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介绍了重读汪曾祺《受戒》的几点新的体会与心得:流动在字里行间的文气和韵味,体现出汪式文体“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特征;洗练干净的语言,清淡优雅,展示出闲适雅致之美;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重读,作者发现,在《受戒》富于浓郁浪漫气息的外表下,透露出作家关于现代性的理性思索,表现了作者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通过展现诗意生存的整体和谐之美,引领人们走向诗意栖居。
　　关键词:汪曾祺 文体 散文化小说 现代性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最初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笔者初次阅读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的课堂上。时隔十余年,重读这篇汪曾祺先生的经典之作,感慨良多。正如卡尔维诺在他那篇著名的短文《为什么要读经典》中所说的那样,经典是需要重读的,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经典的意义、价值、奥妙才得以显现。重读《受戒》,借着汪曾祺先生妙不可言的文字,进入了亦真亦幻的水乡乌托邦,体验到心灵深处产生的莫大欢愉与欣喜。小说以其浓郁的恋旧情节和怀乡情结,给我们一种深切的情感抚慰和补偿。在获得美妙感性体验的同时,也引发我们关于现代生存的一些深思。
　　
　　一
　　
　　《受戒》作为汪曾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试水之作,带给了文坛十足的惊艳,也开创了其作品特有的文体价值。正如诸多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汪曾祺小说的魅力,在于氛围,在于情境,在于韵味。重读《受戒》,深切感受到属于作家独有的那种“文气”荡漾于文字之间,鲜活灵动,氤氲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北水乡的田园风光和至善至美的人性人情。显然,这种浓郁的古典风情和民族韵味,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其典雅和清新,具有明清小品文的风范。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说,“小说家并不奢谈他的思想。小说家是一位发现者,他一边探寻,一边努力揭开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并不为自己的声音迷惑,而是为自己追逐的形式迷惑,只有符合他的梦幻要求的形式才属于他的作品。”[1]在《受戒》这篇小说中,汪曾祺在意的正是这种“符合他的梦幻要求的形式”。作者在全文结束后署明: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一简单的“注脚”传递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小说表述的可能只是一场梦觉,一次追忆心绪的怀旧之旅。事实上,在小说前半部分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从作品的结构安排和语言文字已经能够体验到这种梦幻色彩。
　　小说的开头即是:“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简短的结构,简练的语言,除净时代的火气,成功地将读者直接带入梦境。直至小说末尾:“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小说就在这种独特的语言和结构中,在一片诗意的迷离中悄然收场,留给读者梦醒时分的无限怅然。这种“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汪式文体,使汪曾祺小说呈现出鲜明的诗化和散文化风格,与作家的个性气质也高度契合。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为人散淡平和,潇洒飘逸,浸润着水的灵秀与诗意。他说:“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2],“我以为‘文气’是比‘结构’更精微,更内在的一个概念”[3],“张大千以为气韵生动第一,其次才是章法结构,是有道理的”[4]……显然,汪曾祺小说的“散”并非创作主体营造结构能力的欠缺,乃是一种有意为之。作家对这种艺术的“散”颇为推崇,甚至将其视为艺术境界高下的体现。如,他对莫泊桑和契诃夫两位作家的比较:“莫泊桑,还有欧·亨利,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是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们的小说人为的痕迹很重。倒是契诃夫,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5]《受戒》就是一篇超越结构的小说,对于这篇不太像小说的小说,人们想搞清楚它的主题何在。有人认为如题所示,可小说直至末尾才写了明海受戒的情形;有人认为是写明子和小英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可他们的爱情却仿佛从未真正开始过;有人认为“闲篇”太多,用大量的笔墨描绘庵赵庄的风土人情、小英子和睦的一家、荸荠庵的和尚生活、善因寺的香烟缭绕等,冲淡了小说的主题……今天,这样的争论当然不会再有,汪曾祺将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做到了高度一致,散淡疏离的结构,干净洗练的语言,节制而富于弹性的叙述,成就一幅自然天成的江南水乡风俗画,一块温馨可爱、美不胜收的人间胜地。
　　
　　二
　　
　　谈到汪曾祺的文体,语言自然是十分出色的。汪曾祺堪称语言文字大师,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散文化小说的作者十分潜心于语言。他们深知,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6]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一些港台作家和海外学者认为,经过文革的革命式语言, 中国语言之美被毁坏殆尽,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直言不讳称中国当代作家“不懂语言”,不是为政治服务就是过度贴近市场。这种批评也许过于武断和严苛,但对于信奉“语言决定一切”的人来说,它是切中肯綮的。在这种背景比照下,汪曾祺的语言尤显珍贵,作者以其浑厚的国学底子和出色的文字修养,教我们认知什么是文字的美。他的语言鲜活灵动,熠熠生辉,如活水一脉,为当代文学注入美的生机。众所周知,汪曾祺的语言得益于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完美融合。如《受戒》的开头:“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剎何处?──荸荠庵。”虽是大白话可读起来自有一种风情,不少学者认为颇有古代笔记小说的韵味,以现代白话生成一种余韵无穷的审美效果,是汪曾祺的绝妙之处。他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7]《受戒》的语言散发的就是这种魅力,不讲求一字一词的推敲,追求整体的意境和氛围。看似平常的语言文字,组合在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独特的节奏和韵味。
　　语言,体现了作家的基本文化修养,也体现了他们对于人生的一种态度。汪曾祺性情温和,恬淡宽厚,善于挖掘生活的美。《受戒》中描写庄稼人的生活:“因为这些年人不得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描写小英子的家:“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家门口还贴着“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的春联;描写小英子姐妹俩的模样:“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跟,雪白的簪子!”这里没有冷漠和残酷,没有明争和暗斗,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在他笔下化为一种诗意的存在,充满和谐的静美之态。作家深知,过去几十年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人们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他说,优秀的作家“希望自己的语言雅致、精确、平易。他们让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于字里行间自自然然地流出,照现在西方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注意语言对于主题的暗示性。”[6]
