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叙写男女争战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无爱的世界,其中隐含着来自没落之家的失落感、幻灭感和乱世的悲凉感。这些故事的讲述和人生感悟的传达,繁复众多的意象起到重要作用。意象并非散乱分布于各作之中,同类意象在单篇或多篇作品中反复出现,达成某种关联,形成两大意象群落,即女性意象群落和男性意象群落。男性意象群落中包含太阳意象、“梧桐雨”意象和灯意象。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 男女争战 女性意象群落 男性意象群落 太阳意象
　　
　　意象是张爱玲小说客观化叙事的主要媒介,它在小说人物塑造、环境描写和情节展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繁复多样的意象并非散乱分布于作品中,而是通过反复的方式建立同类意象在多篇小说间的关联,形成有机的意象群落整体。正如韦勒克所言:“像格律一样,意象是诗歌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按我们的观点,它是句法结构或者文体层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它不能与其他层面分开来研究,而是要作为文学作品整体中的一个要素来研究。” [2]故以群落为单位研究张爱玲小说意象,尽可能不破坏意象在小说中的“生态环境”,保持其自在自为的状态,以免忽略同一意象在不同文本中的差异而抹杀其鲜活性、损伤其蕴藉含蓄的艺术魅力。意象群落的构成和男性意象群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张爱玲小说意象群落的构成
　　
　　亲历战争的张爱玲,曾在战争中做过临时看护,亲眼目睹战争中各色人等的种种生存状态,耳闻历史教授被自己军队误杀那样无名的死,但张爱玲却很少在小说中正面描写战争。战争给她的印象,仅在散文《余烬录》中谈及。香港战火刚平息,她便和好友炎樱走上街头,怀着对战争的恐惧和幸存下来的欢欣与悲凉,满世界寻找冰淇淋和嘴唇膏。这时,也许只有物质的欲求是最为真实的了。残酷的战争令人麻木,无言。张爱玲当时对战争的感受,只能归纳为一点,那就是活着便好,能抓住现实中可能抓住的东西就好。因此,张爱玲对战争的关注,有着独特的视角,她更关心那些从城市的废墟中站起来的,在巨大的战争阴影下苦苦挣扎着的,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大多数普通人——小市民平凡的生活,普遍的生活欲求,而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们飞扬的人生。
　　战争强化了张爱玲从家族式微和家庭破损中体悟到的人生苍凉。张爱玲出生时,张氏家族显赫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所有的豪华、富贵和热闹都成为过眼云烟。她赶上家族没落、父母离异,敏感、早慧的她深刻体悟到世事无常。乱世中蜗居于公寓,洋房的遗老遗少,男男女女——上海小市民中的这部分人成为她传达人生关注、感受的焦点。来自没落之家后裔的失落感、幻灭感与战乱环境中的“乱世”悲凉感,以及对人类文明日渐衰丧的隐忧交织在一起,构成张爱玲特有的身世之感。这些人生感悟自然而然地流泻于笔端,倾注到她的小说世界中,呈现为一个无爱的世界。
　　张爱玲小说中,母子无爱,最典型的要数曹七巧及其子女。父子无爱,聂传庆与父亲聂介臣便是。父女无爱,虞老先生视女儿虞家茵为摇钱树。夫妻无爱,年轻夫妻间没有爱,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那样的夫妇不少;老夫少妻无爱,像《留情》中的米先生和敦凤夫妇;中年夫妻无爱,《等》中那几位无爱的中年女人的无聊和无依便是最好的明证;老年夫妻间也一样没有爱,《创世纪》中的匡老先生夫妇。这是个无爱的世界,纵然有爱,不是畸形,就是变态,几乎都是不合伦常、悖德的情爱。张爱玲曾言:“我们是一个爱情荒芜的国家”。[3](P356)她确实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无爱的世界,但她并不否认那些“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有爱的欲求。