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力图从《沫若自传》前言和序引中,根据自传的不同写作年代、写作背景,分析郭沫若的写作心态,廓清郭沫若对“自我”身份的不同定位,厘清郭沫若在自传正文中建构“自我”形象时对自身身份的指认,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揭示郭沫若自我形象建构的复杂性。
　　关键词:“自我”形象 身份定位 《沫若自传》 前言 序引
　　
　　自传契约,即“自传意图声明,作者有言在先的一个声明,作者在声明中确定他的写作构想,与读者订立某些承诺”[1]。作者对读者的阅读视野怀有“预定”的期待,反过来,读者对作者的自传文本怀有“印证”的期待。在郭沫若的自传中,前言和序引就是郭沫若和读者订立的“契约”。郭沫若在不同时期和读者订立了不同的“契约”,对读者的阅读视野设置了不同的“预定”期待。在“自传契约”中指涉自身身份就成为郭沫若展开“自我”形象塑造的第一步。
　　身份作为一个从个体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文化研究中,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现代自我被理解为自主的和自我反思的……身份的这种自我反省的一面意味着在现代,身份被理解为是一个规划。它不是固定的”[2]。郭沫若在自传中的身份就不是固定的。一方面,“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影响‘身份’的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起着决定作用”[3]。身份“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服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4]。郭沫若一生没有缺席于任何一种大的时代变动,从反正前后、到创造社、北伐、再到抗战、直到建国之后进入高层,郭沫若被时代的浪尖一步一步推向前方。“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复杂的文化存在、复杂的文学存在,这一切复杂性,构成了十分引人注目的‘郭沫若现象’”[5]。郭沫若的自传文本中,同样体现了“一个复杂的存在”。在长达二十年的自传创作中,郭沫若的身份不断与外部世界互相作用,形成了不固定的身份叙述。
　　1.在这部书里面具体的指示了一个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
　　这是一个私人的赤裸裸的方向转换。
　　我们从这一个私人的变革应该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的变革——“个”的变革只是“全”的变革的反映。[6]
　　——1928年2月4日《学生时代·水平线下·原版序引》
　　2.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7]
　　——1928年12月12日《少年时代·我的童年·前言》
　　3.写的动机也依然一贯,便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
　　无意识的时代过去了,让它也成为觉醒意识的资料吧。觉醒着的人应该睁开眼睛走路,睁开眼睛为比自己年轻的人们领路。[8]
　　——1947年3月13日《少年时代·序》
　　4.这(洪波曲)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回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不够全面的反映。
　　……
　　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9]
　　——1958年5月9日《洪波曲·前记》
　　以上是郭沫若在不同时期订立的“自传契约”,分别写于1928年、1947年和1958年。研究者往往把1、2、3句的意图一致看待、或者不予以分析比较,拿来直接对郭沫若的自传文本进行阐释性的分析。然而,仔细分析,其中意图的指向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毋庸置疑,4句一致体现了个人与时代密切关系。1句,主要强调了“个人”的选择性,是个体的赤裸裸的方向转化,对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用了“应该可以看出”、“只是”,确定性减弱,个人甚微社会很大。2句,完全消融了个体的独立性,即个人是社会与时代中的人。3句,虽然郭沫若承前说写的动机也依然一贯,但其性质已大变,“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并不是任何人可以说的话,或者说大多数人不具备这样说话的资格。除了对个体的确信与肯定之外,显然此时的个人已立于时代潮头。而“觉醒意识的资料”一句则让我们再次将价值赋予了能够看出时代的“自己”。4句,出现了一个谦和的“个人”,也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指向:请读者把自传看成历史资料,让我们在文本之内感知“个人”写作的真实性;在文本之外确立对“个人”的认同。
