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历史小说主要从消解旧的历史观念出发,颠覆传统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主题,力图向人们展示在权力话语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下的民间世界,以另类的言说方式来结构自己的审美空间。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历史观 消解
　　
　　历史,是对过去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录与再现。同时,作为一种文本,它又与一切其它的文本一样,是由历史学家编纂完成的,说到底,历史也是一种个人言说的文本。然而这种文本的特殊性在于它总是不可避免地体现着后人对逝去时代的态度与观点,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原封不动的复制和还原曾经发生的真实,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自身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何种材料得以进入历史(文本)而何种材料必须从历史(文本)中剔除,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因此历史(文本)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历史成为了体现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代史”。
　　基于这种历史(文本)的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它所处时代的烙印,自觉不自觉地体现着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中国古代开始,其经典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往往是集传统史传性叙事作品之大成者。它们在关涉历史事件时,大多呈现出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它们大多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基本骨干,以民间传说为血肉,构成“三分虚构,七分真实”相结合的故事情节,而另一个特点则是作家有意无意地以其认定并推崇的思想观念(大多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为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确立故事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体思想,比如《三国演义》中的“拥刘抑曹”与《西游记》中的“扬佛抑道”都是这种创作思想的明显体现。这种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模式一直沿用下来,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诸多历史小说中屡见不鲜,无论是梁斌的《红旗谱》还是姚雪垠的《李自成》大多采用了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历史小说创作方法,同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大大强化了其历史小说中的政治意义,从而使历史小说演绎成了政治话语的传声筒,意识形态的表演场。简单的二元对立、忠奸斗法、故事情节模式化、人物形象脸谱化、小说结构简单化都成了这一时期一大批“红色经典”的显著特征,也成为了其后的批评家们所口诛笔伐的对象。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自然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他们正是以此为突破口,开始了他们突出重围的历史小说创作。
　　
　　一、旧有历史观念的消解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国际形势,使文学作品大多去表现阶级斗争的残酷与复杂。文学作品的高度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历史小说的选材,限制着历史小说的创作并影响着历史小说的多样性,这使得传统的历史小说呈现出集体性的简单化、脸谱化和单一化的特点。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历史观念逐渐地弱化,与之相关的一整套的历史表象体系和叙事策略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动,这种变动既是时代发展的自身要求也是作家们主动发挥主体精神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作家以个人记忆为基础,开始质疑经典的历史叙事或者创建新的非历史化的符号体系,张扬被历史遮掩或忽视的一面,以“小历史”化解“大历史”。他们通常从不起眼的细小问题入手,修正、改写和打破在特定历史话语中居支配地位的主要文化代码,即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重塑”那些历史人物形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意义的缺席与中心的消解成了“新历史小说”家们共同遵守的叙事立场,他们以对历史所作的时代的反省与独特的历史虚构而给文学留下了独特的风景。
　　乔良的《灵旗》是一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而创作的历史小说,一开篇就独树一帜,以50年前红军长征途中湘江之战的惨败展开故事的情节,独特的小说素材的选取本身就显现出了对传统历史小说表现领域上的突破。在小说内容上,作者既对红军战士血染湘江的悲壮场面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渲染,又以冷峻的理性情怀审视了人性的黑暗与残酷,使整部作品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灵旗》的突破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还原了一段被以往历史话语所遮避的真实,而且还在于它首次把战争与人性放在一起加以观照,从而使小说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本身而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哲学高度,它所关心的并不是这场战役的性质、成败,也没有像传统历史小说那样去挖掘战役本身的政治内涵与主题意义,而是透过政治与历史的迷雾去直接透视战争本身,去展示人性与战争之间的激烈冲突,这就使原来极有可能被处置成“英雄史诗”的“湘江之战”,却被表现为残酷的厮杀与人性的毁灭。溢满纸间的血腥气味,掩盖住了可能生长出的悲壮情怀和英雄气概,战争的残酷性彻底撕毁了人们旧有的“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观念,战争的合理性在这里第一次受到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立场的质问,从而使小说艺术表现力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值得一提的是,在叙述视角上,《灵旗》可谓是别具一格,它另辟蹊径,通过青果老爹这一人物的目击以及追忆和他当年作为一个红军逃兵“汉子”的遭遇,展示了构成这幕历史惨剧的那些琐碎的、零乱的同时也是具体的历史场景,让历史与现实始终处于一种相互远离又彼此联系的情境之中,得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从个体的视角展现了历史的真实场景。显然在这里,主流的、强势的话语已经被抽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未经选择和提炼的、原生的历史。
