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历年来对唐传奇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切入点。从情感着眼,看人事起伏,观世相百态,以情动人,以人观情,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视角。笔者不顾及分类角度的不尽一致,将唐传奇中的女性情感概括为义无反顾的追随之情、痴心遭弃的幽怨之情、曲折多舛的离合之情、至死不渝的坚贞之情和世外高远的侠义之情等五大类型。
关键词:唐传奇 女性 情感 类型
唐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历年来对唐传奇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切入点。而笔者认为,传奇始终且最为感人肺腑的,到底是“情”之一字。因情,唐传奇才显得如此摇曳多姿、深致动人;因情,众生百态的描摹才如此深刻淋漓、入木三分。因此,从情感着眼,看人事起伏,观世相百态,以情动人,以人观情,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视角。但是,因为唐传奇本身数量很多,很难毫无遗漏又不相交叉的予以分类;也因为情感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实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尺能清楚地划分界限又互不交叠。因此,笔者不顾及分类角度的不尽一致,将唐传奇中的女性情感概括为如下五大类型。
一、义无反顾的追随之情
这一类情感的主人公认定心中所爱,便义无反顾地抛舍一切,跨越地域阻隔,超越人神界限,大胆相奔,誓死相随,热烈并且勇敢。最典型的要算倩娘、龙女和红拂女。
倩娘是《离魂记》的女主人公,她与表兄王宙青梅竹马、情意相笃,“常私感想于梦寐”,然父亲张镒不遵旧诺,赖婚另许,一对有情人陷入了深深的苦痛之中,宙“深恚恨”,也无可奈何,只好怀一腔“阴恨悲恸”,诀别赴京。行文至此,似已绝路,然笔锋一转,又别有洞天。夜方半,宙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居然“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对宙泣曰:“君厚意如此,寝梦相感。今特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一处细节,一番挚语,可见其爱恋之深,追情之勇。抛舍一切,千里相随,令人感慨。当然,后来知道,这其实只是倩娘的魂魄,其肉身已“病在闺中数年”,从艺术手法上来说,这当然是作者的浪漫主义写法,于离奇之中寄寓同情和美好的理想。但是,这或许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封建枷锁牢不可破,只有精诚至极的灵魂才能循着自主的意志挣脱束缚无所不往,从而得到这虚渺的自由。
红拂女(《虬髯客传》) 又有所不同。她本是隋司空杨素府中的歌妓,虽然出身卑微,却有不甘沦落的情怀。她慧眼识人,对李靖一见倾心,自认“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所以又是夜半时分,前来相奔。但她的相奔与倩娘截然不同。倩娘闺中弱质,“弃大义”奔宙,又惧又悲,仓皇惊恐。而红拂女既自主择夫在先,又计详私奔在后,虽杨权重京师,与李也仅一面之缘,但她十分笃定,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展现出盛唐女子自信、独立、聪颖、机智的独特风采,无怪后人将她与李靖、虬髯客共称为“风尘三侠”。
龙女(《柳毅传》)寻情,最是不同,既隐且曲。初,龙女一嫁泾川之子,受辱被虐,幸遇柳毅,托书传信,方脱困厄,得救还家。其叔钱塘君仰柳高义,欲嫁龙女于毅;却借酒使气,“以威加人”。毅一介义士,救人无所图,又凛然正气,不满受人威迫,是以断然拒绝,严辞相斥。一桩良媒,无缘得成。
其实,与别的传奇不同,《柳毅传》几乎通篇都看不出什么郎情妾意的苗头。龙女的出场迥异于任何一个传奇中的女子,不是端丽绝伦,姿色照人,让男主人公一见钟情,倾心爱慕。相反,龙女与柳毅的初遇是在道畔放羊,她“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实在是灰头土脸,有失殊色。而柳毅助她,亦是出于“气血俱动”,只“恨无毛羽,不能奋飞”。他全然是出于对弱者真诚的同情和打抱不平的愤慨,并无半点个人私心,也不曾图过有所回报。所以,婚事不成,倒也情理之中。柳、龙二人,人神殊途,从此也只有海底人间,相见无期。只在临别的宴席上,柳毅看见龙女,“殊有叹恨之色”,才似乎有一点情动。
再说柳毅携珍宝回到人间,富贵显赫,远近莫敌。可惜娶张、韩二妻,相继而亡。又娶卢氏,“深觉类于龙女,而逸艳丰厚,则又过之”。经年后,卢氏产下一子,逾月,与毅谈及往事,自剖心迹,这才了然,原来卢氏就是龙女。因“衔君之恩,誓心求报”,又不愿顺从父母的二次配嫁,故转为人形,“获奉君子”。真正是最为婉曲的奔情,也是最执着的坚持。感恩图报,情深意重,痴心若此,人神何异!
