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与反讽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内在契合性。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小说《十九号房》中立足女主人公苏珊的视角，同时结合并转换运用不同视角，将客观叙述内化为人物心理活动，将主观情感外化为象征意象，形成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实现对女主人公的反讽，进而对女性追求自由独立过程中源于自身的从精神上依附男性、家庭中自我价值缺失直至逃避自我等问题进行了讽刺与批判。
　　 关键词：《十九号房》 叙述视角 主题反讽 女性自我
　　
　　女性的自由独立问题一直是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作品关注的话题。传统的女性主义研究多强调其作品对男权的控诉和批判，但莱辛本人认为女性问题的根源在于自身而非外在压迫，女性寻求自由独立应从自我精神解放开始。基于这一观点，本文分析作者在小说《十九号房》中是如何通过不同叙述视角的转换与结合制造出反讽效果，实现对女性自我的讽刺和批判的。这里有必要先对叙述视角和反讽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作一个分析。
　　在形式上，叙述视角是表现反讽的极佳手段。诺思洛普·弗莱指出，反讽是“一种回避直接陈述或防止意义直露的用词造句的程式。”叙述视角是一种无声的言说方式，通过内外视角的转变，抽象情感得以转化为具体象征意象，从而传达作者意图，其表现的隐晦性与反讽契合。其次，反讽效果必须通过对立产生。外聚焦用故事外的叙述者眼光叙述，相对客观，内聚焦用故事内人物眼光叙述，相对主观，因此两种视角结合时形成反差。不同视角转换时，例如把全知视角转换为人物视角，“叙述者一方面尽量转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一方面又保留了用第三人称指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自由”，客观陈述转化为主观情感，又保留了一定的全知叙述者的客观眼光与之形成对立。这两种情形都制造了主客观的对立与不一致，达到反讽效果。
　　在内容上，叙述视角蕴含的价值判断与反讽的批判性精神内核紧密契合。叙述视角实际上是作者“根据对象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选择，突出某些特定对象蕴含的意义。”因此“人物视角与其说是观察他人的手段，不如说是揭示聚焦人物自己性格的窗口。”反讽的目的正在于传递作者意图，引导读者进行价值判断，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批判。
　　叙述视角与反讽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着内在契合，对现实问题的讽刺和批判是作者运用叙述视角制造反讽效果的最终目的。下文就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不同方式的视角结合与转换，从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以及女性自我追求三个方面对阻碍女性独立自由的内部病症进行反讽和批判的。
　　
　　一.对精神依附男性的反讽
　　
　　小说通过外聚焦型视角与人物苏珊视角的结合运用，针对苏珊对丈夫马修的精神依附进行了反讽。作者对丈夫马修的直接叙述采用了外聚焦型视角，通过外部聚焦提供的信息量极少，但读者已能通过马修语言与行为的对立明显感受到反讽意味。几句直接引语体现了马修言谈理智冷静，对妻子温情体贴，这恰恰与其不理解妻子，对其跟踪调查并且自己长期出轨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立，揭示出他的虚伪本质。