　　汪曾祺以清淡优美的语言向人们展示闲适雅致的美,以一种洞明世事的超然与达观抚慰人们饱经沧桑的心灵。这种看似不经心的平淡和冲和,实则是作家苦心孤诣地营造的效果。在这里,作家对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孜孜以求的现代性保持了一种刻意的疏离。注重内在神韵的“散文化”文体,洗练隽永的语言风格,淡泊宁静的审美思想,作者仿佛身着长袍,散发墨香,很难使人想到他曾在半个世纪前接受了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受戒》里有美好的人性,美丽的风景,独特的生活方式,古老的习俗和职业,显然是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是传统文化生命力和美的腾跃。关于语言之美,法国学者本雅明曾对荷尔德林所译的索福克勒斯发出了这样的赞叹:“语言的和谐如此深邃以至于语言触及感觉就好像风触及风琴一样”,感到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光辉和美”[8]。这段话也适用于汪曾祺的《受戒》。语言风格与江南水乡高度和谐与一致,淡雅、洗练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现代汉语的凝练之美,简洁之美。读这样的文字,我们犹如穿行在那一片澄明丰饶的土地上,置身世外。
　　
　　三
　　
　　初读《受戒》,诚如作者所言,这部作品写的是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十多年后,我们所处的时代情境和文学氛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读此文,感受到了作者隐晦在文字外衣下的深意,在富于浓郁浪漫气息的外表下,读出来作家关于现代性的理性思索。汪曾祺感到古典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美的生活艺术已经破裂,在喧嚣躁动的当代社会,他呼唤个体的圆满性和原生态性,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纯朴美丽。汪曾祺曾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一类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他们不想对这个世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和卡夫卡式的阴冷的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9]不对现实作批判式拷问和阴冷的怀疑,不代表放弃对现实世界做深刻的理性思考。汪曾祺通过《受戒》这种诗化小说形式,表现了自己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营造一个审美的“世界”展现诗意生存的整体和谐之美,引领人们走向诗意栖居。
　　作者在全文结束后署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作者深知,无论怎样对那些美好的东西充满眷眷之情和不舍之意,该逝去的终究会在现代性的浪潮中流逝殆尽,历史进程是不可逆的,重新回到前现代社会至多是作家借助文字进行的一次想象性的努力。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说:“心智是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它的记忆的”,意即社会使心智把过去美化为它所向往的目标,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会“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0]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汪曾祺,与百年多舛的民族命运相似,一生充满了坎坷。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对此他没有悲愤没有控诉,而是摒弃记忆中丑陋的东西,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与美好。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的民族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文学也重新续接上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正如蔡翔先生所言:“现代性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重新激荡起强烈的回声。对现代化的热情追求,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共同体想象”,“无论是王蒙的《春之声》,还是铁凝的《哦,香雪》,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引入了‘火车’这一现代交通工具的意象。的确,当‘火车’成为这样一种文学意象时,便会产生出极为强烈的隐喻功能。我们会因为飞驰的列车而产生出一种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晕旋的感觉’——对速度(技术)的迷恋和追崇,出走家园的冲动和对新的目的地的神往,这也正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11]在此种时代文化背景下,汪曾祺却以他的柔缓和平和消解了时代的节奏,以他的文人士大夫的情致雅趣逸出了主流文化圈。他不畅想未来,只钩沉记忆,不写改革开放背景下陈焕生式的农民形象,而是描写了大量民间社会古旧的职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等,不遗余力地热情赞美农业社会形态下健康真实的人性。这种“不合时宜”昭示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生命自由的理解:在那片乌托邦的水乡世界,在“现代性”尚未浸染的乐土上,生命的自然本性才能得以自由展现。这片真正洋溢着生之快乐的生存空间,存在于古典的社会形态,与现代性无关。一些学者认为,汪曾祺的《受戒》具有隐士式的境界,呈现出一种隐逸倾向的审美情绪。作者自己也说:“散文化小说往往都有点怀旧的调子。甚至有点隐逸的意味。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不认为这样一些小说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这样的小说的作者是爱生活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执着的。他们没有忘记窗外的喧嚣而躁动的尘世。”[6]
　　今天,在这个技术宰制一切、功利喧嚣之声不绝于耳的时代中,文学受到了无情的挤压,越来越远离审美的原点。自现代主义以来,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崇尚的是客观、甚至带点恶意的呈现,忽视了对美好事物的挖掘。在充斥着无聊平庸甚至是粗鄙陋俗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真的怀念汪曾祺。
　　
　　注释: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4—145页。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第31页。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6]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8]王家新:《汉语的容器》,读书,2010年,第3期。
　　[9]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页。
　　[10]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第91页。
　　[11]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赵改燕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518054)

• 赵改燕： 现代性的反思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