　　结合具体背景,1句写于1928年2月4日,那时,郭沫若斑疹伤寒初愈,正在养病时期。据《离沪之前》的记载,定当月11号去日本,后延期到18号,不能走又改为24号。也就是说在未流亡日本之前,郭沫若写下了《水平线下·原版序引》,应该说郭沫若是在对过去经历的回味中写了1句,是个体“自我”,即个体“小我”的主体性张扬,这其中不涉及对当下处境的感悟及不可知的未来的忧虑。因为紧接着1句,郭沫若写了“雀鸟要飞跃的时候,它总要把身子放低。这儿是飞跃的准备。飞跃罢!我们飞向自由的王国!”个体将“自我”融入了集体。可以说这样的心态应该是与郭沫若在北伐期间对“自我”的感受相承续的。2句写于1928年12月12日,一个重要背景是郭沫若已羁留日本九个月之久,而在此期间,即1928年的8月,郭沫若涉嫌参与政治活动被东京警视厅拘留了三天,这一件事使郭沫若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不读出2句中的隐含之意:“我是这样的社会时代中的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时代中我才能被认同,我渴望在这样的社会和时代中发展。”而当基本的权利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所能够持有的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立场了。3句,写于1942年,当时郭沫若已归国,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之前一年还进行了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的活动,周恩来认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0],对郭沫若作了充分的肯定。重新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之时,郭沫若“自我”的主体性价值突显,“眼开眼睛为比自己年轻的人们领路”一句中,郭沫若已是以“领路人”的“领路人”自居了。4句写于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获得了各种荣誉,身兼数职。如果说之前郭沫若为获得普遍认同而努力“表现”,那么这时的郭沫若则开始为了维护公众形象而有意“谦虚”,殊途同归,最终都是为了不断塑造“自我”形象。
　　“自我”作为一个概念,它体现的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有巨大的可塑性、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内在深度的过程。个体对自我的塑造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随着外在于“我”的世界的变化,个体对自我的塑造一直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中。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个体对自身身份的认定,有助于我们从阶段性上理解个体塑造自我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折射出的复杂的心态变化。在“自传契约”中体现了郭沫若对自身身份的认定,或明示或隐含,不同时期的“认定”是不一样的。1928年2月的“自传契约”中,郭沫若的定位是“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1928年12月,“这样一个人”;1942年,“领路人”;1958年,“历史的叙写者”。而这些“自传契约”所指涉的自传文本仅仅是郭沫若自传中有限的几部分。事实上,在文本里郭沫若大都回避了对自我身份的正面定位。只有在《创造十年》里,郭沫若以“流氓痞棍”的身份来自嘲,“但我这个不识抬举的天生成的‘流氓痞棍’,却没有胆量去拿那一笔大钱。”[11]“流氓痞棍”是鲁迅讽刺创造社同人的话,郭沫若多次拿来引用,显然,这样的自嘲是对鲁迅讽刺的“反讥”,而无关乎身份的定位。然而,回避并不等于放弃对自身身份的定位。郭沫若对参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描述,其实都在向读者展示郭沫若对自身身份的认定。几乎一个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郭沫若指代自身的特定身份,例如北伐时期的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的第三厅厅长。只有亡命日本时期,郭沫若“放弃”了对自身身份的认定。反映在自传写作时间上,1937年回国之前郭沫若以个体“小我”身份叙述,之后以民族国家中的“大我”身份叙述。
　　廓清《沫若自传》前言和序引中对“自我”身份的不同定位,有助于我们厘清郭沫若在自传正文中建构“自我”形象时对自身身份的指认。而根据不同身份的叙述去分析郭沫若在“自我”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矛盾性,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郭沫若自我形象建构的复杂性。
　　
　　注释:
　　[1][法]菲利普·勒热纳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5页。
　　[2][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3]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4]罗纲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5]魏建:《郭沫若———个复杂的存在》,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5页。
　　[6]郭沫若:《学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4页。
　　[7][8][9]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10]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47页。
　　[11]郭沫若:《学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陈宇 西南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610041;庞君 四川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 610051)

• 陈 宇 庞 君： “自我”形象塑造的身份定位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