相反,她正是通过对无爱世界的描写,来传达平凡的小人物平凡人生中对爱的强烈渴望,当这种渴望被周遭的种种压力一点点粉碎时,小说中的男女便不顾一切抓住现实中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金钱、物欲或情欲,只要有所依靠就好。当然,欲望的满足总是以牺牲爱为前提。无爱的人生使人陷入无奈的空虚之中,对各种欲望的追逐又陷入更大的空虚之中,人生在空虚中一次又一次跌落、挣扎。爱与欲的挣扎集中展现在男女争战之中。《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红、白玫瑰意象巧妙地把男女争战形象化,写尽男主角佟振保两难困境中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其隐含的意蕴同样显示在其他作品里。张爱玲笔下的男女,总是陷入某种两难处境,并在其中不断摇摆,做出选择。处境一端是“爱”的追求,另一端是“欲”的享有,面对现实,这些男女历经反复选择,最终停留在“欲”的一端,而放弃另一端。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吕宗桢、范柳原无不如此。张爱玲小说中男女间的争战,既是男女彼此的争战,更是他们内心的挣扎。
　　张爱玲自己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两难处境中不断做出抉择的人生。她放弃父亲,上海的大学生活,与胡兰成的感情,上海,写作,最后是自己的生命。她人生中的放弃,被迫也好,自愿也罢,毋宁说是一种超然的姿态,一个真正执着于生命和艺术的小说家所具有的姿态。正因如此,尽管她以辛辣的讽刺描绘男女争战,但其中暗含着张爱玲对他们的认同,有放任、容忍和宽爱。正是张爱玲“不彻底”的人生观注,更贴近平凡人的生活,有着深厚的人生苍凉,这与她特有的身世之感一致,也是她所崇尚的女人性,妇人性,人生的安稳、永恒的具体显现。
　　张爱玲在散文中反复强调愿意抒写人生安稳、永恒的一面,认为它是“女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3](P172)。这种意愿直接体现在小说中的女性身上,张爱玲着力描写女性外在的带有神性的特征,花不少笔墨写她们的美,小家碧玉、大家闺秀、王者之妃和公寓里的女佣都有种难言的美。她还为美人们营造一处处有神秘气氛的居所,公寓、洋房的某个空间,更像神佛所处的寺庙的殿宇,加诸“泥金”、“金”这类常用于神像、佛像上的颜色,被点染到美人们的衣饰上,她们俨然就是女神。《怨女》中新婚的银娣被两次“塑成”神像,这都是女性神性的表面化。更多时候,张爱玲渲染她们为自己的贪欲不惜牺牲周围一切,对物质、情欲的肆意追求。她推崇的神性是复杂的,从实质上看,女性是“神性”和“魔性”的混合体。“魔性”源自女性天生自然的性的欲求,“神性”则是女性拥有的“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3](P70)的精神特质,这些精神投射到现实人生中,表现为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在小说中则表现为人物对物质生活单纯的爱,情欲的追求,张爱玲所说的人生“素朴的底子”,[3](P175)人生的永恒所在。居于这样的人生观照,张爱玲关注小市民,这群“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3](P173)。她怀着对情爱的质疑,甚至否定来描述一个无爱的世界,来肯定在巨大的乱世阴影中活着的平凡小市民的无奈与挣扎,肯定他们生活中对平凡欲求的执着和认真,从中透露出那实实在在的人生苍凉。这也许就是张爱玲小说的题旨所在,她叙写男女争战的目的所在。
　　男女战争是张爱玲小说叙写的中心,男女战争的种种情形通过意象群落充分显现出来。意象的繁复多样,表现在数量、来源及其在小说中承担的多种功能各方面,但万变不离其宗,意象总是以男女争战为中心。依此,笔者把小说意象分为两个大的意象群落,即女性意象群落和男性意象群落,以便做较为全面的梳理。女性意象群落包括月、花、饰物、颜色、音响和戏曲等意象,男性意象群落有太阳意象、“梧桐雨”意象和灯意象。张爱玲把男女争战的重心放在女性一边,女性意象群落的意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男性意象群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本文研究重点为男性意象群落。