　　然而更强烈的反讽在小说用苏珊的视角代替全知视角对马修进行内外观察时得到体现，苏珊带主观偏见的视角和客观的外聚焦型视角形成鲜明反差。这集中表现在夫妻两人几次对话中。苏珊总通过镜子来观察马修而从不直视，这里作者已暗示读者透过苏珊视角看到的一切并非事实，隐含反讽意味。读者通过对丈夫充满依赖又自我贬抑的苏珊的视角来观察马修和女主人公，他总是英俊潇洒，而她似乎应该长得如同魔鬼。谈话中马修总是面部僵硬，用手遮住半张脸，读者通过全知叙述者的叙述了解了马修的虚伪本质后很容易发现这反映的是马修对妻子的冷漠和不信任，但这些行为在苏珊眼中成了马修因为自己的无理取闹而痛苦哀伤的表现，她发现马修“瘦了，几乎骨瘦如柴”，然而当马修安慰她时，她又看到了他“健硕的身体”。对苏珊的反讽进一步见于叙述话语的转换和交互运用上。苏珊与马修的几次谈话都在深夜卧房的梳妆镜前进行。在外聚焦视角下对苏珊头发产生的微弱静电的反复描写使平静的外部世界与苏珊波涛起伏的内心世界形成鲜明对比。透过她的视角，马修每个细微的表情与动作都能引起她内心的剧烈波动，如马修手肘轻微的震动在苏珊看来表现了他的极度不安与愤怒。马修对妻子的冷漠虚伪在苏珊的视角的扭曲下成为自责的借口，他反成了受害者——“她厌恶自己，如此冷漠无情，身边躺着一个受尽折磨的男人，但她却改变不了自己”。由上述分析可见，苏珊的一切心理活动都紧紧围绕马修展开，对马修的精神依赖过分强烈以致丧失了正确审视自我的能力。由于在心理上未能实现和男性的平等，苏珊将男权话语施于自身，与自由独立愈行愈远。
　　
　　二.对自我价值缺失的反讽
　　
　　小说将全知叙述者的客观叙述通过苏珊的视角内化为人物的主观情感，并结合使用客观的外聚焦型视角与之形成对照，对苏珊在家庭中自我价值的缺失进行反讽。小说开篇就以全知叙述者的权威性话语指出苏珊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个大组合，要是没有了她，不到一个星期就垮了。”之后叙述者借助夫妻两人和旁人的视角来证实她家庭生活的完美和谐，声明爱是生活的源泉。表面上苏珊似乎在家庭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她被爱被尊重又拥有自由。但从苏珊渴望逃离家庭的时刻起，反讽就开始显现。苏珊亲自找家庭教师代替自己女主人的位置这一行为本身就对她幸福家庭生活构成讽刺，其结果显露出苏珊在家庭中的真实身份——一个可被置换的符号。苏珊在家庭中扮演孩子的母亲，马修的妻子，白太太的女主人，没有一个身份指向自我。此时，全知视角微妙地转变成苏珊的内部视角，于是全知叙述的客观事实内化为苏珊的主观心理感受，读者通过苏珊的耳朵听到家人对她的各种极为平常的称呼，她在应答时却感觉自己是假冒的，真正的苏珊不在家中，家人对她亲热的举动在苏珊眼中却令人不安，让她臆想般开始怀疑自我身份。一系列非聚焦型视角下的普通事实通过苏珊感知视角过滤就内化为强烈的主观情感，拉近了读者与她的心理距离，让读者能够清晰真切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在苏珊白天隔窗观察家庭的描述中，外聚焦型视角和苏珊的内聚焦型视角相互补充又形成对照。叙述者首先使用外聚集型视角观察苏珊躲在屋外暗处张望的情形，继而转用苏珊的视角观察屋内，发现新的女主人极其自然地替代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如局外人一般，令她毛骨悚然，最后勉为其难下楼与大家打招呼，自觉像个客人。全知叙述者先通过从外部观察苏珊行为，展现了其身为女主人却不敢踏进家门这一场景背后鲜明的反讽色彩，读者透过苏珊自身的感知视角体验到的她心中的悲哀和恐惧，又进一步加强了反讽。另外，小说在这一场景开端写道：“那时是大白天，孩子们上课的日子，没人期待她在家”，这句话看起来较为客观，但根据不同视角体现出多重含义。从苏珊内心视角出发体现出她对家庭的依赖，而根据全知叙述者的眼光又表现出苏珊在家庭中的位置并不重要，两种视角重叠下体现出的矛盾含义形成了鲜明的反讽，直指作者对苏珊依赖家庭的心理的批判。
　　小说正是通过运用苏珊的主观感受增强了反讽效果，有力地批判了女性在家庭中自我价值的缺失。苏珊的逃避和痛苦体现出家庭在女性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家庭成为了她们一切幸福和痛苦的来源，女性在家庭中的价值的地位只有通过扮演附属身份（妻子、母亲、女主人）才能获得的观念在女性心中根深蒂固。作者一方面以全知叙述反复声明这个家庭的幸福建立于理性基础之上，爱是生活的源泉和中心，一方面又以苏珊的个人视角反复加以批驳，反讽意味明显。苏珊心中的理性是男权话语的价值观的投影，基于这一观念，对家庭的爱成了苏珊生活的动力和终极目的，在履行家庭义务时她忽视甚至放弃了对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目标的追求。苏珊逃离家庭行为本身就具有反讽意义，因为这恰恰体现其以家庭为中心的观念，在追求自由过程中她也从未考虑过通过工作等途径在家庭外部实现超越自我的价值，而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女性走向自由的必要条件。
　　
　　三.对自我逃避的反讽
