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已经三月有余,由于课程紧张,没有时间考察新加坡中学教育。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教育管理岗位上的校长,我感到有些遗憾。
　　双休日对我来说是难得休整,也是了解新加坡社会的好机会。
　　2009年3月15日,星期天,早晨8:30,我拿着相机出门。
　　路上遇见不少骑赛车的学生,前后不止一百人,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有。有二三十个一起的,有三五人一组的,也有一个人神定气闲前行的。当时已近10点,赤道附近的阳光强烈而明亮,气温有32度。从眼前飞驰而过学生的表情看,都显得平静、轻松、快乐甚至兴奋。
　　出于职业习惯,我很想拦下他们聊上几句,于是驻足等候。这时,前面有四五个学生停了下来,一个学生自行车链条掉下了;可待我赶上前去,他们已经修好链条骑上车走了——速度可真够快的,修车技术也很娴熟。我只好继续往前走,虽然前面也有不少学生,但随便打断他们的行程总觉得不妥。
　　犹豫间,踱到一巴士站,坐下,看着学生们在面前驶过,我心里不由犯嘀咕:怎么不见老师或其他组织者?如果在国内,组织如此大型的学生活动,供水者、应急救护者、护卫者早就该看到了。巧了,一个看似高二或高三的大男生在我面前停下喝水,我立即主动招呼:“热吗?”
　　“第一次参加。”他答非所问,好像还有点儿难为情。
　　“什么活动?”我迫不及待地问。
　　“学校组织的。”
　　“什么学校?”
　　他很快说了一个校名,我不熟悉,应该是一所初级学院,类似我国的高中,我更有了兴趣。
　　“单你们学校就有这么多的学生参加?”
　　“其他学校学生知道后有主动参加的。”看我如此关心这个活动,他很有礼貌地回答。
　　“都是自愿参加的?”我特别想知道。
　　“是的。”
　　“你骑了多长时间啦?”
　　“已近三个小时了。”
　　再问才知道,他选了一百二十八公里的骑车里程。这么长!我心里惊叹。估计至少还有一半的路程。我担心他的水不够。
　　“水够吗?”
　　“没问题。”
　　“天热,量力而行!”忍不住地关照。
　　“没问题。走了——”他已经骑上了车。
　　“小心——”
　　“谢谢……”
　　学生走了,我一个人在巴士站坐下,我在想:我是校长,我能组织这样的活动吗?
　　双休日不做功课骑自行车?这么热的天,学生热坏了谁负责?公路上几百辆自行车,出了车祸怎么办?放着那么多的学生在公路上骑车,怎么不见老师,是怎么组织的?学生装备齐全,费用谁提供?没有装备怎么能搞活动?应急预案做了没有?活动计划报了没有?家长的回执收齐了没有?当地的相关部门通知了没有?……真是一个也回答不上来。
　　我们高中生外出看个电影搞个活动,排着长队,队前、队后再加上队伍中间都得有老师,活动前要教育要组织,要有预案。这样一来,学生可能就不出问题了,出了问题有老师担着,学校承担了这份责任,学生自己呢?
　　再往深里想,自然想到上海市教委提出的 “两纲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生命教育)。是的,生命教育很重要,所有人都应该珍惜生命,但是珍惜生命是否就意味着要把学生放在温室里和保险箱里呢?
　　民族精神教育当然也重要,要把这一教育渗透到各个教育环节和各个教育领域,为此展开讨论、研究,十分必要。但是,我们民族的吃苦耐劳、不畏困难、坚毅顽强等这些优良品质,只能停留在书本中、口头上吗?我们天天在讲素质教育,作为教育者,我们在自己的教育历程中,到底在怎样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呢?今天的教育培养出的国民,能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起多大的责任呢?
