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文章中除了关于新文学独创性的一面,也具有对传统文化继承性的一面。受古典文化的浸淫和对魏晋历史文学的钟爱,使其创作独具风格。这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具有一点魏晋的风骨,也使鲁迅笔下人物的悲剧和魏晋文人的悲剧之间在起因、结局、和意蕴三个方面具有互文性。
　　关键词:鲁迅 悲剧 魏晋 美学 孤独者
　　
　　鲁迅文章中除了关于新文学独创性的一面,也具有对传统文化继承性的一面。受古典文化的浸淫和对魏晋历史文学的钟爱,使其创作独具风格。这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具有一点魏晋的风骨,也使人物的悲剧和魏晋文人的悲剧之间具有一种互文性。刘半农曾赠其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一、悲剧起因:人物与时代错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因为利益的不一致,两者之间总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主导的地位逐渐被人与社会的矛盾取代。又因为社会关系就是实践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最一般的物质形态扩大为相应的意识形态关系。故人与社会、时代的冲突、错位,具体则表现为人与人的矛盾。悲剧往往发生在历史转折时期,因为时代的变更常造成人们的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人与时代的严重错位。在时代更替、矛盾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史诗式的悲剧英雄人物。但这毕竟是少数,时代的变换更多的是带来“因社会关系中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对抗而产生的一种被社会重压、毁灭了的有价值的精神的悲剧”[1],而魏晋时代的诸如刘伶、阮籍等人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正是这样有价值的个体精神力量的毁灭。
　　魏晋六朝,像欧洲的中世纪一样,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黑暗时代。那是荒乱将去的年代,风云初散,百物疲弊待兴。权术纷争,风雨如晦,动辄得咎,以至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时无英雄,竖子成名。阮籍以纵酒狂歌、白眼对人来发泄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而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成为杜师长的顾问看似是对社会环境的妥协退让,但他当上顾问后对社会,尤其是对大良、二良和他们祖母之流的戏弄态度,无疑又是对社会的反抗与复仇。这种举动与阮籍白眼看俗人相似,更与嵇康耿介孤傲、鄙夷俗情的性格特征相同。他在祖母葬礼上的表现也可以在《晋书·阮籍传》里找到相似的记载。朱光潜认为:“对悲剧来说要紧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2]在人类与悲剧对抗的过程中所迸发出的生命的璀璨才是提供给读者的终极的美感体验,即使那倾尽心脏最后一丝脉动的悲壮。那徒劳而绝望的抗争,是美好被吞噬之前一刹那惊心动魄的豔丽与凄绝,有种类似宗教神迹般的美,宛如上古先民献祭给神灵的羔羊。精神藉创伤生长,人性藉创伤茂盛。鲁迅以为阮籍、嵇康等人是“不平至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3]像阮籍的“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与魏连殳那如狼一般的嗥叫皆是将胸中那破碎的抱负消弭的鸿图一寸寸捋成长条,再一寸寸撕扯出喉咙,尖锐而犀利地化作天地间一声长啸。什么是地狱?地狱从来不是刀山铁树,镬汤铁磨,就是在这样阒然无声的黑暗中,固守在一间完全密闭的房子里,让孤独和悔意一点一点地吞噬自己的生命。没有希望,没有目标,只是等待,等待时间带来最终的结局。这间房子,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专制所形成的压迫。其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文化上的。“鲁迅的生命哲学,把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同中国人的普遍的生命悲剧贯穿在一起:他们同时受到这样一个空间结构的束缚,他们的生命同样是在这样一个空间结构里窒息的。”[4]
　　鲁迅曾分别为“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然而悲剧喜剧犹如双生子般的存在。无论悲剧喜剧,都是源于人与环境的不协调。当人与环境发生冲突时,人的整体生命或生命中美好的一部分在强大的环境压力面前遭受毁灭。就被毁灭者而言,是一场悲剧,但就作为毁灭者的环境而言,又是一场喜剧。这样,悲剧人物的的左支右绌与喜剧环境的一本正经,始终构成了相反相成的关系。[5]在魏晋时代,嵇康、孔融等人正是以其生命与才华被毁灭的壮丽,撕破了专制社会统治集团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喜剧嘴脸。同样,在鲁迅笔下,魏连殳这个鲜活的生命和深刻灵魂的毁灭构成了其自身的悲剧,但他所生活的环境确是以喜剧来看待它的。魏连殳死后,人们谈论起他,“谈得高兴了,说话滔滔地泉流似的涌出,说到他的病状,说到他生时的情景,也带些关于他的批评”。
