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莫里哀喜剧《伪君子》被认为是悲剧性元素与喜剧性元素完美结合的成功之作。本文从教会的压迫、王权的专制、亲情的缺失、爱情的苍白、平等的无力等层面分析其中悲剧性元素的渗透与反渗透,确定其分量力度——点到为止,深浅适度。
　　关键词:《伪君子》 喜剧 悲剧性元素 渗透 反渗透
　　
　　在古典主义文学的严谨的理性创作“仪仗队”中,游离着一位遗世独立的“鼓手”——莫里哀。这位17世纪最有成就的戏剧家卓尔不群地突破主义的条框,虽还是古典主义作家,但绝非典型与模范。相应的,他的喜剧作品带给人们的笑,也不是那么单纯的,往往不是让人笑得舒畅开怀,而是不得不有所思。歌德曾说:“他(莫里哀)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都写得很聪明,没有人有胆量去摹仿他。”[1]《伪君子》“把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给恶习以重大的打击[2]。这部一度占据法国戏剧高峰的喜剧,正是以“笑”的方式诠释了犹如酷暑忽复严寒的人生悲哀。然而,《伪君子》有一定的内在尺度,对于悲剧性元素的处理可谓深浅适度,在渗透与反渗透的平衡中使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的悲剧性元素作用得恰到好处,保持着喜剧性的本质。
　　
　　一、灼烧的生存环境
　　
　　17世纪的法国,沐浴了理性上升的光芒,却仍然不能挣脱宗教压迫与王权专制交织而成的密网。教会的伪善化作绝对高尚的外衣,其下遮盖的却是作威作福的教会特权,民众在这黑暗的压迫下,无奈地陷入信仰困境。同时,“太阳王”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在他如日中天的大权独揽之际,带给民众的压迫和恐惧也如日光一样势不可挡。在宗教压迫与王权专制的双重钳制下,人们的生存环境灼烧着,心灵和行动失却了自然和自由。事实虽如此,而在喜剧中又是别有一番演绎。
　　(一)关于教会的束缚性压迫
　　《伪君子》被公认为一部矛头直指宗教伪善和教会压迫的作品。诚然,这部喜剧成功地表达了全社会的反宗教情绪,并给教会以沉重大打击。然而,这一些收效中不乏后人的解读和附会。单就文本信息和剧作展现而言,教会伪善的悲剧性元素只是隐淡的背景。这一背景没有被揭露无遗,却引发了读者和观众的悲感情愫和洞察伪善、嘲讽教会的理性。也就是说,教会伪善渗透于《伪君子》之中,而这一悲剧性元素却创造了最佳的喜剧性效果。
　　首先,《伪君子》通过答丢夫这个伪善者来展开全剧情节。这个表面上清心寡欲的虔诚的信士,实则是个贪财好色的无耻之徒。他的畸形性格,根于当时畸形的社会风气——宗教伪善蔓延于社会上层,继而上行下效,遍及信仰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现实世界。莫里哀聪明地在仅共五幕的剧中,不惜笔墨地用两幕一场为答丢夫的出场做准备,这就是在着力渗透“伪善”,引入生存环境的内在压力。当答丢夫的伪善渐臻极至时,笔转势回,又势如破竹地揭开了这个恶棍的伪装。由此看来,莫里哀用较大的写作空间渗透“伪善”,在恰当的时机,又使这悲剧性元素失却效力,反转为喜剧的嘲讽对象,从而深浅适度地点明了全民众又痛恨又恐惧的生存现实。
　　其次,教士不等于教会。或者是出于对教会势力的避讳,莫里哀特意把嘲弄加在一个落魄的贵族骗子身上。通过一个伪信士,的确可以渗透“伪善”,但是也可以说,这部喜剧要讽刺的就是如答丢夫那样打着上帝招牌、披着宗教圣衣的恶棍,他们既侮辱了上帝又欺害了民众。这样,看似是为教会澄清与正名,实则是为作者本人和剧作本身留出喘息的机会。在渗透与反渗透的平衡上,莫里哀精明地把大家心领神会的含意曲折起来,依然是不言而喻,让观众笑后自有忖度。
　　(二)关于王权的凌驾性专制
　　《伪君子》的创作和上演时期,只有蒸蒸日上的世俗王权才具有与教会神权匹敌的力量,两者就在较量中联手,在和平共处中又雠敌抗衡。从莫里哀的作品中,可以发现王权凌驾性专制下的悲剧性元素。