二、痴心遭弃的幽怨之情
从内容上看,这类情感到底不脱“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窠臼,然能把被弃女子的情爱历程、心理挣扎、悲剧命运表现得如此委曲动人,确可算为一大亮点。尤其可贵的是,同样命运的背后隐约浮现的却是不一样的女子表情,恨绝,怨绝,各不相同。千载之下,最动人的经典:霍小玉(《霍小玉传》)和崔莺莺(《莺莺传》)。
霍小玉本王府千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子。论容貌,李益初见她,“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可见姿色之盛,光彩丰姿。论才情,“音乐诗书,无不通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沦落未久,还保持着天真的本色,她见李益,“低鬟微笑”,悄声细语,李益请她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才婉转清唱,这般腼腆羞涩,带点小女儿态的娇俏表现,远不同于一般风尘女子的老练媚俗。她不甘沦落,只“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与李生交往,不贪他财货,也不为荣华,只是慕他才貌,真心诚意,愿结同好。可惜命运不曾给她任何眷顾,父死被逐,沦入娼门,是一大不幸;遇人不淑,负心遭弃,情断爱绝,命毙于此,又是更大不幸。在情节的一步步展开中,霍小玉痴情、执著、柔韧、刚烈的性格也一步步展现,聚合成一个鲜明、立体的独特形象。
霍小玉之情,最动人者,在其“痴”。因这痴,她爱,爱得热烈;恨,恨得决绝。李益迁官,临别有期,她便痴等;及益悔约,逾期不归,她又痴寻。数访音信,求神问卜,“赂遗亲知”,以通消息,以致“羸卧空闺,遂成沈疾”。资财亦是全部散尽,不得已要靠典卖为继,甚至当年上鬟时父亲赠送的紫玉钗都不得不忍痛割舍。及知李益负心背义,别择另娶,小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仍不甘心,“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益避而不见,小玉遂“日夜泣涕,都忘寝食”“冤愤益深,委顿床枕”,此又一痴。最痴最痴莫过于为情所伤,肠断而死。有义士用计挟李益入郑门,小玉与生终得相见。小玉“含怒凝视,不复有言”,思及往事,感物伤人,又“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满座唏嘘。小玉情深郁重,不得消解,终于化作最后动人心魄、摧心断肠的控诉和死别:小玉“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悲愤填膺,举酒酬地,字字血,句句泪,悲痛凄怆,沉郁厉切,“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这般死别,把霍小玉的痴、怨、恨、烈写到了何等的极致!
然霍小玉虽为情“痴”,但并不犯“迷”,她不曾因这热切的爱而对未来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她对于自己的境况和与李益的未来始终有很清醒的认识。唐律对不同等级女子婚配限制严格,妓女的出路,一般只能作为外室,连正式的妾媵都不够资格,更谈不上做妻子了。所以霍小玉虽对李益一片痴心,情深爱浓,但她始终未曾奢望过能与李益有终身之期,她唯一的企盼,就是在李益壮年之前,与她共度八年欢爱时光,然后,任李益“妙选高门”,她则“舍弃人事,剪发批缁”,遁入空门。这样的企盼何其卑微,清醒的理智后面有多少无奈的悲酸!可以说,在当时的礼法范围内,这确算一个合情合理、又实际可行的方案了,可怜即是如此,这个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一代佳人,望断秋水,幽愤怨绝,香消玉殒。
崔莺莺则不同。一来莺莺出身贵族,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处处表现出封建礼教约束和熏染的痕迹。张生于危难之中救崔氏一家,崔母因命莺莺见张生拜谢,莺莺“久之,辞疾”,母怒,“久之,乃至”,“双脸销红”。席间张生以词相导,“不对”,充分表现出一个矜持、端庄的贵族少女形象。