　　然而悲剧“不仅产生于外部活动,而且发生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历史运动的最初形态”[6]。人的心理是包含着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完整的动态的心理结构,而无意识、前意识、意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总是和谐统一的,因此人的精神内部的各种心理力量就会发生矛盾冲突。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相对应,人格是“本我”、“自我”、“超我”三种心理力量互相排斥而又相互平衡的统一体:“本我”是最原本的一种本能冲动,“自我”是受现实生活的各种伦理原则抑制伪装了的本能,“超我”即受伦理原则支配道德化了的“自我”。这样,人的内心冲突就在于人格之中的冲突:情感与理智、欲望与道德、动机与效果。这样的冲突从古至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以魏晋文人为例,他们人格中“超我”的一部分,代表责任感、使命感和羞耻心,而“本我”则代表了自我保存、随波逐流等观念。当他们受到外在现实的打击后,将玄学清谈从政治哲学转向人的哲学,把外在世界的分裂还原为内心的分裂,并且极力探寻一种安身立命之道。从积极追求入世转向箕山之志。魏连殳在“理想”和“生计”之间进退维谷,世事与自我的矛盾与对抗,本是人生最悲怆最无奈的战斗。一旦“本我”中的欲念被点燃,刹那间便铺天盖地,不可收拾。灵魂被挤压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冷眼看著那具在尘世间中颠倒迷失的空壳。
　　
　　二、悲剧结局:肉体与精神俱毁
　　
　　悲剧的结局具有毁灭性,具体表现为肉体毁灭,即身体的损伤和生命的消逝:以及精神毁灭,即精神崩溃和性格的扭曲异化。在很多时候,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是并存的。《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遭受了形神俱灭的双重的悲剧结局。他在穷困潦倒中向作者求助,“不知道那边可有法子想?——便是钞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原因是“我还得活几天”。从这里开始他精神中的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正在消解,可以预见到其悲剧结局:张开双臂拥抱那黑色的深渊,伴随着黑暗一起悄然埋葬的,是他作为人的全部所有:情感、尊严、思想……不再思考,不再挣扎,只需要接受,如同随遇而安的水流任由命运的安排。在后来魏连殳给“我”的信中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然而我胜利了”——像是在冰天雪地跋涉了许久的人终于决定放弃生命那声如释重负的轻叹,又像一个即将坠入地狱的幽魂告别人世前的最后一丝羁绊和留恋。灵魂里曾经不屈不挠燃烧着跃动着的火焰,熄灭了。连灰烬也不曾留下。自轻自贱,自我厌弃,怀疑,绝望,死寂……人的价值决定于他存在的理由。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信仰而活,是为了自己活,当他“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时,他所存在价值已经从内在崩解。因为肉体的堕落必然会腐蚀灵魂,为了维持灵魂的洁净,所以才选择肉体受苦。然而精神的毁灭又加速了肉体的毁灭,最后必然导致了与俗沉浮和悲愤而殁的结局。
　　魏晋诗人嵇康以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宣告了与现实社会的决裂,他“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死亡成了生命从异化状态向本质存在的回归。通过这种回归,嵇康捍卫了自己的信仰,保全了道德操守。而阮籍却以穷途之哭、大醉累日的行为自我折磨,以至“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生存的代价完全抵消了生存的欢愉,只剩下“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煎熬。同样,魏晋文人集团中那些放弃自我操守,加入了统治集团的阵营,开始了自我沉沦和堕落。向秀举郡计入洛即是这样一个例子,然而“过去的痛苦始终留存在他的记忆里,是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稍一揭开皮痂,就会鲜血淋漓”,使他“喑者不忘言,萎者不忘起”。从这个角度上看,“死亡有时反而是一种幸运的解脱,因为只有死亡才能清除世间的污秽和屈辱。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虽然可以消除恐怖的阴影,却不能拯救那些活不到新的黎明降临之刻人的命运”。[7]正如魏连殳死后安详的神情:“然而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宁静地闭着嘴,合着眼,睡着似的,几乎要使我伸手到他鼻子前面,去试探他可是其实还在呼吸着”,这一刻,他的灵魂是沉寂却安宁的。