　　
　　二、男性意象群落
　　
　　张爱玲小说的男主人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浪荡公子型,如姜季泽、姚三爷、范柳原、哥儿达和乔琪。其中有满清权贵遗少、富家子弟,皆是小有资产,不必为生计奔波,悠闲、自足的生活使他们成为风月场中的老手。二为知识分子型,如章云藩、童世舫、佟振保、吕宗桢、罗杰、罗潜之、潘汝良和聂传庆。他们中大多数人曾留学,回国后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有小职员、教授、大学生。婚姻、恋爱对这两类来说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可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他们就是小说中女性爱的寄托、爱的所在。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态度决定其不可能成为她们实现爱情梦的对象。爱情对于小说中的女性就像白天的太阳,黑夜的灯一样重要,没有爱,有如没有光,失去生命的活力。张爱玲小说中,太阳、灯意象是男性的象征,爱的象征和生命活力的象征,也是男性意象群落的主要意象。
　　
　　(一)太阳意象
　　太阳意象在张爱玲小说中极常见,除《等》、《相见欢》、《鸿鸾禧》、《琉璃瓦》、《色·戒》、《五四遗事》几篇,其他小说中都有。太阳意象在不同小说中有着各自的表现形式。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头次拜访有钱的姑妈梁太太,希望获得帮助,完成香港的学业,姑妈同意了。薇龙急着告诉家人消息,回家路上看到“……太阳已经偏了西,山背后大红大紫,金绿交错,热闹非凡,倒像雪茄盒盖上的商标画。满山的棕榈,芭蕉,都被毒日头烘焙得干黄松鬈,像雪茄丝,南方的日落是快的,黄昏只是一刹那”。[4](P11)这落日有两大特点,极大的杀伤力和消逝之快,象征意义有两层:表达薇龙找到摆脱困境之策的喜悦,但这喜悦如同日落的色彩,光鲜、明丽、易逝;暗示她今后的情感生活将面临类似情形,男人在她的生活中犹如落日,稍纵即逝,卢兆麟、司徒协、乔琪都是这样。梁太太生活中,频繁更换的不同年龄的男人又何尝不像这落日一样快。薇龙之于姑妈,不过是她的“延伸”而已,她不是帮着弄人,就是帮着弄钱。薇龙嫁给乔琪,无非是梁一手操纵,好把薇龙笼络在身边,她对乔琪的感情,早就灰心了。为生存,薇龙一次一次,一点一点地放弃了自己,放纵着自己,最终结局和梁太太没什么两样,不过像被毒日头烘焙的棕榈、芭蕉,了无生意罢了。
　　《红玫瑰与白玫瑰》两次写落日。“街灯已经亮了,可是太阳还在头上,一点一点往下掉,掉到那方形的水门汀建筑的房顶上,再往下掉,房顶上仿佛雪白地蚀去了一块,振保一路行来,只觉荒凉。”[4](P126)尔后又写道:“出来的时候,街上还有太阳,树影子斜斜卧在太阳影子里,这也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4](P128)落日是佟振保在巴黎街头看到的,他第一次放纵欲望前后。此前,他很想知道巴黎人倒底有多坏,便去嫖妓。张爱玲连用三个“往下掉”和一个“掉”字,写落日下沉之不可抗拒,暗示佟难以遏制的情欲,并被其巨大的力量拖着往下坠,无法控制。从小旅馆出来,佟只剩下满怀难以言表的、未曾预料到的恐怖,“荒凉”渲染、强化了他的感受。正因此,他下决心做好自己的主人,绝不与初恋姑娘玫瑰有染。有趣的是,张爱玲再次写他情欲的膨胀,第二个落日。那是他与好友的妻子发生关系后,“……他每天办完了公事,坐在双层公共汽车的楼上,车头迎着落日,玻璃上一片光,车子轰轰然朝太阳驰去,朝他的快乐驰去,他的无耻的快乐——怎么不是无耻的?” [4](P142)佟再次堕落,比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他那点欲望,朋友妻,周围人,都无所谓,大有不顾一切之势。佟的痛苦在于他不是个彻底的坏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无耻,又无法摆脱。他想要的太多,不可能放弃一切,要满足情欲,又想做孝顺儿子,还要名誉和金钱。两次落日写尽了佟内心的矛盾与挣扎。生活中,平凡人是大多数,又何尝不像佟振保陷在这样或那样的欲求中难以自拔。欲望给人带来生存希望、勇气,也带来不尽的苦恼。
