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司马迁用文学笔触记载的一部不朽的史学专著。用文学典型笔法即通过作品的个性化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一系列的艺术手法的运用,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又极具时代代表性的勇猛果敢、刚愎自用和自矜功伐的西楚霸王的典型形象。用历史的笔法塑造历史人物项羽,记载了他的诸多有功和有过的历史事件。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又倾注于字里行间,综合文学和历史来分析,可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解读这部史学著作。
关键词:典型 审美 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新历史主义观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司马迁用文学笔触记载的一部不朽的史学专著。无论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史学的角度来评判都是首屈一指、空前绝后的。秦末时势变幻多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项羽和刘邦脱颖而出,分别做了西楚霸王和汉王,他们曾誓兄弟之约“谁先入咸阳谁就称王”。刘邦无征战之勇但诡计多端,项羽虽勇武无比、战功赫赫,但他有勇无谋、不得人心,最终被刘邦用“四面楚歌”之计将项羽彻底击垮而自刎身亡。
下面以“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原则和标准来分析这部伟大巨著中的一篇《项羽本纪》,分析西楚霸王项羽。
一、文学典型笔法塑造典型人物,勇猛果敢、刚愎自用、自矜功伐的西楚霸王形象跃然纸上。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项羽也是起于陇亩之中,八年来,英勇善战,无人能敌,立下了赫赫战功,他集中了那个时代的起义军领袖的突出特点,他的起家、战斗、霸业、灭亡都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于是司马迁以项羽为典型形象来写那段历史。项羽这个人物形象,在司马迁笔下直爽勇猛、战斗能力极强,残暴、自矜功伐、刚愎自用、勇武果敢有余而智慧计谋不足、不听忠言而又易轻信、信天命又不师古。司马迁着力从语言、肖像、神态、动作、细节描写等多个方面来塑造,通过一定的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打造出了一个很具有时代意义又富有个性特征的典型形象。
第一,个性化的语言,凸显项羽鲜明的个性
首先,项羽之语显现其勇武而少智慧的一面。最显项羽勇武有余而智慧不足的当属鸿门宴之时,刘邦的几句听似怕项羽的话,致使他轻信,脱口而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藉何以至此?”曹无伤给他透露消息,他不但不保护反而随口出卖之,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可见项羽实在是幼稚粗鲁,不知用计。
其次,从项羽之语也可看出他无知信天命的固执的一面。当被围于垓下,无处可逃之时,见一老翁,欲渡他过河时,他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他没有想到先逃命而后才能东山再起,却一味地相信天命。
再次,通过其他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描写衬托项羽的人物个性。项羽季父项梁,被拜为楚王上柱国后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当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之时,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可以看出项梁的果敢勇猛而有智谋的个性特征。而项羽是在项梁的言传身教之下成长起来的,从项梁身上可以映射项羽的个性。
第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最先写项羽不学无,做事不能持久的少时特点,而到了秦始皇游会稽浙江之时而发豪言壮语,让人以之为奇。随后在项梁一步步的策划下,项羽开始在起义军中占有一席之地。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后来又和刘邦进行长久的楚汉之争,他实力强大,又英勇善战,打得汉军几次都溃不成军,甚至在睢水之战中,汉军尸体都阻塞睢水而不流。眼看楚军将会战胜,却不料刘邦用一个四面楚歌之计,就大大削弱了项羽的士气,使得项羽不得不认为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最终自刎乌江。在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让我们看到了项羽的明显的个性特征,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
第三,适当的艺术技巧。通过侧面描写、衬托、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法,成功刻画了项羽鲜明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侧面描写衬托。写项羽勇猛异常时,不直言项羽多么厉害,而是通过其他人状态的描写来衬托之,如写巨鹿之战后楚军已破秦军后,各诸侯见项羽时,都“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夸张的艺术手法。写楚军战败汉军,汉军尸体很多,用了比较夸张的手法写“睢水为之不流”,形容汉军溃败。大量的对比。更用与刘邦的对比,显现项羽独特的人物个性。项羽不善用人,身边的忠臣不得重用,如范增屡次让项羽杀刘邦,他总是不听,最后落得个疽发背而死。而相对于刘邦则不同,一有什么事,就好说“为之奈何”,总是听从忠臣的意见,韩信、周苛等受重用,使得他们自愿殚精竭虑地为国效劳。
总之,司马迁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一些恰当的艺术写作手法,把项羽这个人物的鲜明的个性特征塑造出来了,塑造了他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也塑造了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二、用历史的笔法塑造历史人物项羽
第一,写史,以一定的阶级立场,尊重历史事实而著书立说。