　　新历史小说的作家希望获得个人话语的独立空间,他们就必须摆脱主流意识与强势话语的羁绊,建立属于自己的语言场。在他们那里,不仅历史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就连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也是不确定的,理性的历史经由新历史小说家们的重新叙述被彻底地消解了,成为他们精神感喟的符码。“我们对历史结构和程序的理解更多地由我们在表述时省略的东西来决定,而不是由我们放进历史结构和程序中的东西来决定。”[1]对于历史把握的这种悲观的理解,使新历史小说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对于既在历史的质疑,同时也充满一种全新构建历史故事的热情狂想。
　　周梅森的《国殇》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理解。小说中描写国民党新22军残部在陵城遭到四倍于自己的日伪军的围困。军长杨梦征在绝望中为了保存军队实力和陵城20万余老百姓的性命,在签署了投降命令之后开枪自杀了。他的部将312师师长白云森觉得自己被上司出卖了,因此他决定隐瞒真相,利用杨梦征的恩威,借助周浩获得军队的领导权。虽然有点阴谋的味道,但“有时,正义的事业也得凭借阴谋的手段来完成,这是没办法的事”。起事后他在全军旅团长会议上宣布副军长毕元奇谋害军长、伪造命令、图谋附逆、罪不容赦,并将之处决,紧接其后是一系列讧杀,强悍的白云森没有死在陵城防卫战中,却死在了一个小小的手枪营营长的手下,权力又回到了杨皖育手中。而整个事件的结果是无论投降变节者,反叛者,个人阴谋者,抑或正义者,在生死关头上演完紧张的杀戮之后,无一例外地被标以“为国捐躯”而载入正史,所有的人都成为“国殇”。作者通过小说人物杨皖育之口说道:“历史是什么东西!历史不他妈的就是阴谋和暴力的私生子么?”“(历史)什么也证明不了……历史只记着结局”,而过程“不会有人追究,也终将被人忘记”。也许正是由于真正的历史本来就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而试图说明历史真实的努力又是徒劳的,所以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转向去重构一段他们自己认可的历史的努力,在重构这些历史的过程中,旧的历史观也就一步步的被架空和消解了。
　　
　　二、英雄主题的颠覆
　　
　　对于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而言,英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情结,这是一个产生英雄与制造英雄并举的时代,而对于历来总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王侯将相身上历史小说而言,无疑更是成为了英雄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在这些历史小说当中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常常是以典型化、纯净化的模式来完成了,不可避免的导致了“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的产生。当覆盖在英雄们身上的“神性”一步步取代“人性”的同时,基于史实的历史小说看上去也就沦落到了“神话小说”的尴尬境地。80年代以后,随着禁锢着文学的坚冰被打破,对于“人性”的呼声一浪盖过一浪,已经厌倦了书写神话的作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普普通通的沉淀在尘世间的人们,而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对英雄主题的颠覆产生的。在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看来,英雄主题本身就是一种强势话语权力,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复归,因此要想让历史表现出其真实的一面,就必须对英雄主题进行颠覆,在他们的笔下,历史人物也不再像以往历史小说中的英雄那样高大,而是暴露出每个人都有的那些世俗性和性格上的方方面面,作家更多地描述了他们性格上的缺点。相对于传统小说中英雄的那些高贵品质、崇高精神和完美的道德,有些人物形象显得卑鄙、自私、丑陋和堕落。历史层面与文学层面的双层纠结,使作品和人物群体焕发出奇异的光彩,生发出巨大的艺术魅力。
　　英雄主题的颠覆是从英雄的平民化创作开始的,在莫言的《红高粱》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另类的抗日英雄的形象,与传统历史小说中的英雄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个英雄既不高大也不光辉而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匪头子,他粗野不羁,杀人越货,但同时他也富有原始的正义感与生命激情。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充斥着野性的土地上,为了生存而进行着自然主义式的斗争,小说既没有把他刻画成无恶不作的凶残之徒,也没有将其处理为完美无暇的志士仁人。在这里,一切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画皮都被剥去,取而代之的是蛮荒世界中自在生命的张扬。小说对于抗日的主线进行了有意的弱化,使它看上去更像是用来串接起故事发展各个片段的一个不是很起眼的线索。而对于抗日的原因,也没有像以往的历史小说那样去做民族大义式的解读,而是精心设置了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的剥皮而死的情节,从而使抗日的过程本身更像是一场由土匪与村民自发完成的复仇行为。一切说教式的大肆渲染都被省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次在野性的土地上由一群充满血性的汉子发起的为了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抗争。显而易见的是,这里的英雄被降格成了一群为了生存而战的土匪,两者之间曾经存在的巨大反差,在作者充满野性的艺术世界中无形的消解了。新历史小说颠覆了英雄主题,也就切断了与传统的历史小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开始了它们突出重围后的创新之路。
　　
　　三、民间文化的追寻
　　