二来相恋过程亦不相同。莺莺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反复过程,这也是封建礼教与自然天性相冲突时不可避免的挣扎。张生对莺莺一见倾心,托婢女红娘托书传情,莺莺倒也回诗相和。然而当张生依诗中暗示,逾墙而入、与莺莺私会时,莺莺却“端服严容”,严辞斥责。张生自失良久,于是绝望。却不料数夕之后,莺莺居然主动前来,自荐枕席,“曩时端庄,不复同矣”。这般忽冷忽热,让人着实摸不着头脑。实际上,联系时代背景和具体人物来看,这一切反复又都是合情合理的了。张生“性温茂,美风容”,有重恩于崔家,又主动赋诗向莺莺表情,莺莺一个青春妙龄的深闺女子,难免不为之心动。但这般暗通情愫,幽私相会,毕竟又有违礼法,她情愫初动,又深觉不该,惶惑无措,故反复难决。第一次私会张生时,她是近乎本能地摆出了一副凛然不近人的姿态,但这并非莺莺的本我和真我。在礼与情的艰难挣扎中,到底,自然生发的爱恋占了上风,莺莺虽然害羞、忧惧,但还是勇敢地踏上了通往爱情的路途。可以想象,这个长期拘于深闺、深受礼法教导的女子,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才迈出了这一步。可惜,最终还是不免被弃的遭遇。
但是,同是被弃,态度不同。相对来说,霍更激烈,崔更沉默;霍散尽资财,四处打听,做出了积极的行动,崔在家静等,分别期间,曾回信赠物,剖表心迹;霍旦夕念想,长恸而绝;崔岁余之后,委身他人;霍刚烈愤激,死别之时,严辞控诉,厉发毒誓;而崔则柔怯幽怨,他嫁之后,拒不见张,赋章谢绝:“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有微讽,有冷漠,亦含一丝愁怨和心酸,但是,倒也不是怨妇自怨自艾自怜自叹的消颓哀悯之作,隐见其风骨和自尊,值得称道。
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门第观念、等级制度、失衡的价值观是造成爱情悲剧的一个主要成因。
三、曲折多舛的离合之情
情感之波折多与离合二字息息相关,离为不幸,合是大喜。但笔者把离合挑出来作为一种类型,已经是指情感历程超乎寻常的曲折多舛了。此类主人公无一不历尽离散之苦,饱尝人世辛酸,但都以超乎常人的执着和信心选择了坚持,最终,团圆结局,得偿所愿。这以柳氏(《柳氏传》)、无双(《无双传》)和李娃(《李娃传》)为代表。
柳氏,原为私家歌妓,能识人于未遇之时,与落魄书生韩翃结合,两情欢洽。她有殊色,亦兼才情。离乱之时,韩翃派人打探她的消息,寄诗说:“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回诗赠答说:“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这两首诗后来传诵人口,被当作词调,为人称道。柳氏虽是家妓出身,但始终重情专情。安史之乱时,她剪发毁形,避难于法灵寺,后被蕃将沙咤利抢去,虽“宠之专房”,仍不忘旧情。故事的结局是义士相助,有情人最终团圆,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作者写柳氏忠于爱情,却并不苛求她舍生守节,只说她是“志防闲而不克者”,这样的描写是真实而宽容的,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
再看无双。刘无双与少小相处、长成相恋的王仙客也是几度离散、历经磨难,最后在侠义士古押衙的帮助下,终得相聚,携手归隐。这篇传奇,故事情节极尽曲折离奇之能事,但就人物形象塑造来说,王仙客的情深、古押衙的义重是全文浓墨重彩的看点,刘无双的形象倒显得单薄、寡淡。只知她“端丽聪慧”“资质明艳”,其他,少见提及。只在一处,写她见到仙客派来打探消息的旧仆塞鸿,又惊又喜,夜深赶来一晤。多年离散,有多少事想问,多少话想说,但她惊喜地问塞鸿何以知她在此后,仅问一句:“郎健否?”言讫,呜咽。可见她用情之深,相思之甚。
而最最经典、写尽人间悲欢离合、世相百态的,莫过于《李娃传》了。李娃是长安倡女,一出场,便极富职业特色:倚门卖笑,妖姿媚态。见郑生屡屡看他,不羞不恼不躲闪,反而“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完全是一个久历风尘、妖艳老练的娼门作派。郑生为她所迷,日日寻欢,以致科考不兴,资财散尽。于是鸨母设计,李娃配合,成功地甩掉了郑生,不知所踪。这是郑、李第一次由合至离。
郑生被弃后,惶惑发狂,怨懑不已,绝食三日,一病不起。由此,郑生开始一步步跌落至人生的最低谷:贫病交加,以唱挽歌为业;为父所不容,几鞭笞致死。虽被救回,然全身溃烂,奄奄一息,被同辈弃于道周,乞食苟活,凄苦之极。谁想一日,天寒地冻,郑竟乞食到了李娃门前。李娃闻声辨人,连步而出,二人此景相逢,既惊且恸,百感交集。此为郑、李第二次由离转合。
李娃见郑生潦倒至此,悲痛愧疚,坚决要求自赎其身,别卜诣居,来照料他。先医伤患,再励求学。三载之后,生即大成。李娃自思已不相亏,又知结好无望,遂辞郑欲去,送至剑门。不料郑在此地巧遇生父,父子相聚,和好如初。郑父闻李娃事,感其德行,竟“备六礼以迎之”,二人遂成秦晋之偶,圆满结局。
