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刘勰提出了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感物吟志说”,这是他对中国诗学的独特贡献。本文将结合其他篇章对它进行简单的分析,以期把握其基本内涵。
　　关键词:感物 吟志
　　
　　《明诗》列于《文心雕龙》文体论之首,作者在此篇中,主要是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历史沿革,明辨诗歌的意义、作用、源流及其特征,并提出了“随性适分”、“莫非自然”、“雅润清丽”或“华实惟才”、“感物吟志”的诗歌理论。“感物吟志”是由两个动宾结构组成连谓短语,二者互为表里,都强调人作为主体的重要作用。“感物”强调主客体的统一与情景交融的重要性,“吟志”是“感物”的必然结果,是作者写作的目的所在。对这一观点,童庆炳先生从古到今,引经据典,对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将“感”、“物”、“吟”、“志”视为诗歌这一文学活动产生的四要素。具体概括为:主体心理活动的“感”、客观对象“物”、内心形式化的“吟”、作品实体的“志”[1]。这一概括准确入微,但刘勰在书中并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只是在各篇的叙述中,断续地体现出来。其实,“感物吟志”作为一种文学活动,它自身还包括丰富的内涵与诸方面的要求。下面将从“感物”与“吟志”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感物
　　
　　文学创造是情景交融下的双向活动。[2]它以情景交融为前提,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另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感物”在客观上强调了上述观点。
　　首先,“感”是诗人由外在刺激而产生的心理活动,它以情为前提,在情景交融下,以主客体的统一为至高点,是主客体得以沟通的桥梁。刘勰在文中提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他将“情”作为“感”产生的前提。“禀”,即“禀赋”、“禀受”,情是人的先天禀赋,弗学而能。这一点也是对陆机“诗缘情”说的继承,但二者又有所不同。陆机主张诗歌缘情(诗缘情而绮靡《文赋》),强调情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但他并不排斥“志”,如:“颐情志于典坟。”刘勰在此则只强调人与生俱来的“情”,是弗能学的禀赋天性,不含“志”的因素。“应物斯感”,人有七情,因外物而触发了内在的感情,遂有感而发,感物吟志,“感”是内在情感被外物激活后的外在表现,它与生活相联系,是最真实的情感,不是“无病呻吟”。
　　俄冈察洛夫曾说他只写“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思考过和感觉过的东西”、“爱过的东西”、“清楚地看见和知道的东西”[3]。但是,“感”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呈现,它既有对客观现实的表现,也有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再现”立足于现实,是对客观现实作如实的描绘;表现超越现实,突出表现性,是把主观世界以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称“诗”对上可“补察时政”,对下又可“泻导人情”。他自认为其感伤诗是“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遇而形于咏叹者”[4]。他的这句话就体现了“感”这一心理活动,是对外在事物的再现与表现。
　　再则,“物”这一概念,它既包含自然之物即客观物象,也包括着有主题色彩的作者眼中之物、胸中之物,即意象。对于“物”,刘勰也阐述了他的观点。
　　
　　(一)物的内涵
　　刘勰此处的“物”,主要是指客观物象,是作者眼中的对象物,它只存在于瞬间。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客观自然和社会生活。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的喜怒哀乐都是应物而生的。《物色》篇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微虫犹或入惑,四时之动物深矣……物色相召,人谁获安?”《诠赋》篇言:“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从这二者可以看出,自然物是触发诗人情感的外因。其次,社会生活、自我情感也是不可或缺的客观物。《明诗》篇在提及诗歌发展渊源时讲到“大禹成功”则“九序惟歌”,“太康败德”则“五子咸怨”,“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时序》篇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怒,大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建安时期,由于“世积乱离”,文人创作“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都表明了“怨”“乐”是由社会现实激起的,作者的情感会随着社会环境、时代兴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时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也随之变化。而且在论及社会生活时,我们还应知道,社会生活不仅包括现实的社会生活,还包括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的本质。这一点在论述诗歌发展沿革中可以体现,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诗歌这种文学活动与其他的文学活动一样,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艺术的真实,是以假定性情景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认识和感悟,即便是现实主义诗歌亦是如此。