　　与传统历史小说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与宏大历史叙事不同,新历史小说普遍表现出了一种鲜活的民间文化旨趣。“从宏大的战争景观和江山的改朝换代转向了家族和村落,这首先是一种历史单位的重新划定……显示出微型社会组织在历史图景之中的意义——传统的历史小说常常忽视后者。”[2]新历史小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自觉地承接了寻根文学摒弃政治而转向民间的宗旨,表现出了朴素的民间文化色彩。对于许多新历史小说家而言,探寻民间世界无疑是新鲜而富有生命力的,它充满了太多让作家们为之兴奋的文化母题,作家们普遍以家族史、村史、野史来支撑起整部作品的故事框架,建构他们自己所认定和熟悉的历史舞台。在他们的笔下,所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不再是人们曾经很熟悉的“英雄儿女”们,而是由地主、土匪、小妾、黑帮、商人、妓女等或苟活于市井或隐匿于乡间的凡夫俗子们所代替,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邻里情仇、家族纷争等世俗生活画面开始堂而皇之地代替以往宏大严肃的政治事件被置换到了历史的前台,民间生活的随意性、偶然性大大淡化了传统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所呈现出的庄重与必然性原则,历史也由此向世人表现出了它的世俗化、文化化、零碎化的一面。
　　在这种用民间视角去表现民间文化积淀的新历史小说中,陈忠实的《白鹿原》无疑是一部代表作。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白鹿原》既可以被视为一部描写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华民族发展变迁的史诗性作品,但同时它也是一部十分出色的新历史小说。作者的写作意图既不在于描写和表现社会历史的状况,也并不希望去揭示历史的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动因,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用于揭露隐藏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背后那亘古不变的中华民族的灵魂及其精神生活的实质。在小说中,我们既可以从主人公白嘉轩所奉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信条及其仁义兴邦的实践中看到作者所推崇的传统儒家人格,也可以从鹿子霖对白家的挟私报复中看到小农式的狭隘心态,更可以从关中大儒朱先生身上读到传统知识分子对现实功利的超脱和朴素的民本思想。对历史的民间化阐释开始超越政治化解读而被赋予了更为深广的文化内涵。作者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去审视、探究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实质,揭示出宗法制的社会背景下人的生存状况与相互纠缠又彼此分离的复杂社会关系。作者描写白、鹿两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争斗与夺权,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两个典型的封建家族在各个时期中的兴衰变迁来透视出民间传统文化在历史大动荡大裂变的岁月里如何相互撞击、纠缠与磨擦,从而将社会历史现状置入广泛的大文化的框架之中,置入人的生命活动的层次之中,将特定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消解成文化史和生命史,使传统的民间文化精神开始潜入小说的话语世界进而成为支撑小说架构的精神内核。
　　民间文化的介入大大改变了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并成功的置换了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中强烈的意识形态性。“随着家族史……成为文学历史话语关注的焦点,新历史小说从原来的以政治性和道德伦理性为主导内涵的意识形态主题向着消解二元对立深度模式和因果式的逻辑思维框架、淡化政治意识和道德伦理意识的多元、边缘、弱势的意识形态转换、过渡。”[3]传统历史小说中以阶级性决定人性,以政治立场决定个人好恶的固有模式被一一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民间文化的自由选择。《白鹿原》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淡化、消解人物自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在其政治倾向、人生选择上所起的决定作用,不再像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那样在人物的经济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建立简单的模式化的一一对应的相互联系。以往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血海深仇似的地主与雇工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被有意无意地改写为白嘉轩与鹿三间的兄弟般的和谐情感,长工之子黑娃不但参加过农民运动,还当过土匪,做过国民党的营长,最后又拜师于儒学大师朱先生门下,一个人物身上就被赋予了四重看似对立的身份符号,鹿家两兄弟(鹿兆鹏、鹿兆海)和白家两兄妹(白孝文、白灵)更是一个投身于国民党、一个投身于共产党,完全消解了阶级出身与政治倾向之间的界限。而书中最有意思的情节设定则是白灵与鹿兆海的人生选择,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怀着朦胧情爱的一对青年男女以掷币这种游戏化方式约定谁加入共产党、谁加入国民党。可当再次相见时,白灵兴冲冲地说“我也入了共产党,和你一样了”时,鹿兆海却已经退出了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两人走向了南辕北辙的不同的人生之路。看似不经意的情节设定却于无形间轻松地消解了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甚为严肃的人生主题的决择。历史的必然性与规律性在隐秘的民间世界里一次又一次的被消解着、把玩着,展现出了它色彩纷呈的独特魅力。
　　
　　注释: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8页。
　　[3]孙先科:《叙述的意味》,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周欣荣 曲阜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 273165)

• 周欣荣： 浅析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消解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
• 周欣荣： 如何让语文早读课的效益最大化　/　语文教学之友 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