　　《伪君子》第五幕第一场一开场就散发出王权给民众带来的恐惧和重压。奥尔恭慌忙不迭地找一个首饰箱,其中有朋友亚耳格临逃前寄存的重要字据,而这些关乎生命财产的秘密已经毫不隐瞒地透露给了答丢夫,这个首饰箱也就成了“公家来检查”的致命性证据[3](P274)。由此可见,被莫里哀歌颂的君主毕竟还是“如伴虎”的。于是,读者和观众立刻要为奥尔恭一家揪心,因为我们,尤其是当时的观众,深谙“专制猛于虎”,也已了解到答丢夫的恶毒。此时,悲剧性即要展露力量。但是,情势逆转,侍卫官带来了王爷英明的判决,“王爷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把这种契约关系一笔勾销了”,并且也饶恕了奥尔恭因为朋友私逃而牵连在内的那个罪名[3](P287)。伪君子自食恶果,奥尔恭一家得以解脱,大快人心。在这个有点生硬的结尾处,把一场眼看就要酿成的悲剧转为喜剧,完成了对王权恐惧和重压的消解。
　　莫里哀的时代,民众身处灼烧的生存环境。宗教压迫和王权专制的炽热力度,或许造成了许多现实的悲剧。而喜剧《伪君子》让人们在笑的同时有所想、有所思,面对这样灼烧的生存环境,冷静地将悲情收入笑的思考。
　　
　　二、冰冻的生活状况
　　
　　在生存环境的重压下,生活状况绝不遂人意。这是文明行进的社会中共通的现实。犹如烈日过后又暴雨,酷暑未消复严寒,人们的生活状况冰冻着情感、自由、平等等美好的追求。亲情的缺失、爱情的苍白、平等的无力,这一切使《伪君子》中渗入了悲剧性因素,而最终的良好结局和其中的一些具有中和消解作用的展现,平衡了悲,带来了笑的思考。
　　(一)关于亲情的缺失
　　亲情的缺失是可悲的,亲情的复归是可喜的。由于伪君子的蒙蔽,奥尔恭一家的大家长冷落了血浓于水的亲情。而当伪善者的真实面目被揭开,悔悟之后便是向亲情的回归。以下以柏奈尔夫人和奥尔恭为例,说明亲情悲剧元素的渗透与反渗透。
　　柏奈尔夫人是全剧开场的第一个人物,她一上场就是雷厉风行的威吓,接着便是对家人逐个的挑剔:儿媳欧米尔“太好花钱”、“生活排场真叫我看了难过”;孙子达米斯只配三个字“糊涂虫”,“完全是一副坏小子的神气”[3](P211)……这一开始,不免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一家人的矛盾如何这么尖锐,老夫人如何对家人这么不满?这无疑是可悲的。而这些矛盾、不满皆是一个伪善者的介入和迷惑所致。柏奈尔夫人信奉上帝和生活的规矩,此时的答丢夫才正合她的心意,任何反对答丢夫甚至有一丝不敬或怀疑的人,都会受到她的攻击。亲情悲剧不会这么继续下去,尽管柏奈尔夫人到最后未表达悔过,却不会影响悲的消解。原因如下:其一,柏奈尔夫人只是一个证明答丢夫伪善之功深藏不露的陪衬人物,不左右全剧的最后效果;其二,在出场方式上,她是“浓妆淡抹” [4]的,她在最后只说了一句“现在我才喘过气来”[3](P288),由此成为一个无力的角色。因此,《伪君子》不因其一人而“悲化”。
　　奥尔恭作为一家之主,他对家人的态度可以决定家庭的温馨或冷漠。在识破答丢夫真面目之前,他被蒙蔽至深,甚至说出“他教导我对任何东西也不要爱恋;他使我的心灵从种种的情爱里摆脱出来;我现在可以看着我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我也不会有动于衷了”[3](P220)。对女儿,则不顾及她的心意,硬要把她嫁给答丢夫。这些没有理智、没有情爱的言语和做法,完全可以叫人寒心。当他识破答丢夫的伪善之后,他气愤、懊悔,此时亲情的分量在这个不知所措的人的心中急骤上升,他对儿子坦言“我的孩子,我现在感受的苦痛是找不出第二份来的”[3](P276)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份低沉呼唤“我的孩子”的酸楚,其后是对亲情的重视和珍惜。旁观者则要在一起紧张、气愤的同时,为父子的和好而欣喜。更欣喜的,应该还是收尾时奥尔恭许诺“用一种和美的婚姻来酬报那个诚实慷慨的少年瓦赖尔的热烈爱情”[3](P288),许诺女儿的幸福。从执迷不悟到理性地弥补亲情,奥尔恭把一手制造的悲剧扼杀在皆大欢喜的笑声中。
　　(二)关于爱情的苍白
　　《伪君子》中有两场可能的爱情悲剧,皆因奥尔恭的糊涂而起,而情势急转后,又因奥尔恭的清醒而得到喜剧性的圆满结束。
　　夫妻间的冷漠,让爱情在婚姻中显得十分苍白。这在第一幕第四场奥尔恭与桃丽娜的对话中被全然显露。这番对话被置于一个模式:桃丽娜报告太太的病情,奥尔恭问的却是“答丢夫呢?”桃丽娜再汇报答丢夫再好不过的状况,奥尔恭回应“真怪可怜的”。如此模式,照样问答三次,最后桃丽娜都气愤奥尔恭对妻子“病后这份关心”[3](P218-219)。这一场夫妻间的冷漠在赶走伪君子之后是被消解的。这个判断的理由是:第一,直接揭开答丢夫伪善面目的是妻子欧米尔,奥尔恭必怀有感激之心;第二,在混乱的情况下,妻子仍然坚守对丈夫的忠诚,维护丈夫的利益,奥尔恭必有惭愧之意;第三,妻子年轻貌美,富有智慧又忠贞不二,可谓好媳妇的典范,奥尔恭必有幸运之感。因此,根据审美判断、审美经验的必然要求,这一场爱情的“悲剧”是不能产生负面影响的。
