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巴蜀学子刘咸炘,其学术思想具有复杂性。因为受时代主流思潮的影响。巴蜀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刘咸炘治学方法和思想又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刘咸炘重风骨、重诗教的诗学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关键词:晚清民国 西学东渐 四川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已是债务累累,任由帝国主义宰割,“救亡”与“革新”成为时代的主题。帝国主义入侵后,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政治的占领,同时也有文化思想方面的浸染。西学东渐给儒家传统文化一个很大的冲击。面对西学文化,有全然抵抗、誓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也有全盘吸收、崇洋媚外的。当然,也有一批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西学的优劣,从而汲取其精华,将其融汇到传统文化中。 王国维更直接反对言学者有新旧中西之争,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指争论者为不学或不知学之徒。[1]刘咸炘也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说:“采西方专科中系统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昔印度之学传入中华,南朝赵宋诸公皆取资焉以明理学,增加名词,绪正本末。以今况古,势正相同。此非求功凿于他山,乃是釜铁于陶冶。”[2]
　　从宏观上分析,刘咸炘的文学观正体现了他“中西结合”的思想。从微观上分析,又反映了他对儒家文化的情有独钟。例如,刘咸炘的诗学观——重风骨、重诗教正是孔子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刘咸炘生于晚清民国时期,其学术思想一方面受清代学术主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民国时期学术思潮的浸染。因而,刘咸炘的诗学思想具有两重性。
　　清代的学术纷争很多。梁启超曰:“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3],如对今古文之争,刘咸炘私塾章实斋,主张六经皆史。但他说:“古文家之极若章太炎,今文家之极若廖季平,吾皆以为太过。”[4]又说:“今文经学家谓六经皆微言,不为显用,是不独认之为子,且认为寓言,显然不合。……古文经家因矫今文家之诞说,遂谓六经记事,不为化人,六籍只是古史陈账,与孔子学术无关。孔子删定六经,只是整齐故事,其功比于刘歆。此与今文家言各走极端,皆不可信。”[5]由此观之,刘咸炘对今古文之争的看法具有辩证法的特点,这也证实了是“执两用中”的学术方法的坚守。笔者认为清代学术,一言以蔽之,还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现象的讨论。
　　民国初期,西学入侵,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同时,国内人士也渐渐接受西学思想。正如桑兵先生的观点:清末国粹学派提倡诸子学,打破独尊儒术的偏见;民初破今古文之分,跳出家法,研究学术;到了20世纪20年代,经学最终被完全化解,整个学术按照现代西学规范重新分类,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考古学(含博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含民俗学)、历史学(含历史地理)、宗教学、哲学等一整套体系逐渐形成。[6]西学的大量输入也是在这段时期。面对新与旧的冲突,一些激进分子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如维新时期的康有为,他以新学代旧学,宣传近代民主,昭蒙启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西交释,有利于缓解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7]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巴蜀学术几乎黯然失色。统治者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一心埋头于考据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科举八股,笼络人心,禁锢思想,使士子们为取得功名而皓首穷经。因此,清以降,蜀学衰微,一蹶不振。[8]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四川的学风仍没有起色。麻木、偏狭、闭塞、无知成为鸦片战争前后四川知识界的痼症。[9]
　　晚清民初,四川的学人与学术虽不及汉代的司马相如赋、唐代的陈子昂诗、宋代的三苏词。但是,从宏观上讲,也没有与主流脱轨,仍有中流砥柱的人物。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风云一时倡导“复古改制”的宋育仁;今文经学大师廖季平及向儒学发起进攻的吴虞。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成功一部分来自张之洞在川所创办的尊经书院。此书院扭转了四川当时的学风,重“六经”的研读,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如民主、平等、自由等。值得一提的是,刘咸炘的长兄刘咸荥也曾就读过此书院。
　　受时代主流的影响,“维新”也是晚清民国时期四川知名人士的主要口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与友人杨锐召开蜀学会,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结果为革命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崇高的革命志向的邹容,把短短的一生都献给了“维新”事业。此后,“打倒孔家店”的吴虞,虽然反孔行为失败,对后世的影响也较深远。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咸炘的一生正赶上动荡的时代,正是四川战乱繁多之际。有书记载曰:由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大小军阀混战达480次之多,使四川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仅以民国二十四年开征的田赋,一些地方就已经预征到民国一百多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苦不堪言。[10]
　　刘咸炘“重风骨,重诗教”的传统诗学观,正是他对儒学传统文化誓守执行最好的证明。受时代与地域的影响,刘咸炘并没有完全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是潜心钻研,将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熔为一炉,成一家之言。
　　
　　注释:
　　[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9页。
　　[2]刘咸炘:《推十书·浅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9页。
　　[3]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4]刘咸炘:《经今文学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5]刘咸炘:《文史通义识语》(卷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页。
　　[6]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页。
　　[7]张昭军:《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4页。
　　[8]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页。
　　[9]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263页。
　　[10]巴蜀文化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编:《巴蜀文化大典上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4页。
　　
　　(郑小琼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61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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