　　
　　小说对苏珊自我逃避的反讽是通过将人物内聚焦型视角下抽象的情感外化为象征意象来实现的。苏珊面对内心不安情绪选择的是逃避而非正视，她的一系列表面上看来是追求自由独立的行为如躲进房间、在花园独处、外出租房等等，实则是企图通过自我封闭以逃避问题。因此，苏珊越是努力摆脱内心的恐惧，恐惧情绪越发加剧。小说将苏珊潜意识中的抽象的恐惧情绪逐渐具象化为一个魔鬼的形象，随着苏珊情绪恶化，她的臆想最终外化为魔鬼的形象，此时对苏珊心理活动的聚焦就转变为了苏珊的视角下从外部对魔鬼形象的聚焦。魔鬼是苏珊心中恐惧的根源的象征，那条面对魔鬼的撩拨翻来滚去却无力反抗的蛇正是对苏珊无力克服内心恐惧的象征和讽刺。而当魔鬼与蛇的形象同时消失时，小说视角又重新回到了对苏珊内心活动的聚焦，苏珊只确认了魔鬼的存在，即她内心的恐惧，却将蛇解释为树枝摇动的倒影，即并未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根源，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对她自我逃避的反讽。
　　由于没有正视自我而在恐惧情绪下盲目逃避，苏珊心中的魔鬼如影随形。“十九号房”是对自我逃避反讽的集中体现。苏珊最后一次进入十九号房时，内心已陷入绝望，小说一方面以非聚焦视角从外部观察苏珊，将其比作竭力缩回壳内的蜗牛，点出苏珊的怯懦心理以及十九号房的实质是苏珊逃避自我的庇护所。接着将苏珊比作在四处冲撞又无处可逃的苍蝇、飞蛾，暗示苏珊追求自由的行为实则为盲目的自我禁锢。另一方面，小说又通过苏珊的视角来感知外部世界，她如同绝望恐惧的上瘾者般渴求房间内昏暗迷离的氛围，这也暗示着她在十九号房里获得的自由只是短暂的幻境，对其依赖越深只能与真实的自由离得越远，甚至走向主人公一般自我毁灭的结局。苏珊在十九号房里度过了短暂无忧的一段时光，在苏珊心中，十九号房是自我实现自由理想的最终归宿，但最后她却在这间房里结束自己的生命，结局已对苏珊对“自由独立的追求”构成反讽。
　　小说《十九号房》体现了叙述视角技巧与女性自我反讽主题的巧妙结合。多丽丝·莱辛不像某些女性主义作家那样用作者的声音直接对男权统治进行激烈的批判，而是通过不同视角的结合和转换，将客观评论内化为人物情感或将人物心理活动外化为具体象征意象，拉近读者与女主人公的情感距离，通过反讽引导读者发现女性自身问题。小说通过苏珊这个不同于以往女性主义文学中受男性压迫或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女性的视角，破除了女性独立自由问题与外界客观环境压迫的联系，聚焦女性人物自身，让读者跳出狭窄的女权主义批评，将批判的对象从传统的男权主义转向女性主体。体现了多丽丝·莱辛对于现代女性追求自由独立问题的独到见解及其高度的怀疑主义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
　　
　　参考文献：
　　[1]朵丽丝·莱辛：《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范文美译，花城出版社, 1998年。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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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诺普罗斯·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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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年。
　　[8]周明燕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当代诺贝尔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9]苏忱：《多丽丝·莱辛的女性观点新探》，江淮论坛，2005年5月。
　　
　　李逸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本科生。

• 李逸云： 《地狱变》张力解读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
• 李逸云： 从叙述视角看《十九号房》的主题反讽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