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难不死”是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一种母题,“历难不死”源自儒家文化中的考验模式,又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历难不死”母题在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大量使用还有作者从小说艺术方面的考虑,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对这类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关键词:侠义公案小说 “历难不死” 母题
　　
　　侠义公案小说是清中叶以后盛行的一种小说类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其特点做过这样的总结:“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街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1](P198)这类小说的作者大多为说书艺人,作为“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标志”[2](P506)的《施公案》,以及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三侠五义》就是以当时说书艺人的话本为底本编写的。此后出现的仿书以及续书,如《彭公案》《小五义》《续小五义》等,其作者也多是说书艺人,他们大多生活于民间,因此编撰的故事自然包含许多民间气息,甚至可以说,侠义公案小说中所涉及到的故事原型大都是一些流传在民间或者由说书艺人编创的民间故事。“母题”这一概念源于美国民间文艺学家史蒂斯·汤普森所创造的民间文学分类体系,他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将母题的概念定义为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最小叙事单元。用这种理论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民间文学,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也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母题”。本文拟对作品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历难不死”母题略作分析。
　　
　　一
　　
　　“历难不死”母题的故事原型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刘勇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一书中对此就有过论述,并列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是舜在发迹之前,经历了“涂廪”“浚井”“醉杀”三难。二是后稷的成长经历,《诗经·大雅·生民》有这样的记载:“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该母题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更为普遍,不但继承了原有的故事原型,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挥。“最为典型的也许就是《三侠五义》中包拯的经历了。他的嫂子为了独占家私,三次陷害他。逢虎得救、毒饼药犬、枯井逃脱,一次次显示了包拯自幼就具有非凡的天性与命运。其中枯井逃脱一劫,与舜的‘浚井’之难如出一辙,继承之迹,昭然若揭。”[2](P47)
　　鲁迅先生曾将以《施公案》为代表的清侠义公案小说的断案特点归纳为“且断案之外,又有遇险”[1](P203)。鲁迅先生所说的“遇险”就是本文中所讲的“历难”。通过对《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代表作的细读,我们可以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叙事模式做这样的归纳:清官在成长或者仕途发展中必会有一个或多个恶人进行破坏,而且往往关系着清官的生死,但危难之际又必然会有侠客或神仙为清官解围,使得其保全性命。根据施救的主人公不同,可将该叙事模式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种:
　　其一,施救者主要为狐仙、土地神、城隍等非人类。如《三侠五义》中包拯先后经历了被弃逢虎、油饼投毒、被困枯井三难,由于所救狐仙的帮助而逢凶化吉;《施公案》中施公被关在恶霸罗似虎的府中,多亏有城隍、土地二神的暗中保护和白狐大仙的指引,才逃过一劫。
　　其二,施救者为侠客义士。如《三侠五义》中包拯被贼僧法本所骗困于金龙寺,罢官回家途中又被张龙、赵虎劫持,困于龙岗山。两次都是由于大侠展昭的出现才保住性命。又如《施公案》,施公在审“阎三片关升案件”时被困于关宅中;之后施公办案回京,路过恶虎庄,被贼寇土匪认出困于庄中。两次都是大侠黄天霸及时出现救出施公。此后施公被一伙强盗绑架,困于破庙中,审理“罗似虎案件”时又被困于罗府中,生死关头也都是被黄天霸、关小西等侠客义士救出虎口。再如《彭公案》中彭公被恶霸李八侯认出,困在李宅,被刘典吏和常总兵救出;之后恶霸张耀联将彭公关在柴房中,被大侠张耀宗、李七侯救出;又被赛展熊、武连等土匪绑架,困于连洼庄,在千钧一发之际被大侠杜清、杜明救出虎口;彭公私访北兴庄,被恶霸花得雨绑架,大侠高源、刘芳、张耀宗等协助彭公虎口脱险。诸如此类,在清侠义公案小说中清官一次次遇险历难,又一次次地被救出,使其保全性命,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二
　　
　　任何一种母题都有其文化来源。在主题学中将对故事来源的研究称为“母题溯源”。“历难不死”母题自然也有其文化渊源。“历难不死”的思想最早源于上古神话,是上古先民的一种朴素认识,主要源自先民对本族所供奉的祖先的崇拜。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释、道等思想的影响。正如刘守华所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宋以后儒道释由鼎立演变成合流,社会伦理道德仍受儒家思想支配,从上层到下层的文艺生活都有‘重教化’的特点,它也渗透到作为休闲娱乐而流行开来的口头讲述故事之中。”[3](P35)具体而言,“历难不死”母题的产生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儒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模式的延续。“历难不死”母题的故事原型就是以儒家所供奉的两大圣人舜和后稷为中心展开的,这一母题所要表达的思想自然会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的亚圣孟子在《告子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4](P298)