　　《怨女》中银娣的太阳要简单些。“这间房在他们四周站着,太阳刚照到冰纹花瓶里插着的一只鸡毛帚,只照亮了一撮柔软的棕色的毛。” [5](P345)这描写叔嫂调情时的一点点阳光,对银娣特别珍贵,它象征她无爱生命中曾有的那点稀薄的爱。迫于社会道德、伦理的压力、更迫于生存需要,她把这点爱都放弃了,并在记忆中彻底清除。表面上看,《金锁记》中姜长安的太阳与银娣的阳光大相径庭。长安的太阳温暖、亲切,秋天的公园里,光明正大。可结果呢?尽管长安和童世舫订了婚,母亲还是从中作梗,迫使她放弃,只能“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比银娣强,长安的太阳可以留在记忆里,她和童世舫最后分手时“长安觉得她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4](P123)长安的太阳是遥远的,童世舫的象征,他无能为力的象征,长安健康、完整却无法拥有的爱的象征。
　　上述太阳意象有很强的“私人性”,似乎只属于小说中某个人物。属于众生的太阳又如何呢?《桂花蒸 阿小悲秋》写到:“正午的太阳下,苍淡的大城市更像旷野了。”[6](P182)“大城市”是战时的上海。“太阳”是战争中上海人的太阳,战争主要由男人参与,也多是由男人造成,战争使城市变得像旷野,可以说男人使城市有了如此苍凉的景象。《封锁》和其他小说也有类似的太阳意象。
　　张爱玲在三篇小说写过“梧桐雨”意象,较为独特。其实,它是个小意象群,太阳意象的变体。《金锁记》:“不大的一棵树,稀稀朗朗的梧桐叶在太阳里摇着,眼前一阵黑,像骤雨似的,泪珠一串串的披了一脸。” [4](1P21)这是长安人生中做出第二个“苍凉的手势”时的情形。第一次她放弃学业,这次放弃幸福,要亲自告诉男友。太阳、梧桐、泪意象叠加构成一个整体,把长安满怀的失意、哀愁、伤痛、无奈都蕴含其中。《小艾》中:“是秋天了,洋梧桐上的黄叶成阵的沙沙落下来,像大雨似的。那淡黄色的斜阳迎面照过来,三轮车在萧萧落叶中疾驰着,金槐帮她牵着被窝的一角,使它不往下溜。” [4](P377)这时小艾病重,丈夫送她去医院。梧桐、斜阳意象暗示小艾的悲观情绪,“被窝”意象加入,冲淡了她的悲伤,“被窝”是家庭温暖的象征,丈夫表达爱意的媒介。《怨女》中,姚家上下为老太爷做六十岁阴寿,女眷盛装出行,一行人走在去浴佛寺的路上:“马路边洋梧桐叶子一大阵一大阵落下来,沿路望去,路既长而又直,听着那萧萧的声音,就像是从天上下来的。她微笑着几乎叫出声来,那么许多黄色的手飘下来摸她,永远差一点没碰到。黄包车、马车、车缝里过街的人,都拖着长长的影子,横在街心交错着,分外显得仓皇,就像是避雨,在下金色的大雨。” [5](P362)银娣此时喜得贵子,在姚家有身份,有地位,有心情感受落叶的凄美,也触动了她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感到“仓皇”。她守着患骨痨的丈夫,只有自己深知其中的悲哀、孤寂和无告。“梧桐雨”意象把银娣复杂的意绪外化为众多的具体物象,可感、可触。
　　古典诗词中,“梧桐”意象总和月、雨、秋风同时出现形成意象群,以写寂寞、忧愁、孤独之深。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李清照《咏桐》:“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吹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秋字了得?”秋风、梧桐写寂寞,萧瑟;缺月、梧桐写离愁,清冷;秋雨,梧桐写孤独绵长无尽,凄冷。“梧桐”意象不和雨相连,就同缺月、秋风共存,成对出现。张爱玲巧妙地把“梧桐雨”意象“借”到小说中,做了别出心裁的创造。首先,她改变各意象成对搭配的模式。其次,月亮被太阳取而代之,且变化多样,有时是阳光,有时则以人影暗写。再者,秋风以梧桐叶纷纷飘落的状态或声音来写。更为特别的是,“雨”以眼泪、阳光中飘落的梧桐叶的喻体形式出现,而无实在的雨。意象叠加使“梧桐雨”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整体。银娣、长安、小艾迫于周遭的压力,对命运无能为力,不可能或不能完整拥有爱恋的男性,情感无着,缺乏暖人心的“太阳”,却不得不安然活着的无奈,种种情绪都溶在“梧桐雨”意象之中。
