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闪婆(《九月寓言》)和珊婆(《刺猬歌》)是当代著名作家张炜为我们塑造的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她们背负着异质的残缺,演绎了各自的人生,或守护,或背离。作者在她们身上寄予了对于两种文明的爱憎。
关键词:闪婆 珊婆 《九月寓言》 《刺猬歌》 坚执与反回归 守护与背离
《九月寓言》是当代作家张炜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作品,作品描写了一个滨海平原小村几代人的生活、生存状态及其富有乡野色调的爱情建构模式。作品着力于诸多女性命运的书写,她们的生活、劳动、爱情在田园背景下得以原生态呈示。其中的闪婆是一个外在形象残缺的女性——双目紧闭的瞎子,她长于野地,恋于野地,并在野地中寻求生命的归属,临终嘱咐儿子“接下班儿”,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了乡间女性的狂野和传统女性的美与善。
如果说《九月寓言》图解的是乡间形形色色的生活画面,那么张炜在新世纪之初推出的《刺猬歌》则更多的展示了源于城市文明推进等诸多因素造就的生态危机和人性畸形。珊婆(珊子)是《刺猬歌》重点塑造的形象之一,她本是野物的拯救者,不失为幼小生灵的再生之母,但是在对所爱之人“良子”彻底绝望之后,她开始了人生罪恶的经营,并最终堕落为名符其实的“女巫”。
闪婆和珊婆同为生活在滨海平原上的女性,无论是身体上的残缺还是人性的残缺,她们身上显示出诸多同质或异质的因素,本文拟从“残缺”二字入手,解读这种残缺之于她们各自人生的不同意义,兼之在这种“残缺”的书写中隐喻的作者人性诉求。
一、“土地”生存的神秘呈示
“土地”一直构成着许多作家执着的抒写母题,有着“大地守夜人”之称的张炜更是将之视为自我“精神承载和表达的中心”。张炜笔下的土地是斑斓而神奇的,它以近似母性的光辉映照着生命存在,给予人类生存的原始关怀。
对闪婆和珊婆而言,广袤无边的原野构成了她们独有的生存背景。面对原野的宏阔与神秘,她们都曾生发出无尽的遐想。在痛彻或狂欢的时日,野地便成了她们心灵的托付与栖息之地。珊子为寻觅良子只身闯入了“茫茫苍苍”的深林,在林子中她不再孤独,“一次又一次邂逅产崽的野物”,并竭尽心力为它们接生,在目睹了野物妈妈痛苦而幸福的生产过程之后,有了身为母亲的快慰,使自我孤野的心灵受到丝丝抚慰;至于情感的不幸,好心的“溪主黒鳗”与之互诉心酸。
闪婆和露筋相恋于茫茫原野。“露筋躺在炕上,回想着田野里奔腾流畅的夫妻生活,觉得那是他一生里最幸福的时光,有谁将一辈子最甜蜜的日月交给无边无际的田野?那时早晨在铺着白砂的沟壑里醒来,说不定夜晚在黑苍苍的柳树林子过。”[1]亲人不愿接受他们的狂野,慈爱的原野为一对新人提供了温暖的婚床,让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狂欢,享受着“一生的盛宴”。
张炜的“大地”,在此更确切地说是“原野”或者“野地”,是博大的,它负起的是人类情感释解和寄托的重量。
二、爱的坚执与反回归
有些评论者指出张炜主要塑造了两种类别的女性形象,即纯洁与邪恶。在闪婆和珊婆身上我们看到了两种全然不同的爱的经营方式,并以此诠释着自我不同的人格归属。闪婆为所爱之人牺牲了亲情,付出了一生的情感和心力。而珊婆却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爱的“艰辛”——爱而不得之后开始了历时三十年的诅咒。
闪婆背弃了自己唯一的亲人——父亲,在野地中与露筋成亲,或许就是因为爱的沉重,才使她在以后的日子里倍加珍惜与露筋残存的岁月。在露筋过世后,她一直保有自己的贞洁, “在一个风清月明的深夜里死去”,正如小村的静寂一样,她走得静悄悄。
相比较而言,珊子(珊婆)的爱要沉重得多,并背离道德之外。她对自己心仪之人良子狂热追逐,最后换来的却是良子的逃匿。良子的离去“带走了她大部分的生命”,“一个人只会被深爱激发出大悲大勇,她今生大概要冒死一寻了”,为此她深入茫茫茂林,为爱一寻。最后却是彻底的绝望。至此她开始了漫长的诅咒之路,“用嘴巴诅咒,用身子诅咒”,迷失了自己,在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仿佛一朵带刺的玫瑰,她要刺透爱的面纱把恨的种子植入骨髓。
张炜执着于对美的热切守护,或者他最痛心的莫过于美的迷失。对闪婆和珊婆,张炜该是满怀悲情的,然而,所谓悲情,在张炜所赋予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
三、乡野:守护与背离