　　
　　(二)物的作用
　　《比兴》篇言:“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比”作为一种表现手法,选取类比事物的方面并不固定。有的比喻声音,有的比喻形貌,有的比喻心情,有的比喻事物。又言“观夫兴之托喻,宛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观察兴的托物讽喻,是用委婉曲折的表现方法构成篇章,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说的,兴起感情的名物虽然细小,说明的道理却很大。二者表明了“物”在比兴中的重要作用:“物”可以比附事理、可以兴起所咏之情。再者,物是触发作者内在情志的媒介物。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物色》篇言:“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唯获安”,四季轮回更替,阴冷的天气让人感到凄凉,阳和的天气让人感到舒畅,自然景物随着季节的变化,人的心情也跟着动荡起来,对自然景物的感召,哪一个人能无动于衷呢?“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留恋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诗经》作者被自然景物触动,就引发出许多的联想类比,他们在多种多样的现象中流连玩赏,在看到听到的范围内吟咏体察。可见,诗人的思想感情并不是发性无端的,是由于外物的刺激使得内在情感摇荡。
　　“感”与“物”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情景交融下的主客体统一,才能做到“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对“物”的感受,离不开作者的用心体察,“物沿耳目”(《神思》)、“触物圆览”(《比兴》),皆在强调“感”的重要性。同时,“物”是触发诗人情感的外因。《诠赋》篇言:“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推求登高作赋的意思,是因为看到外界景物就能兴起情思。《物色》篇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微虫犹或入惑,四时之动物深矣……物色相召,人谁获安?”他讲到:自然景物随着季节变化,人的心情也跟着动荡起来。……小虫子都对气候的变化产生感受,可见四季变化对万物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啊。……面对自然景物的感召,哪一个人能无动于衷啊!可见,“感”与“物”相互依存,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二、吟志
　　
　　在创作中,诗人因“感”内在的“志”被“物”唤醒,因“吟”内在的“志”得以升华。“吟志”是“感物”的前提,也是“感物”的必然结果,是诗人写作作品的关节点,为作品的实体。那么,“吟”是使诗歌审美情感“志”得以艺术呈现的必经途径,“志”是“吟”的吟诵对象。
　　首先,“吟”是诗人内心情感形式化的手段。对此,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吟的内涵
　　1.吟是一种表达方式
　　“吟”指“唱”,即声调抑扬顿挫的念,是经过艺术处理的审美情态。它类似于现代汉语诗歌中的朗诵,所不同的在于“吟”更多地强调对音乐的要求。这是因为古人对诗歌多采用朗吟的方式,每首诗歌都是合乐而歌。这一点可以说是彦和对诗歌创作的独特贡献。在他之前,虽也有感于物、形于声之说,但如何形于声,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刘勰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对诗歌应饱含感情地去吟,才能深刻地体会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如:“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物色》),“吟咏者衔其山川”(《辩骚》),才能更深刻地表现自身情感,如:“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情采》),“吟呕土风”、“讴吟埛野”(《乐府》)。在笔者看来,要做到“吟”,首先要求作者、读者要有深厚的文学底蕴,极好的文学感悟能力。若对诗没有很好的理解和把握,又何谈“吟”,而且要抑扬顿挫地掌握情感变化的节奏又谈何容易。“吟”这一行为,实际上是经人将非审美的内在情志转化为审美的外在的情感,是一个将诗形象化的描述过程。
　　2.“吟”是一种诗歌创作的态度
　　《物色》篇言“吟咏所发,志惟深远”,创作诗歌,个人情志只求幽深玄远。这里的“吟”指诗歌创作的态度。在中国诗歌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苦吟诗人。作为苦吟诗人,并不是指他们整日的吟诵诗句,而是指他们的创作态度,他们在创作时强调对诗句的字斟句酌。如:晚唐时期的苦吟诗人,李贺“巨鼻宜山褐,庞眉入苦吟”(《巴童答》),体现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良苦用心。然这些诗人因仕途失意,多沉浸于个人的狭小世界中吟呕,诗境仄狭,虽创作了不少的佳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独行谭底影,数息树边身”、“马随山路放,鸡杂野禽栖”,但多有佳句无佳篇,导致诗歌情、景、辞或艺术构思的“隔”。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吟”,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态度,重在强调诗人写作时对字句、诗境的严格推敲,不同于吟诵。但是,若将其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一味的吟呕,只重个别字句,不重整体,反倒啄伤了元气,减少了诗美。态度虽好,却失之偏颇。
　　
　　(二)吟的要点