　　舜是从田野之中被任用的,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在儒家看来,像舜、傅说这样的英雄豪杰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经受痛苦的磨练,因此,每一个英雄豪杰在成功之前先要经受住种种磨难。当然,吉人自有天佑,那些经受住考验而功成名就的英雄都具有一种神人品质,因此,都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最终取得成功。
　　其次是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这些“历难不死”的人,往往都不是凡人。如《三侠五义》中的包公是魁星下凡,可以昼审人夜审鬼。《施公案》中的施公也是星君下凡,可以得到城隍、土地的保护。《彭公案》中的彭公更是星君转世,在梦中可以审鬼。这些星君们不但要“下凡历劫”,更要“下凡济世”,即与恶霸豪强作斗争的过程中会经历种种磨难,但每次又都能逢凶化吉,这就表明了他们的不凡。而“下凡历劫”和“下凡济世”正是道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历难不死”的思想正是受到了道家“历劫济世”思想的影响。同时“历难不死”的思想也受到佛家“缘起说”的影响,是“因果报应”思想在民间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然当时于此等书,则为‘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1](P205)
　　
　　三
　　
　　“历难不死”母题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屡见不鲜,除了受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佛、道思想影响外,还有作者从小说艺术方面的考虑。这种模式的使用,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对这类小说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很多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源于小说情节的需要又服务于小说情节。皋于厚在《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一文中说:“侠义公案小说的情节具有紧张惊险、富有刺激性的特点,不仅侠客在捕盗缉贼过程中会屡涉险境、凶相迭生,而且清官也常常遇险罹难,或被劫持,或被行刺,宝物也常常丢失或被盗……作者善于用险笔把人物推向矛盾冲突的顶峰浪尖,造成危若累卵的情势,形成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5](P291-292)可见,正是让主人公一次次经历风险,才能将故事情节一次次地推向高潮。“历难不死”母题在清侠义公案小说中的运用正是通过这种奇笔来叙事的。小说中破案的官员不仅要深入虎穴直接与恶人斗智斗勇,并且还要安排主人公被恶人认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这样一来,读者就会有进一步阅读的欲望,破案的主人公究竟会不会被恶人所害呢?此时小说中就会出现“且听下回分解”,从而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使读者迫不及待地要读下去。而故事情节在此时也达到了高潮,读者的阅读欲望被推到了最高点。当然,破案的主人公是不会轻易死去的,这时候必定会有奇人侠士出手相救,不但救官员出虎口,而且还会帮助主人公缉拿恶人,接着顺利破案,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故事情节也就此进入了尾声。鲁德才先生在《鲁德才说包公案》一书中曾提到他对读武侠公案小说的一点看法:“读武侠公案小说就是给自己找乐儿,说得具体点,看故事情节,看怎样打斗,看个场面热闹,看那时的社会风俗,长点见识。”[6](P182)可见,作为“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侠义公案小说,少不了主人公的“历难”与“不死”。
　　其次,源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又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往往会涉及两种人物形象:一是清官,一是侠客义士。而正是“历难不死”母题将这两种人物形象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历难”体现了清官敢于同贪官污吏、权豪势要作斗争,敢于为民请命,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但是处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仅凭清官的力量是不够的,与侠客的结盟便成为时代的需求,可以说侠客义士是清官“历难”而“不死”的重要保障。清官的“历难”也给侠客义士们提供了展现舞刀耍棍、飞檐走壁绝学的机会,从而在塑造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清官形象时,也塑造了艺高胆大、行侠仗义的侠客义士形象。
　　第三,源于广大受众的需要又满足了受众心理。“清王朝在经历了所谓‘康乾盛世’后,国势由盛转衰,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民怨沸腾。社会上帮会组织十分活跃,农民和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更是连绵不断。统治者常利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变节分子来镇压农民起义,一些市井游民也因平定内乱而立功荣归,引起了市井细民的歆羡。生活在牢狱一般黑暗的社会底层中的广大平民,渴望政治清明、和平安定的生活,盼望除强剪恶、为受害者含冤昭雪的清官和豪侠出现。所有这些,构成了侠义公案小说大量产生的社会基础。”[5](P286)可见当时社会中广大人民需要清官和豪侠来为他们做主。“小说中所歌颂的侠客义士,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救星。小说中所赞美的清官,正是他们所渴求伸冤说理之人。”[7](P177-178)“历难不死”母题正是体现了人民大众对于清官和侠客义士的期望。在这样的读者阅读期待下,创作者们为了吸引大众不得不让主人公去历险,但同时又不能让主人公死去。所以,“历难不死”母题便在清侠义公案小说中大行其道。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5]皋于厚:《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6]鲁德才:《鲁德才说包公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7]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闫博 汉中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723001)

• 闫 博： 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历难不死”母题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