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吴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帝国主义的优越性,探讨了大英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以彼得、布鲁顿夫人为代表的英国人天生的文化优越感使他们认为自己比印度人文明,因此理所应当控制印度的命运。殖民地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于无权为自己说话而缩减为一个虚构的形象,成为强大的帝国主义的陪衬。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达洛维夫人》 关系 文化优越性
　　
　　吴尔夫的著名小说《达洛维夫人》中多次提到了印度和印度人,但是每当在书中出现时,他们总是在帝国主义者的想象中说话,英国人都是他们的代言人,而且殖民地总是宗主国批评的对象。通过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小说中描写的帝国主义的文化优越性,可以看出大英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
　　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分析倾向和批评政治权利的倾向。他观察到“西方人在处理东方问题时感受到的持续的对抗感”。他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与西方的边界意识,不断变化的突出的低劣和力量,工作完成的程度,赋予东方的所有特征,所有这些都证明是有意识地在东西方之间划分的想象中的和地理上的界限,而且持续了几个世纪。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永远是“强大神话”的弱小陪衬。这种权力政治为了显示其文化优越性而编造了一种“东方神话”。这是西方为控制东方而设置的一种镜像。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达洛维夫人》的文本,会发现自始至终印度人都在英国人的想象中说话,而没有一个印度人为自己的国家发言。所有关于印度的信息都来自于西方宗主国成员。例如,当布鲁顿夫人提到印度时,她说,“但是印度的状况——真是个悲剧!”当古代印度的迷人色彩消褪后,他成了现代的仙德瑞拉,只能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说话。以布鲁顿夫人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权威赋予其一种空洞感、失落感和悲剧感。在布鲁顿夫人眼中,印度的特征是“愚蠢”、“邪恶”。对英帝国主义者来说,印度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眼中的印度就是真正的印度。因此,布鲁顿夫人否定东方国家的自治,因为她认为印度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她知道这个地方。彼得回到伦敦,她认为“他回来了,倍受打击、一无所成地回到了他们安全的岸上”,与她把印度描写成悲剧相比,她相信英国是“安全”的。在这里她暗示了英国的优越和印度的低等。正是由于这种优越感,她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大英帝国应该统治“野蛮人”和“苦力”。因此,她很自然地愿意听听刚从“中心”回来的彼得的观点,然后决定应该怎样处理印度问题。
　　赛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中引用了巴尔弗的观点:对这些伟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不是件好事——我承认它们的伟大——这些政府是否应该由我们来管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我认为经验表明他们正在接受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好的政府的管理。这不仅对他们有益,而且毫无疑问对整个文明的西方也有益处。这里赛义德提到了大英帝国天生的优越感。英国人相信他们的殖民地应该由比印度当地政府强得多的英国政府来统治。一方面,以布鲁顿夫人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把他们对印度的统治看作是一种慈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不公平的海外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达洛维夫人》创造了一种帝国主义语境。通过刚刚从印度回到英国的彼得,小说展示了英国人的文化优越性。彼得也相信英国比印度好得多。在书中,他多次提到“文明”一词。与东方相比,他感受到“伦敦的效率、组织和服务公众的精神”,英国人认为自己比印度人文明得多,因此他们总是相信自己应该控制英国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说政府打算对印度怎么办。既然帝国主义者认为管理殖民地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将如何施行这种管理呢?东方主义者给了我们他们的答案——“把他们最好的输出到这些国家”。换句话说,他们派遣殖民官员去管理殖民地。赛义德指出,这些无私的管理者在几万个不同血统、不同民族、不同法律、不同生活条件的人当中进行他们的工作。毫无疑问,他指的是殖民官员。而彼得就是这样的管理者,“像他,出生于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侨居印度的英国人家庭”。小说中的帝国主义者总是摆出救世主的姿态,从不考虑印度人是否需要他们的统治。
