十分的默契，它们给小说增添了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迟子建凝视共存的不同生命体，把人类放在与其他生命平等交流的位置，确立了她敬畏生命和以生命为中心的伦理定位。另外，无论是对傅家甸的街市景，还是对过阴、灶神的描写，都源自作者灵魂深处诗意的释放与呼应，借此展现一幅幅北方民间风俗画，以减轻死亡带来的恐惧、压抑，流出丝丝温情。
　　
　　注释：
　　[1]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267页。
　　[2]迟子建，闫秋红：《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3][4]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第117页。
　　[5]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
　　[6]巴赫金著，晓河，贾泽林等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7]西美尔著，刁承俊译：《生命直观：先验论四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3页。
　　[8]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陈显江 贵州省安龙县安龙二中 552400）

• 陈显江： 错位的挽歌与苍凉底色的隐忍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