　　婚姻的不自由让爱情更加苍白无力。第二幕共四场,都是围绕一个问题展开的——奥尔恭反悔女儿和瓦赖尔的婚姻,强迫女儿嫁给答丢夫。在第四场,玛丽亚娜与瓦赖尔因此争执。他们两人的爱情是坚定的,可就是父亲的专断,使她们对再坚定的爱情也无法放心。爱情得不到婚姻的自由实现,对相爱的人造成的悲痛是无以复加的。假如奥尔恭一直迷信答丢夫,那么这场爱情的悲剧便不可挽回了。当所有的混乱都平息之后,玛丽亚娜自己也感叹“事前,谁想得到结束会这么好啊”[3](P288)。而就在这意想不到的回转中,她得以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自由,从悲剧的边缘登上喜剧的顶端。
　　(三)关于平等的无力
　　平等不是容易实现的,在很多方面,平等都是无力的,反倒是不平等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在《伪君子》中,同样也显现着多种不平等:阶级不平等、阶层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如果作为悲剧的起源,这些都是剧中不产生作用的元素。以下着重以桃丽娜为代表,阐明关于不平等这一悲剧性元素的渗透与反渗透。
　　桃丽娜是玛丽亚娜的侍女,身份卑微但不卑微至极。主仆地位的极大反差,让人审知仆人的辛酸,就像柏奈尔夫人一出场,就对仆人大吼大怒,还给爱尔卜特一记耳光[3](P215)。柏奈尔夫人对桃丽娜也是毫不客气,强调“你是一个侍女”,警告“有点儿太爱说话,并且一点儿规矩也不懂”[3](P210)。但是正直、勇敢、理性的桃丽娜却不是一个可悲的人物,她因勇敢而有话语权,因正直而受到大家庭中多数人的欢迎。当玛丽亚娜被父亲逼婚时,她自己“从来是任什么话也不敢说的”[3](P233),而一直是桃丽娜不顾奥尔恭的怒火代她辩驳。敢直言事实的桃丽娜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玛丽亚娜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英雄人物。在剧中,这个仆人甚至比主人更有话语权。因此,我们不会为桃丽娜的卑微身份和仆人的遭遇而悲,反而要为她拥有话语权并能够力挽悲剧而喜。
　　生活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灼烧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状况必然存在诸多悲与困,家庭、社会、情感、关系等各个方面难免会出现让人寒冷的事件。而喜剧《伪君子》纳入了这些悲剧性元素,又使之失却效力,无疑是革命性的创造。这么做,就是要让人在笑声中和嘲讽中,看清这冰冻的生活状况。
　　综上所述,莫里哀的喜剧点到为止地渗透了关于生存环境、生活状况的悲剧性元素,又深浅适度地将其反渗透,恰到好处地完成了一部优秀的喜剧,在笑中给人以关于生存和生活之悲的深刻思考。
　　
　　注释:
　　[1][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8页。
　　[2]张志庆:《欧美文学史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3]赵少侯,王了一等译:《莫里哀戏剧选》(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孙金霞:《〈伪君子〉人物出场的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赵少侯,王了一等译.莫里哀喜剧选(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张志庆.欧美文学史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
　　[4][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5]孙金霞.《伪君子》人物出场的探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杨萌萌 济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50100)

• 杨萌萌： 点到为止,深浅适度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