　　这些问题,每个清醒的教师都会有自己的思考。症结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不缺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故事,我们熟知“自古英雄出少年”,“自古雄才多磨难”这些质朴的真理。在社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文明的时代,法制健全,责权明确,为什么教育者实施教育的步伐反倒变得跟小脚女人一样畏首畏尾了呢?这里面有教育制度层面的原因,有新闻舆论导向的偏差,也有独生子女时代的无奈,但是教育者本身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我们在过多呵护甚至越俎代庖的情境下是否已经败坏了学生学习的胃口?是否有意无意在剥夺学生体验生活体验学习的乐趣呢?
　　制度的变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我们可以参照别人的成就,思考自己可能有和应该有的作为,我们可以在合适的时机营造小环境,以执着的探索推动大环境的变化。
　　先看看新加坡,据了解,新加坡普通学校的课外活动有数十种,礼仪、围棋、缝纫、攀岩等五花八门,涉及运动、艺术、生活、环保各种门类,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在活动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每个学生都参加到活动中来,在活动中全面展示个性,在适合自己的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一旦对自己有准确的把握,学习就变成自觉自愿的事情。成才不是要成名成家,在不断的成功体验中实现自己价值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我联想到自己的学校,我校提出的教育理念是“幸福教育为幸福人生奠基”。我们生源的文化课成绩在本区是比较差的,如何结合学生实际发展他们的特长,是全体教师思索的问题。2004年,由政府出面和上海戏剧学院合作,由戏剧学院委派专业师资,我们学校给出足够的课时,给升入我校具有艺术专长的高中学生进行艺术专业教育。已经毕业的两届学生,专业得到充分发展,他们大多体验到了成功的乐趣,并在高一级学校里继续学习。
　　把更多的自主权交给学生,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其自由发展、自主发展,学生的成长会更见成效。太多的呵护,一切维系在卵翼之下的关爱,不会结出好的果实。——这些应该是常识了。当然,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教师,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只有教师全身心投入工作,才会赢得学生信任,才会让学生理解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学生也应该让教师明白和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师生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学生才不会滥用自主权。
　　回到文章开头,学生的一次远足,可能基于教师对学生的信任,这种对意志和毅力的考验,学生知道身后有教师远远的关注的目光,他们自然会努力做好。如果教师在一旁监控,不停地发号施令,既破坏了学生的自主权,也破坏了远足的乐趣。这样的例子,我们见的还少吗?
　　我的猜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事后得知,新加坡中小学最近都在放“三月假”,一个星期。一位在新加坡教华文的朋友告诉我,七八年前,放这样的假期,教师很悠闲,可以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个星期。近几年活动越来越多,很难再有完整的假期,单是学生在学校宿营,已经搞了两批,一批是班级宿营,一批是社团宿营,还有其他形式的学校活动。学生开心,教师很辛苦。我以星期天的见闻质疑道,怎么没看见路上有教师?她说,所有活动都经过周密筹划,学生安全知识教育和能力训练都事先做到位,突发事件预案学生都知晓,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放手让学生活动。再说,学生也应该有独立活动的能力,她特别强调。
　　我对新加坡学校了解不多,好在这次学习的课程内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在“新加坡教育政策制定”课程中,我们对新加坡“重思考的学校,好学习的国民”的教育目标,对近十年来新加坡教育改革中的因材施教、少教多学等实践有了一些了解,尤其对新加坡学校的“国民教育”印象颇为深刻。有人说,新加坡是一个主要由中华儒家文化、印度兴都文化和马来伊斯兰文化交叉构成的文化空间。在一个多种族、多文化而地域狭小的国度,政府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和谐、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等诸多目标系于中小学“国民教育”的成效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推行一套社会共有的价值观,中小学就是通过“国民教育”赋予学生国民价值观,以此培养新加坡人的社会凝聚力、生存的本能和对未来的自信心。这些想法应该说非常切合新加坡社会实际,而且已经很有成效。
　　今天的见闻就是“国民教育”的最好印证。今天有什么样的教育,未来就有什么样的国民。作为教育者,能不慎重吗?
　　眼前的学生还在一拨一拨地飞驰而过。我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功课之一,他们的国民教育课,他们学得自愿,学得到位,学得开心。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

• 宋保平： 把更多的自主权交给学生　/　新语文学习·教师 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