当时有写史的时代环境。司马迁写《史记》,虽然很有文学色彩,但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也以“写史”为目的。在司马迁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和志士仁人们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呢?就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遭到了各种不应有的打击和迫害,于是就通过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悲愤,阐明他们的主张,陈述往事的兴衰成败,寄希望于来者。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写《史记》,具有阶级立场和主观色彩。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都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司马迁是汉太史司马谈的儿子,出身于世代史官世家,他继承父业,在司马谈死后做了太史官,撰写了不朽的巨著《史记》。”司马迁受宫刑而发悲愤,对汉朝有诸多的不满,借写史来抒发,必然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
第二,写史,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项羽的霸业,辩证地看待历史事实,带有主观思想色彩。
司马迁有赞楚贬汉的倾向,刻画的刘邦是个阴险小人,狡诈之徒,只会耍花招而没有勇武的无能之辈。在西汉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迁遭受宫刑,必然是对汉恨之入骨的,司马迁也借这一历史来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整个文章之中带有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具有赞赏项羽的一面,也有批评的色彩。比如结束语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这样写道:“项羽重瞳子”“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政由羽出,号为‘霸业’,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总之,我们解读《史记·项羽本纪》,必然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用史学的观点来解读。
三、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倾注于字里行间,综合历史和文学来分析,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解读史学著作
《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不愧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特征和史学特征完美结合的典范。“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就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文学色彩的描绘,而不至于人们在读史的时候味同嚼蜡。当然在这种描绘历史的时候,掺杂有作者的想象和联想,但这种联想和想象是合理的。这就是文学理论上所说的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问题。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文学的真实性,是要作者在创作时尊守三个原则: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可能与现实的统一,个别与普遍的统一。比如司马迁在写四面楚歌之时,项羽与虞姬舞剑分别时,写了一首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当时,军帐中就只有虞姬和项羽二人,而虞姬则先自刎而死,而后项羽也自刎乌江,那项羽所作此诗又有谁知道呢?当然就可以想到是作者的虚构而来。但这种虚构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人物的心态的,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在当时的战乱环境下这种悲壮也是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所以作者的主观想象和客观现实是不矛盾的,是统一的。所以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的特征。
文学的倾向性,是指作者在文中所表达得思想的倾向性、情感的倾向性和审美的倾向性。
《史记·项羽本纪》的思想性之深刻,通过项羽和刘邦的联合反秦和楚汉争霸,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的观点。在情感的倾向性上明显的有对汉王刘邦的猥琐小人的描绘,在审美的倾向性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对项羽赞美的一面,他貌美体壮、英勇善战、重情执著。而对汉刘邦塑造成了审美的“丑”的一面,刘邦是个欲事就问“为之奈何”,耍花招的阴险小人,又好装腔作势、哭哭啼啼,会做表面文章,如虽然给将士们的封侯是以得到项羽的头为标准的,但是最后还“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总之,要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部史学和文学的完美结合的著作。理解了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加之以史学观点和标准,我们就不难理解透这部作品。
用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来分析《史记·项羽本纪》,可以很清晰地理解它的文学的审美性和历史的真实性。通过作品的个性化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一系列的艺术手法的运用,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又极具代表性的西楚霸王的典型形象。通过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认清当时的历史事实。这是一部集文学的真实性倾向性和历史事实完美结合的优秀著作。西楚霸王在司马迁的笔下便是一个带有文学的审美特质和史学的特征的典型的人物形象。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楚霸王项羽,真可谓“时势铸就霸王业,英雄叹息泪满襟”。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于宪玲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7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