　　
　　(二)灯意象
　　《花凋》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重点铺写灯意象,只淡淡提及太阳意象。灯是夜晚的“太阳”。《花凋》开篇以“没有灯的灯塔”喻郑川嫦。中秋节,川嫦第三次同章云藩见面。小说三次写川嫦不开灯,章两次以为她要开灯,两次在微光中观察她,描写细致,就像给“没有灯的灯塔”做注释。川嫦的世界没有光,章的出现像极微弱的无线电光,无法照亮其人生。重病中,她的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 [6](P145)。短短的话语,写出生命正在逝去的可怖,强化川嫦无灯的世界,无爱、短暂、无生机的人生的悲哀。川嫦的原型是作家最要好的表姊妹黄家漪,灯意象反复描写,寄托作家对好友之死深深的哀痛和惋惜之情。
　　《沉香屑·第一炉香》三次写罗杰卧室中的活动挂灯。第一次,新婚妻子愫细在洞房花烛夜出逃后,罗杰独自在强烈的灯光下看她的相片。第二次,罗杰从娘家接回妻子,两人共同面对这盏灯,她喜欢灯照出的影子,他却害怕。第三次,那盏灯的强光照得愫细眼睛眩晕,看不见罗杰进屋。对于愫细,罗杰就是爱,她生命中的灯、光,但她性心理不健全,不能给丈夫完整的爱,只爱他的“影子”。愫细病态的爱导致罗杰失业、自杀。灯光和灯下的影子组成的灯意象把罗杰、愫细复杂的心理、情感状态形象化,突出二人的悲剧。罗杰的“灯”和佟振保的“落日”都是爱与欲的象征,前者没有后者幸运,后者可以好好活着,罗杰却丢了工作,死都不能死个清白,这大概也是小说开篇所说人生不彻底的具体呈现。张爱玲小说中还有多处写灯意象,银娣一辈子惦记的油灯,小艾爱看的红灯光,沈世均在咖啡厅等曼桢时的红灯,它们都是爱和希望的象征,其内涵虽没有罗杰的灯复杂,但一样烘托气氛,昭示人物在某种特定情境中的情绪和情感。
　　张爱玲的太阳意象,少有人们平日见到的太阳的常态,诸如明媚、温暖、普照大地的特点,多是太阳投在它物上的影子,或太阳照在某物上的小部分的光亮,透过某种物体漏出的缕缕光线,被日光映照成金色的尘埃……通常其主要特征:稀薄、昏暗、不明朗,给人带来不安,甚至恐惧;否则就是炫人眼目,令人看不清周围世界。灯意象亦是如此。对于小说中的女性,这些特征正是那两类男性的象征,他们不可能带来爱和幸福,她们却投入全身心的爱,把他们作为一生的情感依托,陷入到失落之中。这些女性也许比男人有更强的生存能力,能压抑或转移自己的情欲,可总是以伤害自己和他人为代价。张爱玲小说世界,不论男女都渴望得到真正完全的爱情,女性更是如此,但其渴望时时落空,只能抓住生活中的物欲或短暂的情欲满足自己,跌落到更大的空虚中。太阳、“梧桐雨”、灯意象从一个侧面传达出无爱世界的苍凉。
　　
　　注释:
　　[1]杜丽琴:《张爱玲小说“意象化”客观叙事》,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第48-51页。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3]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卷四)》,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卷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5]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卷三)》,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卷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7]季季,关鸿:《永远的张爱玲——弟弟、丈夫、亲友笔下的传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杜丽琴 云南昆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系 650214;杜芳 昆明学院初等教育系 650214)

• 杜丽琴 杜 芳： 张爱玲小说意象群落研究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