　　在伦敦社会中彼得·沃尔什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可以看透别人的性格并将之概括出来。他在印度一共待了二十年,距离上次回伦敦已经五年了,现在又回到伦敦绝对不是偶然的。长期不在伦敦加剧了他“易受印象支配的”致命缺点。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缺席使他对伦敦和这里的生活更加敏感。“在离开五年间后回到英国,有趣的是一切都变得好像从未见过般十分突出醒目,至少在头几天是这样;恋人在树下口角;公园里到处是家庭生活的景象。他从未看到伦敦如此迷人过——柔美的远景,多姿多彩,青翠欲滴;社会的文明,特别是经历了印度的生活之后,他漫步穿过草地,心里在想。”
　　如果没有在一个与伦敦和欧洲如此不同的国家待过这么久,彼得对伦敦和英国文明的这种反应会是无法想象的。他的反应与福斯特的《印度之旅》中的人物菲尔丁是如此的相像。当菲尔丁回到地中海和欧洲时,令他着迷的是人与地球间的和谐以及欧洲的文明。
　　彼得离开英国的五年对他来说是有特殊重要性的。人们看起来不同了,多了一种新的自由感与容忍感,这与战前的伦敦是不同的。“眼前景象之美使彼得惊异;而且还令他鼓舞,……”他觉得从印度回来之后,自己可以爱上任何一个伦敦女人。他注意到她们身上的一些独特的新鲜感;毫无疑问,现在最贫穷的人也比五年前穿得好看;他欣赏新的苗条身材和高雅气质。他发现“到处都是设计、艺术”。
　　布鲁顿夫人的移民计划是为“出身体面人家的男女青年”设计的。这暗示了统治阶级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与某一特定阶层有关,而这些人与统治阶级是明显不同的。他们将人划分为各个等级是为了控制社会,使整个社会处于他们的管理之下。他们使用这些管理技巧来保持社会稳定,保证自己的权力。例如,移民政策不仅是应对当时大量人口失业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防止战争的影响会使像塞普蒂默斯等在战争中受过伤害的人发疯。这些人坚持宣扬自己对战争的愤怒与罪恶感,而这正是统治阶级试图忘却的。
　　布鲁顿夫人的家是一个展示政治、等级和帝国主义权力的家庭空间。这栋房子显示出社会等级的至高无上以及维持它的精明的战略,也正是这些东西在管理着大英帝国。当布鲁顿夫人与她的客人坐下吃午饭的时候,这顿饭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于是,带着白围裙和白帽子的女仆开始无声而优美地在弹簧门间进进出出,并不需要这些侍女,但她们是协助梅费尔地区的女主人在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惯常演出的神秘剧或大骗局的行家里手。那时,只要一挥手,一切往来交通都停止下来,代之以意味深长的幻想,首先是食物——不用花钱;然后餐桌上自动摆满了玻璃杯和银餐具,小垫子,红色水果图案的小碟子……”
　　整座房子像钟表一样运转,显示出女主人的权力遗产。这是永恒而有秩序的政治事务运行的场景。和食物一起放在桌子上的小而重要的物件给人一种自动出现在客人面前的错觉,好像宴会就应当这样。在这里吴尔夫暗示这顿不需要客人买单的午餐事实上是以其他方式付账的——不断延续的至高无上的家族权力。这种天生的权力与秩序井然的家庭场景是由独特、积极的政治活动来维系的,而它又维持着女主人的社会与政治地位。
　　作为一个政客,理查德更加开明,不像休那么沉闷,更愿意为他人服务,虽然他愿意给克拉丽莎自己的空间,但他仍然是特权的产物。理查德把她在沙发上安顿好,让她欣赏他的玫瑰花后,现在已经走在去下议院的半路上了,要去讨论他的亚美尼亚人,讨论他的阿尔巴尼亚人。大家会说,“克拉丽莎·达洛维给惯坏了”。她对他的玫瑰花要比对亚美尼亚人关心得多。他们是暴行和非正义行为的受害者,被驱赶得无处容身、被残害、饥寒交迫(她曾听到理查德一再这样讲)——而她对阿尔巴尼亚人感觉不到任何同情——也可能是亚美尼亚人吧?但是她爱玫瑰花(这对亚美尼亚人没有好处吗?)这是她能忍心看到被从枝上剪下来的唯一的花。
　　克拉丽莎用陈腐的词汇(“无处容身、被残害、饥寒交迫”)重复理查德对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政策的政治反应。这暗示了看似人道主义的想法(把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从残忍的异教徒——穆斯林教的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实际是为了掩盖英国暗藏的战后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帝国主义野心。就像Trudi Tate所说的,屠杀是真实的,但是也被用作使土耳其人失信的口号。开始用在战争期间,后来用在瓜分奥图曼帝国之时。这里出现的英国玫瑰既起到装饰房间的作用,又成为大英帝国的政治动机和实施的平台,体现了白人、基督教徒和帝国主义文明。帝国主义通过国际政治手段把这种文明强加于国外,并在国内加以保护。
　　由于克拉丽莎所属的阶级,她雇用佣人,而且势利,因此我们也应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她。而休是英国绅士的典型,连彼得和理查德也难以忍受。
　　克拉丽莎的家变成了专门的政治、经济和帝国主义权力的陈列室。就在宾客到来之前,路西自己还在想“无论谁走进来看见漂亮的、铜质壁炉用具、新椅套、黄色搽光印花布窗帘时都一定会想,这儿是多么干净,多么明亮,收拾得多么漂亮啊。……阿格尼斯说首相要来”。克拉丽莎勉强请来的穷亲戚艾莉·亨德森渴望地观察着屋中的景象:“参加晚会对她来说是件大事。仅仅看看那些漂亮衣服就是很大的享受。那不是伊丽莎白吗,长成大人了,穿着粉红色裙衣,梳着流行的发式?可是她顶多也就17岁。她长得简直俊极了。现在女孩子们初次进入社交界似乎不像过去那样要穿白色衣裙了。(她必须记住一切,好讲给伊迪丝听。)姑娘们穿筒式上衣,紧贴在身上,裙子只到脚腕以上。不成体统,她心里想。由于眼睛不好,所以艾莉·亨德森往前伸长着脖子,她并不怎么在乎没有人交谈(她几乎不认识晚会上的什么人),因为她觉得他们都是很有趣有看头的人;想来是政治家,理查德·达洛维的朋友;……”
