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豪侠小说不仅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时代文化心理，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内涵。作为当时“国教”的道教，无论从艺术手法、审美倾向还是审美特质等方面都对唐豪侠小说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将对道教与唐豪侠小说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唐豪侠小说 道教 关系
　　
　　唐朝是我国古代任侠风气兴盛的时代，也是侠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作为侠文学形式之一，也是唐传奇主要题材类型之一的唐豪侠小说，为唐代文学增添了新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精神，同时，也为后代武侠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
　　唐代是个宗教自由的时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诸教并存。其中，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和作为本土文化的道教对文学的影响最为显著，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说佛教战胜了道教，“而在小说领域里，道教的影响却比佛教大”[1]。由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社会上信道蔚然成风，人们竞相建筑道观，崇尚道徒，合药炼丹，妄想长生不老，飞升成仙。这种社会思潮和风尚也渗透到唐豪侠小说创作之中。
　　一
　　讲究得道成仙是中国道教的一大特征，在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神仙系统中，神仙绝大部分是在现实中的人之上的一种典型化、理想化。同时，道教的天界也是对人世的想象，具有无限的广阔性。“道教神仙说意味着人的思维和想象向广大空间的大胆飞跃，意味着对人的潜在能力的无限信心。”[2]道教创造神仙系统的思维方法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给文学家进行创造想象以充分的启示，这在唐豪侠小说中也有所体现。鲁迅曾评价说唐人“有意为小说”，“有意为小说”即“作意好奇”，在豪侠小说创作中，作者往往通过大量的想象和虚构，对现实中的人物进行典型化和想象的处理，刻画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侠客。以唐豪侠小说名篇《虬髯客传》为例，其作者杜光庭，在当时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道士，并著有《道德真经广圣义》等，作者浓墨重彩地为我们描写了虬髯客这个亦真亦幻的人物。在作者笔下，虬髯客是位高人、奇人、神仙化的人。文中写到他“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又写到他可以望太原预测有天子气，便去访之，“乘驴而去，其行若飞，回顾已失”，可谓几近于神。可见，虬髯客是作者通过想象勾画出的一个理想人物。唐豪侠小说中《红线》、《昆仑奴》、《无双传》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都不同程度地被进行过神仙化处理。
　　唐豪侠小说中想象这一艺术手法还体现在对武技的描写上。在唐之前的侠义小说中很少对武技进行描写，只是一笔带过，而唐豪侠小说开始在武技的渲染中塑造侠客形象。如《聂隐娘》中的聂隐娘“受以羊角匕首，刀广三寸，遂白日刺人于都市”；《兰陵老人》中的兰陵老人“拥短剑匕口，舞于中庭”；《义侠》中义侠持剑出门如飞。……这些武技尤其是剑术的描写迥异于现实中的剑术技击搏斗，但却十分精彩逼真。“可以说，离开道家与道教，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特别是志怪神魔以及某些剑侠小说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创造性想象的民族形式、民族特点。”[3]正是唐人“有意为小说”，充分发挥想象虚构的才能，才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形象生动的侠客形象。
　　二
　　唐豪侠小说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次将女性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太平广记》豪侠类小说24篇，其中有9篇是描写女性的。女侠的闪亮登场，不仅增强了唐豪侠小说的审美效果，而且“为武侠小说‘侠骨柔情’范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借鉴”[4]。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道教的盛行，道教崇阴思想对唐代女侠传奇的创作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在《老子》中“负阴而抱阳”，“知其雄，守其雌”等贵柔崇阴的话语比比皆是，正是柔弱的女性成为“阴”的象征。可以说，老子思想为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同样，在道教的理论中，女性亦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享有独立人格意志的重要角色。道教思想从阴阳和合的理论出发，以尊阳而崇阴为基点，形成了“重阴阳，等男女”的鲜明特色。到了唐代，“道教地位的提高，道教文化的发达，无疑使女性的价值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机会，女性的独立意志有了一个自由表露的环境，女性文化有了一个相对健康的生长与发展的土壤。”[5]加之当时民族融合，文化相对开放，为女侠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如袁郊的《红线传》的红线，裴铏《聂隐娘》中的聂隐娘，《荆十三娘》中的荆十三娘等等。这些女侠大都身怀绝技，胸有奇志，仗义行侠，如聂隐娘不仅可以“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但所杀之人皆为奸恶之人；又如红线可以一更往返七百里，以神术潜入戒备森严的田府，巧妙地从田承嗣枕房取回其供神金盒，由于红线的这一次侠义行动，巧妙地制服了田承嗣的狂妄气焰，迫使他收敛其扩张的野心，也使人民免受战乱的灾祸。这些女侠有胆有识，有情有义，堪与男性侠者相比。当时中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夫权是宗法制社会的一大特点。妇女一直处于男性的支配地位，严守着“三从四德”的律条。唐豪侠小说的女侠不仅在这个男权社会中有了自己的地位，如《车中女子》的车中女子是二十名少年侠客的魁首，并且在她的指挥下盗窃宫苑宝物，下天牢救举人。而且，“据统计，在《太平广记》9篇女侠作品中，除聂隐娘和红线外，其余7位女子都经历了两次婚姻。”[6]这些女侠有了独立的意识和自主的地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标志着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而这正与道教崇阴的思想相吻合。
　　三
　　道教神秘主义最盛。比如道教养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内丹学，主张炼精为气，炼气为神，炼神还虚，这就涉及神秘主义的元素道、精、气、形、神以及达道成仙理论等。作为道教经典的《太平经》内容中也反复强调一种神秘的“太平之气”就要来到，天下即将太平的思想。唐代是道教盛行的时代，道教大力发展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成为了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豪侠小说的作者也有很多是道教中人，如《虬髯客传》的作者杜光庭为青城山道士，《传奇》的作者裴铏信奉方士、神仙之说，这都使道教对唐人豪侠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红线传》中红线出行魏博时，“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明”，极具道教色彩；又如《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望“太原有奇气”而访之，《兰陵老人》中兰陵老人观黎干“尹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授”。在这里，“奇气”和“道气”是什么，难以言说。
　　侠客的归宿亦体现了一种神秘性。在唐豪侠小说中，很多侠客亦隐亦现，神秘莫测。如《许寂》中僧侠功成以后，“于指甲下抽出两剑，跳跃凌空而去”；《义侠》中的义侠替恩人复仇后，同样也是“剑客辞决，不知所之”；《昆仑奴》中的昆仑奴救出红绡后亦“顷刻之间不知去向”。可谓“事成拂袖去，不留身后名”。侠客的这种不知所之的结局便有了一种浓厚的神秘色彩。
　　综上，道教的神仙思想推动了唐人创造性想象的丰富和发展，其崇阴思想又带来了唐豪侠小说审美倾向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女侠。而道教的神秘主义又为唐豪侠小说增添了许多玄虚、神秘的审美特质。道教与唐豪侠小说的这种关系更是当时时代文化和审美理想的反映。
　　
　　注释：
　　[1]程毅中：《唐代侠风与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2]刘守华：《道教和神仙》，文史知识，1987年，第5期。
　　[3]黄保华：《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史知识，1987年，第5期。
　　[4]汪聚应：《唐代侠风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路云亭：《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晋阳学刊，1994年，第4期。
　　[6]侯翠芸：《从“豪侠”小说看唐朝社会现象》，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胡传明，张彬 汉中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723001）

• 胡传明 张彬： 道教与唐豪侠小说关系初探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