总的说来,李娃是一个相对复杂、内蕴丰富的人物形象。她既不同于一般的有一个主导的优良品格一贯到底的女主人公,确切说来,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情中的受害者。相反,可以说,她是郑生整个情感历程、人生起伏的关键。她参与了抛弃郑生的整个计划,又坚决要求赎身、照顾郑生补过,最后,也是她率先提出离开郑生。始终,她都是处理感情的先行者、主动者,这大大异于其他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结构模式。
李娃弃郑,应该说,还是相当真实、有现实性的。花街柳巷,青楼艳阁,本来就是销金库、胭脂阱。女卖色,男掷金,各取所需,无关爱情。或许会有才子佳人倾心相慕、知音相惜的风流佳话,但毕竟是少数,操作性也不强。更真实的情况是,妓女们迎来送往,逢场作戏,一旦财尽,情分到头。所以,李娃为此,并不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不同于初落风尘、一片痴心的霍小玉,她见惯了风月,不希翼真情,彼时的郑生,不过是她众多用以敛财的过客之一。你可以控诉她无情无义,可以慨叹封建社会对人的异化和扭曲,但在现实的时代背景下,她一个身不由己,沉沦卖笑的女子,你能要求她如何?所以,不必做过多拔高主题的粉饰,李娃弃郑,情理之中,身份使然。
但是,李娃救郑,却彰显了她人性中最本质、最天然的光彩。李、郑再次相逢时,郑生已困厄得不成人形,“枯瘠疥厉,殆非人状”,一身污秽。但是李娃丝毫没有顾忌这些,而是“前抱其颈”“失声长恸”“绝而复苏”。郑生的潦倒能给她这么大的震动,一方面说明她对郑生确有几分真心,另一方面,她的愧疚、悲痛,确也说明她本质上还是一个善良、重情、讲义的女子。她后来护读的种种,有情的驱动,有补偿的心理,无不出于她人性中这光彩的一面。
李娃也清醒,但她的理智清醒更甚于霍小玉。或许是由于在人世中沉沦得更久,对世态人情有更深刻的洞悉,她对郑生,连八年之期的幻想都不曾有。郑一显达,她立即提出离开,归养老姥。而这里,作者或许是“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10],他给郑、李虚构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天真结局。实际上,作为社会最底层深受侮辱歧视的妓女,她们的出路没有童话。李娃的结局只能是走,只能是在男方显达后黯淡退场,寻一处荒凉,了此余生。而这样不切实际的结局显然削弱了作品的悲剧性和现实意义。但就李娃这个人物来看,她有她独特的意义。几乎自始至终,她都在自己有限的行事范围内,清醒地审视,主动地行动,独立刻写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当然,这不可能是很彻底的,甚至可以说,她大部分时候是很不彻底的。她有太多的束缚压迫无法挣脱,她几乎是一个浮萍式的卑微躯壳,很多事上她无法替自己做主:落风尘或许是误入樊笼,弃郑生或许是身不由己,辞郑去又是现实所迫,她的人生充满了无奈和任人摆布、随风漂浮的悲哀。但是,就这种理智、主动、独立、承担的姿态来说,李娃不同于任何一个被动承受爱情、命运结果的女子,闪耀着她自身独特、灿烂的个性光芒,令人过目不忘。
四、至死不渝的坚贞之情
这是指在强势外力的威逼下,依然不屈志、不移心,坚守节操、捍卫爱情。最突出的当属任氏(《任氏传》)和步非烟(《非烟传》)。
任氏是狐妖,“研姿美质,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所以其夫郑六的妻族韦崟一见,即“爱之发狂,拥而凌之”。其实,因为任氏由狐所变,不是什么封建贵族家庭的闺门小姐,她性格爽朗,甚至还带几分野性。初见郑六,便“时时盼睐”,还把郑六带到她幻化的寓所欢会。但她面对韦崟的强力逼迫,却兀自不服,激烈反抗,“如是者数四”,以致“力竭,汗若濡雨”。更难得的是,她还极机智,力不能胜,以道义感服。且看她危急之时对韦崟说的那番话,既有策略,又风骨凛然,义正词严,又入情入理,最终使韦崟放弃了作恶,“敛衽而谢”,并且“爱之重之”,多有照顾。这是凸显任氏形象极有特色的一个情节。但是另一方面,任氏自己不愿屈从强暴、委身他人,但她为了报恩,又不止一次用计诱使其他女子供韦崟玩乐,这是她性格中局限灰暗的一面。
