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纵观中国的文学与政治,它们虽然各有其发展规律,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可化用一些图例来表示。本文试图用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图来梳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新时期 文学 背离 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它深刻地融入在文化之中,具体到中国,它们的关系可借用“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图来表示:
　　
　　在政治经济学中,原图用以表示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在此,直线表示政治,波浪线表示文学作品,两线交织所呈现出的态势表示文学与政治顺应或背离的关系。(直线与波浪线可无限延伸以表示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总体状态仍是文学围绕政治上下波动。)图中,直线上方的部分表示文学顺应政治,下方则表示文学背离政治,两线交汇处表示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波浪线上的曲折象征文学内部的多变性。所谓顺应即主流文学深切地关心国家政治与局势,多为政治服务,颂扬政治;背离则表示主流文学批判和否定政治,主动远离政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政治是一种抽象概括,因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政治情况不可一以论之,即便是百年20世纪,政治所涉也大相径庭。同样,文学犹如一条支流众多的大河,这里所抽象出的文学也只是文学多样性中的一支主干。本文所讨论的新时期的文学与政治,如图所示,为A-B段,它处于文学背离政治的阶段。在我国,文学背离政治,但不会脱离政治。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对文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观念上,而且也体现在作品的发表、读者的接受心理和评论者的评价心理上。而本文所谓的背离多涉及作品本身,或指内容上的背离,或指感情上的背离,或二者兼而有之。
　　建国后的文学与政治密切相关,到文革期间,其关系更是高度统一。与之同时,潜在写作的暗流也在涌动,它真实地反应着游离于政治、生活于民间的普通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心理与生活状况。文革之后,这股暗流夹裹着释放痛苦的巨大能量扑面而来,新时期文学开始了。
　　新时期的文学与政治呈现出相交后的另一种姿态——背离。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到“新写实小说”等,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开始背离政治到远离政治的过程。“伤痕文学”是1977—1980年间的重要文学现象。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率先发起控诉“四人帮”的呼声,勇敢地摆出了背离政治的姿态。紧接着,卢新华的《伤痕》通过描写政治和亲情在那个时代的畸形表现,揭示了极左思潮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伤痕。这两部作品以先锋者的姿态揭示了文革带给人们的伤痛,在感情上公开的背离了政治,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推动,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以描写知青、知识分子及受迫害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它们从政治生活中的人与事入手,夹杂着血与泪的控诉,饱含着对逝去岁月的惋惜与无奈,倾诉了人们心中郁积多年的困惑与伤痛,揭示出“文革”期间整个社会理性和道德危机的原由:在情感上果断地割断了对政治的留恋。
　　与“伤痕文学”交错进行的“反思文学”,到80年代初成为中国文学主潮。它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拓宽了视野,加强了作品的历史厚度,注入了更多的思想容量,是对政治的进一步背离。此期的背离首先体现在从先前的情感排斥逐渐上升到严肃的审视和理性的反思。他们不再一味的于政治中寻找发泄的出口,而是试图从政治之外的历史和个人去寻找社会的必然,从而触及苦难深处的社会历史与人性的根源。其次,作家们笔下的反思题材不再受限于政治事件,小小生活事件中所反映出的政治体制问题就足以让他们批判和背弃政治。如《本次列车的终点》不再把政治作为反思的出口,而是撇开政治谈到了眼前生活中的迷惘、失落与无助,当文革欺骗了自己,抹灭了自己的梦想后,要回到从前生活过的地方,人回来了,心却永远回不来了。是什么造成的精神空虚与失落?读者自明。批判过往的政治运动不用言语,“空虚”二字足以说明知识分子思考的更深了,且背离政治也越远了。
　　以蒋子龙发表《乔厂长上任记》为标志,“改革文学”登上文坛。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文学迅速由表现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及矛盾,拓展为反映改革所引起的民族整体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一拓展过程中,作家们继承了文革后惯用的批判眼光去发现社会问题,在某些程度上,他们警醒地看待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感情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背离政治体制的姿态。李国文的《月食》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入手,通过描写权利的再分配及由此引起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使读者对人性和官场产生了一种忧虑感和恐惧感。路遥的《人生》把对体制问题的思考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让一个时代为之沉思。此时的许多作家并没有把改革带来物质享受作为其所要表达的主旨,如《古船》、《浮躁》、《平凡世界》等文化改革小说,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在政治风云变化下普通大众的心理反应以及长期存留在人们心中的性格诟病,进一步把对政治的反思拉向了对人的透视。于是,新时期的文学作品走上了偏离政治的轨道,更多的转向到了人的文学。
　　“寻根文学”是对文学驶向何处的内向思考,它几乎摆脱了政治对其的约束,走向了自我发展的路途,回归到了文学自身。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许多作家们试图融合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把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严格意义上的寻根文学始于1984年前后,但早在反思作品中,有些作家就在尝试把反思的视角放在民族文化层面上,如古华潇湘风情小说,杨炼的组诗;稍后的改革文学中,有些作家也在积极探索着改革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契合点,如王蒙、贾平凹。而此期的寻根小说在文学探索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民间文化的挖掘,从外在形式上看,有些作品虽运用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但其内在思想精神和主题意蕴却超越当下而注意到了对人本哲学、生命哲学与文化哲学的深入思考。作家们文化意识的增强,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一方面是延续了对中国人性的思考,一方面也是对过往政治事件和痛苦记忆的背离与回避。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的历史植根在深厚的现实土壤中,而不是短暂的痛苦中,所以,当作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道路。
　　如果说以上文学现象是对政治的渐进性背离,那么80年代末两年到90年代初的文学则可以理解为是对政治的失望与大踏步的背弃。特别是经历了1989年为期50天的天安门学潮运动后,知识分子被政治深刻地触动。而与之同时的几部影响较大的电视剧,如《渴望》,更是深化了人们心中“知识分子不可靠”的错觉。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学创作陡然间远离了政治,许多作家把视角转向了对普通百姓庸常生活的关注。“新写实小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作家们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努力把生活中真实且略显琐碎的感受至于首位,正如韩东所说,“我们对尘世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乐、小财小色充满了依恋,无法真正摈弃,并不虚无”。的确,当真实的生活又不动声色地反馈给读者时,读者体会到的更多是艰辛与无奈,虚无与沉重。同时,伴随着西方先进科技的涌入,西方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也悄然间改变着人民的生活观念和中国文学创作的方向。
　　通过对新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在新时期的中国,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在情感上影响着作家们对生活的认识与反思,而且也在创作题材上反映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到“新写实小说”,这股文学创作演变过程从情感上背离政治开始,到后来逐渐尝试在题材上回避政治,在题材与情感上一起远离政治,其真情实感的流露无疑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反观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道路和整个中国文学创作特点的突破口,而本文所运用的价值规律图正是力图为这一理解提供直观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王一川.杂语沟通——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金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3]陈传才.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张琴琴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5)

• 张琴琴： 图析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与政治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