张炜被视为“理想主义者”,或者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保守”,他深深顾恋那片原野,对于城市的嘈杂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厌烦。他说:“一个人站在原野上可以望到很远很远,但进入闹市,一转脸就是楼房和别人的眼色”[2],在他看来原野的气息能使人心灵宁静,使人向往着亲近。相反,对于城市文明则充满了排斥。他痛感工业化推进带来的生态解体、物欲横流,乃至人性异化,古老而美丽的乡村文明在种种摧压下趋于瓦解。在作品《九月寓言》和《刺猬歌》中闪婆与珊婆的形象被作者置于爱憎的两极,她们分别实现着对于乡野的守护与背离,剖解着张炜对于两种文明昭然若揭的选择。
闪婆在露筋的父亲去世后终于“离开田野住进小屋了”,然而苦难并没有终止对她的侵扰,“欢业长到两周岁,露筋死了”,她向男人发誓:“欢业他爹,你放心吧,俺要为你守住瓜(寡)儿”,从此她常常“在槐树下盘腿而坐,微笑着度过一个个秋天”,好似在守护着一个村落的安宁。她告诫儿子“要对得起先人”,“要接下班来”,所谓的“班”应是一种精神,一种面对苦难的从容、淡定,更是坚强,一种对于乡村文明难以割舍的爱恋。在母亲死后,欢业让金友死了,同他的父辈一样,他不得不逃离家园,做起了流浪汉。在流浪的异地,总是忍不住哪怕冒死也要看一眼那个“小村”。正如欢业的同代人赶鹦他们深切的“恋村”一样,我们感动于两代人对家园的守护与思恋,他们不因家园的变迁而背弃,而是一如既往的坚守。这正是张炜所执着追寻的,一种甚为高扬的“保守”,一种在“工业时代”失落的“农业文明”最后的精神代指。
而不幸的珊子用身体诅咒着良子,把自己交给乌龟模样的野兽男人,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珊婆时代。她毒害了自己渔把头丈夫,为干儿唐童的发家准备第一桶金。至此我们可以说珊婆成了一个无根的人,在欲望的洪流中激荡。她蛮儿成群,为唐童开拓“疆域”,面对紫烟大垒给村民带来的恶臭,她告诉唐童:“紫烟大垒还得盖下去,你的手不能软。把那些占了茅坑不肯挪窝的家伙全交给老娘吧,他们早该滚蛋了……”她和她的土狼儿子们成为唐童的“精神导师”和行恶最有力的推动者。她相信金钱万能,认为“使上大钱没有不成的事儿”。而对儿子毛哈的苦苦哀求,不但无动于衷,却屡屡追杀,对亲情她选择了扼杀,实现着对其最遥远的弃离。实质上珊婆已经完全沦为物质世界的奴役,已经被其整个的异化。
张炜希望在珊婆身上剖解深层人性中善恶的两面,构成“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真正的“绘出灵魂”[3],但就其最终目的而言还是在于对珊婆所代表的畸形工业文明推动者的强烈质疑和批判,或者这就是珊婆的意义。
张炜曾言“人要守住内心的某种严整性,始终如一,真是一场苦斗和拼争。能做到的不过寥寥”[4]。闪婆生就背负着身体的残缺,历经流浪生活的艰辛,然而这些并没有抹杀她对生活的憧憬、对乡野最执着的佑护与追随。而对珊婆我们很难用道德、伦理的尺度去衡量,我们赞赏并同情于她曾经的善与不幸,但对她的迷失又带着万分的痛愤,她背离了家族、背离了亲情,“没有滚烫的血脉,更没有生母”,同样没有真正的未来,在前行的人群中她加入了“合成人”行列,失去了“体温与脉动”,实现着名符其实的人性残缺,成为践踏乡村文明的罪人,在异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真正成就了物化时代“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活动的商品”。
注释:
[1]张炜:《九月寓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2]张炜:《张炜·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3]林建法,傅任(选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4]张炜:《代后记夜思》,《柏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参考文献:
[1]张炜.刺猬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张炜.九月寓言[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张炜.张炜·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林建法,傅任(选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张炜.代后记《夜思》[A].柏慧[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6]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7]叶芳.张炜小说之人文精神[J].襄樊学院学报,1999,(4).
[8]曹霞.《刺猬歌》中的“人与自然”[J].小说评论,2008,(1).
(张纪云 兰州大学文学院 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