　　在《明诗》篇的结尾处,作者还指出了“吟”的三个要点:首先,要确定诗歌体裁,看其是四言、五言还是三六杂言。其次,要确定诗体的风格。如“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声画妍媸,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下句”,即文章声韵的好坏,寄托在吟咏之中,吟咏的韵味,从遣词造句中流露。最后,还应与作者个人的气质相协调。刘勰指出,“华实异用,唯才所安”“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华丽和朴实功用,选用哪种体裁要依据作者的才情来确定。正因如此,“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即使是同一的诗体,也会因作者个人气质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王维、孟浩然二人多写五言诗歌,同为山水田园派诗人,但因二人生活环境、性格的不同也导致了不同的诗歌风貌。王维能够从仕且受佛家思想的影响较深,故而即使仕途失意也可找到心灵的栖息地,他纵情山水,感受万物生生不息之乐,诗歌境界空明宁静,而孟浩然因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仕途受阻,又生性孤高狷介,不肯屈从于世俗,只能成为一位地道的隐逸诗人,其诗平淡自然,更贴近自己的生活。这种注重个人气质的吟诗观,有助于诗人个性和才能的发挥。
　　其次,自汉以来,“志”、“情”、“情志”这三个概念就已相通,都用来表示思想感情。然在“感物吟志”中的“志”有别于“情”。刘勰的“情”是不能学的天性禀赋,偏于情感,“志”则指因外物的刺激内在情感而产生的“情志”,偏于思想,指人的思想感情。它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志”相一致,且文章以“述志为本”,但二者又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情实包含于志。
　　“志”在书中出现多次,作者都赋予了他不同的美学含义,如:“志气”“志深”“志隐”等。“志气”见于《神思》篇“神思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即在艺术想象中,精神隐藏于内心,情质和气质则是统帅它的关键。《体性篇》言:“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这句话旨在说明,人的才能开始于人的血气。不但如此,人的志也需要气质来充实,气质决定作品的创作。这里刘勰继承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主要是强调人的先天条件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但刘勰对它的强调并不能表明他同意曹丕的观点。在刘勰看来,气虽是先天本质,作诗讲究“随性适分”,但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博观”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志深”见于《时序篇》中“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志深而笔长”强调作者内心思想感情的沉积,只有感情的“沉郁顿挫”才能写出思想深刻、值得玩味的作品,这也是建安诗人作品“梗概多气”的主要原因;“志隐”,出现于《体性篇》“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扬雄性格沉寂,所以辞赋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这里更多的强调志与个人性格的关系。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文如其人”、“知人论世”便是最好的证明。如:李白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受神仙道教、纵横家思想、游侠思想的影响,其性格狂傲不羁,他的诗歌创作也随性情而奔流直下,空无依傍,变幻莫测、摇曳多姿。杜甫就不同,作为现实主义诗人,他遵从儒家思想,以仁者之心来写作诗歌,表现自己对世事的关注。不仅诗人如此,词人也脱不了干系。如苏轼的豪放词,表现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生活态度;柳永、晏几道、秦观这些被称为“词心”的词人,其艳词见证了他们的身世之悲,以及生生不息的爱恋。
　　但无论作者所要表达的是怎样的“志”,都要求语言的表达与所抒发的情志相一致,若“言与志反,文岂足征”,即如果二者相悖,这样的文章怎么可以相信。所以在写文章时,应据所抒发感情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语言,以使文章能充分地表情达意。再则,若如童庆炳先生所言,将“感物吟志”视为诗歌这种文学创作活动产生的一个完整过程,那么,“感物吟志”是否类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到的文学创作的四要素?此处的“志”是否也应该包括读者这一二度创作的因素?
　　综上所述,刘勰的感物吟志说,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他既对创作的主体提出了要求,认为“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同时,也强调了作为客体“物”的丰富内涵以及“吟”对“志”的表达的重要性。这些都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范式。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J].文艺研究,1998,(5).
　　[2][3][4]童庆炳.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毕万忱,李淼.文心雕龙·明诗篇新探[J].学术月刊,1981,(10).
　　[6]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常鸿雁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116029)

• 常鸿雁： 我之感物吟志观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