　　艾莉·亨德森看待政治权力的方式与思考屋中展示的时尚变化的方式相同,女人和权力都同样通过时尚展示出来,两者都是模糊的事物。同时,两者都象征着控制社会政治的历史和政治动向。社会政治秩序被描述成一种外表游戏,并置的政客与时尚女装强调了看似任意的秩序。吴尔夫揭露出这种秩序的结果是受这种秩序影响的统治与暴力。所以,当人们焦急等待中的首相出现时,他看起来如此平凡,“你很可能把他放在柜台后面从他那里买饼干”,并很快消失在一间密室中同布鲁顿夫人单独会面,可能是去和她讨论其新近最关心的问题——移民。这里作者通过展示和赞扬所有宴会上的宾客,讽刺了帝国主义者的自负。
　　事实上,吴尔夫以这样一种私密的家庭角度展示全球的统治模式是为了能使我们生动地理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并且揭露帝国权力是通过这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日常生活来运转的。就像劳拉·克里斯曼所说的,殖民地人民不可能对大都市有任何感官上的影响,他们只是作为统治他们的经济体系的延伸而存在。
　　帝国主义国家不再通过领土占领和军事霸权来控制他们的殖民地,而是集中精力攫取文化领域内有价值的资源,着手进行政治殖民化、意识形态殖民化、经济殖民化和文化殖民化。他们甚至试图通过杂志、探险旅行和学术讲座征服殖民地人民。各种文化形式在帝国的意识形态统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像赛义德指出的,“我认为,在我们今天的批评意识中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它使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详细论述卡莱尔和拉斯金的美学理论,却不理会他们的思想怎样同时提供了征服低等民族与殖民地的权力”。
　　通过克拉丽莎宴会上的一位宾客——她80岁的姑妈海伦娜帕里小姐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海伦娜姑妈经过了18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是帝国发展的一部分。
　　凯西·菲利普斯声称下面的描写暗示了看似年老无害的海伦娜姑妈事实上是不断发展的帝国主义野心、暴力和毁灭的一部分。她对权力的渴望体现在她渴望被苦力驮着跨过群山的感觉和在对兰花的冥想中对个人生活的漠视:“只要一提起印度,甚至锡兰,她的眼睛(只有一只是玻璃的)就会慢慢深沉起来,变成蓝色,眼前出现的,不是人,——她对总督、将军、兵变等没有温存的回忆,已不存任何引以自豪的幻想——而是兰花,山口通道和六十年代时自己被苦力驮着翻过偏僻荒凉的山峰时的情景;或下来拔兰花(真是令人称奇的花,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用水彩画这些花;这是一个不屈的英国女人,如果战争,比如说一颗炸弹落在她家门口,打搅了她对兰花或对60年代中她在印度旅行时的身影的沉思,她会感到烦躁不安——可是彼得来了。”
　　因此,当海伦娜姑妈用帝国主义的眼光审视群山时,她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利——从兰花生活的土壤中将它“连根拔起”,决定按自己的想法为异国的物种命名。吴尔夫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看待资本主义的“他者”的独特方式。帕里小姐通过她无害的外表宣称了帝国的至高无上。
　　在《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提到海伦娜姑妈“关于缅甸兰花的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杂志已经成为控制殖民地人民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书中多次提及当时在英国相当重要的一份报纸《泰晤士报》,这份报纸是帝国主义意愿的体现,也是在国外发行的。彼得从《泰晤士报》上读到代表大英帝国的休的多篇文章。吴尔夫在这里暗示出帝国主义者试图通过用报纸和旅行笔记驯化他们的意识形态让殖民地人民接受他们的统治。
　　帝国主义之所以试图代表殖民地发言是因为他们需要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巨大财富。在《达洛维夫人》中,彼得去印度是因为他没能得到克拉丽莎的爱,所以印度成了他的避难所。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希望从殖民地获得财富,向克拉丽莎证明他的能力。在宗主国失败的人总是希望在殖民地获得成功。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其经济命脉,为帝国主义服务,这才是他们控制殖民地的真正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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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Philip,Kathy.Virginia Woolf Against Empire[M]. Knoxville: U Tennessee,1994.
　　
　　(沈丹 青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266555)

• 沈 丹： 试论《达洛维夫人》中大英帝国与其殖民地间的关系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