捍卫爱情付出最惨烈代价的当属步非烟了。她“容止纤丽”,“善秦身,好文墨”,可惜嫁于粗悍专横的武公业为妾,“匹合于琐类”,幽抑愁苦。后来,她与邻家赵象暗通,诗歌传情,夜半私会,两情欢洽,相爱至深。不幸事发,公业大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一个弱女子,面对这样的暴行,“色动声颤”,不是不怕的,又以“不胜绮罗”之身,必难捱鞭挞之苦。然而她硬是不肯吐露情郎的名字,只说:“生得相亲,死亦何恨。”终被鞭挞至死。她因爱情,在苦痛面前,迸发了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又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是封建不自由、不合理婚恋制度酿就的苦果,以坚定决绝的姿态,用惨烈悲壮的色彩在唐传奇的情爱画卷上画上了血腥沉重的一笔……由此看来,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是造成爱情悲剧的又一凶手。
在封建婚姻关系中,情与性始终都是难以统一的,男女的结合只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曾有坚实的感情基础。相较而言,男性有宽容的社会环境和优势的礼教地位,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一个配偶。他们往往以风流自诩,以狎妓为荣,很少顾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但门第观念又决定了士人举子不可能与妓女婢妾结姻,因此二者的恋爱只能以悲剧告终。而已经走入婚姻的女子,大多只能郁郁寂寥终老一生,便能得遇心中所爱、跨越身份和礼教的藩篱冒死“偷情”,结局多半也不轻松。
五、世外高远的侠义之情
唐传奇中,还有一类女性形象尤为特别,她们身怀绝技,行非常之事,不拘男女之情,行动更自由,空间更广阔,视野更开拓,远远不囿于一般闺阁、情爱、愁怨的范围,可以称之为侠女。她们的情感别具特色,不染俗尘,是唐传奇故事中宕开的精彩一笔。如红线(《红线》)和聂隐娘(《聂隐娘》)。
她们都身处藩镇割据、潜流暗伏的险恶环境中,为主效命,行侠仗义,闯荡江湖。但红线、聂隐娘又各个不同。红线更具人性、人情,她虽是非凡的豪侠,但又是尘世的女奴,除了非凡的武艺外,身上更多的是“义仆”的特征:在主子薛嵩面前,言必称“贱品、贱隶”,对主子的垂青,她“感知酬答”,饯行宴会上,连连跪拜,纵情哭泣。而且,红线更具有大局观念和忧民意识,她出自“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的动机行事,又巧以盗金合的方式制止了一场血腥的斗争,兵不血刃,避免了生灵涂炭的械斗。
而聂隐娘,明显少一些尘世的烟火气。她十岁由尼姑盗去,五年方归,学得一身奇异的本领,如刺人于都市中,人莫能见;开脑后藏匕首;用药化首为水等等,全然不似尘世中人。而且,她并未为主死命,从一而终。原主魏帅要她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她服刘神明,转投其下,还帮刘击毙了魏帅派来的刺客精精儿,又避免了妙手空空儿对刘的搏击。
及至感情,更有过之。聂隐娘见磨镜少年及门,曰:“此人可与我为夫。”遂白父,嫁之,大方爽利,全无闺阁女儿的忸怩羞涩之态。后来,聂隐娘辞别刘昌裔,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予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踪。既无神仙眷侣退隐江湖、琴瑟相谐浪迹天涯之意,亦不见丝毫儿女情长、留恋感伤之态。嫁,嫁得干脆;离,离得洒脱,完全不似尘世女子深陷情爱桎梏、一生不得解脱的模样,是一个风韵十足的世外中人的女侠形象。
在以往的史传文学中,女性意识空前失落,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附庸;历史舞台上,女性也常常作为美色、祸水出现,未曾有独立的人格,也未体现女性所独有的性格风貌。而自唐传奇始,中国封建社会压迫束缚下的女性意识有了第一次朦胧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传奇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的真正开端,或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家有意识地塑造了一群执着于生活、执着于情爱的女性,并对她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了积极的探索。在男权意识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这些由士子代言的来自底层的女性的声音,虽然微弱,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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