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典名文《岳阳楼记》的主题之鲜明深刻，古往今来的文章恐怕难出其右。因为从客观上而言，作者以生花妙笔“立片言以居要”，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言，震古铄今，是为全文的标识；从主观上而言，这句话不仅准确地标举了作者的政治抱负和价值取向，而且以巨大的感染力洇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血脉。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不了解唐诗宋词的人比比皆是，可不知这句格言的人却寥寥无几。所以，把全文的主旨定位为这句格言，诚然是不错的。然而，这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笔者以为《岳阳楼记》就像一座精神的富矿，珍贵稀有的元素很多，需要经常提炼淬取。如果对文章主题仅做这样的理解未免显得浅尝辄止，有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之嫌。
　　《岳阳楼记》的结构布局是由事而景，藉景抒情，因情生议，议论无疑是文章的重点，叙事绘景抒情只是作为陪笔，为“卒章显志”张本。为了抒写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作者假借“古仁人之心”作为参照物，振起文势：“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巧妙过渡，承上启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面提出论点，肯定“古仁人”的高风亮节，旁敲侧击地否定“迁客骚人”的所作所为。从修辞上看，这里运用了互文见义手法，从义理上看，这两句关乎文章结构和内容，是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关节，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要摒弃私心，不受外界干扰，既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成败，也不耿耿于怀于自己的荣辱沉浮，这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豁达的处世哲学。登上岳阳楼观赏景物的那些迁客骚人，与之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迁客骚人们在不同的景物环境下，或喜或悲的情感流露虽形式各异，实质却是相同的。这种人因为惑于私利，蔽于己情，患得患失，置社稷苍生于度外，在人生的逆境中极易意志消沉，难免“感极而悲”，在人生的顺境中常常踌躇满志，自然“其喜洋洋”。这里虽然写的是两种人，两种不同的情感，但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当他们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位高誉满、名利双收之时，就感觉皇恩浩荡、春风得意，纵酒高歌之际，天下英雄舍我其谁之慨油然而生；一旦仕途失意、被贬官降职，顿觉前途黯淡，人生无常，常常借酒浇愁，自怨自艾。因为外物的（好坏）和个人的得失或喜或悲，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庸俗之情，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情感渲泻。这种以私心构建的狭獈思想实在乏善可陈，与“古仁人之心”相形见绌。作者在对比之中取舍选择，在褒贬之中肯定和否定，这样主旨的表达已经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古仁人”对待仕途进退和人生荣辱的原则。这里的古仁人其实就是指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圣人，孔子毕生追求“君子”人格境界，孟子一生以“大丈夫”自况。孔子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乐天知命，俯仰无愧，光明磊落，不忧不惧，所以心胸宽阔坦荡；小人心存自私，欲望缠绕，驰竞于荣利，忧患于得失，又每每庸人自扰，疑心别人算计自己，常陷于忧惧之中，心绪不宁；一颗坦荡的心灵经过重重的生活考验，仍能够宠辱不惊，这是一个人练达洒脱和睿智的表现，更是一种心如止水的从容淡定。孟子的名言后人耳熟能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无论是君子人格还是丈夫气概，都有一种共性：担当精神。这就需要一个人忘记小我，抛弃私心，以天下为公，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范仲淹的担当精神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尤其为后人津津乐道推崇备至。在三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他前后三次遭到贬谪但无怨无悔。相反，他始终胸怀天下，情系苍生。据《湘山野录》记载，范仲淹第一次被贬谪时，几个送行的僚友称赞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谪，僚友又说“此行愈光”；等到第三次被贬谪，亲朋好友异口同声说“此行尤光”。范仲淹也哈哈大笑说“仲淹前后三光矣”。三次被贬谪的经历，不断升华着他的精神品格，思想和智慧光芒更加熠熠生辉。表现其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岳阳楼记》就是在他第三次被贬谪时完成的。作为儒家后学才俊，范仲淹善于从古人那里汲取文化精华和精神营养，他把孔子的君子人格和孟子的丈夫气概水乳交融成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之心”，这不仅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更是一种发扬光大，显得难能可贵。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者之于后者如水之源，如木之本。源涌而水深，本固而木茂。正如金人元好问所评：“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为柱石，一身而备数器。”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不论为民为官，宦海沉浮，他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由此可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其人格的诠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其一生的写照。两句话互为表里，前后印证，相辅相成，不可割裂。
　　
　　（王国颖 甘肃省庄浪县大庄中学 744600）

• 王国颖： 《岳阳楼记》主题再认识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