　　和《药》、《明天》一样,鲁迅在《孤独者》的结尾不恤用了曲笔:“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观赏悲如同亲临一场暴风雨,在经历了死亡的暴风阴影之后,风暴之巅却是一片清平天地,犹如月照大地,虹落浑尘,洁净而庄严。这样一方面在悲剧中注入了美,注入了“同永恒正义的和解”,给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感;另一方面死亡意味的暂时缓解,反过来加深了悲哀的色彩。
　　
　　三、悲剧升华:毁灭与重塑之美
　　
　　“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死亡是鲁迅思考生命的终点也是起点,鲁迅笔下人物的死亡,大都是寂寂无声地死去——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美。他的死如夏夜空山钟乳石上的一滴水,啪的一滴坠入下面的深潭,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响。在寂寂的空山中转瞬即逝,没有人会听见,然而人们的心理世界就在这声轻响中轰然改变了。什么是生命?生命的本质,只是死神唇边的笑。所以生是短暂的,死是永恒的。所以快乐总是转瞬即逝,痛苦总是如影随形。所以天堂永远在未来,而地狱永远在现世。但“生理上的苦难或怆痛,能向我们展现自己内心的精髓。而精神上的苦难或怆痛也同样真切因为除非我们受到刺痛,否则我们重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8]。鲁迅的悲剧观所表现的是有价值的平凡人所遭遇的困境,使人“直面惨淡的人生”。通过悲剧揭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激发人们为实现真正价值而奋斗、抗争的悲壮精神,从而使人心得到净化。当我们听到连殳独白式的自叙“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时,内心的恐惧、悲悯、痛感,逐渐转换为亢奋、崇敬与快感,体会着“悲喜交集”的特殊感受。有一种快乐胜过世间所有快乐,那就是和自己遗失的灵魂再度重逢。作品中的主角不但是作者纷繁复杂的生命结构中的某个缩影,更是读者的另一个自我。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也是发现自我的过程——发现角色生活在他们所不知道的角落,拥有他们不可能拥有的东西,经历着那些和他们截然不同却又惊人的契合的人生。如今在命运的指引下找到了他,就像影子找到了实体,缺月终得圆满。那么角色逐步崩塌沦陷毁灭的过程就是读者逐渐健全迈向新生的过程。“从悲惨的深渊中可以跃现出新的生命,并且也只有饮尽精神的悲愁,我们才可能啜尝生命杯底的甜蜜。身心上极度摧折的苦痛将引导我们走向慰藉。”[9]
　　悲剧具有永恒性。悲剧中蕴含着的至极的美是永恒之美,是真理无蔽的呈现之美。“感觉到所有的食物终将飘逝的意识,使我们完全浸染于至极的悲痛当中,而这一份悲痛又向我们展示启现那些不会飘逝的事物,那就是永恒、至美之物。”[10]所谓永恒,必须以死亡为代价。把旅途中见到的旖旎风景浓缩成小巧精致的盆景,把玩于掌中,虽然其中蕴含的怒张的生命力已经消失了,但能让那样惊心动魄的美凝固下来,定格为永恒。沉静优雅超越于时空与轮回之外的事物,其背景是冰冷郁暗的死之天空。虽然现代艺术的趋势是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但鲁迅笔下的悲剧意识和人文关怀其中蕴含的美却是永恒的。
　　
　　注释:
　　[1]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3]鲁迅:《魏晋风度即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王福仁:《时间·空间·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5]高俊林:《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6][德]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7][美]西德尼·胡克:《实用主义与人生悲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8][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9][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10][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13页。
　　
　　(陈婷婷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350001)

• 陈婷婷： 穿越千年时空的审美对话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8期
• 陈婷婷： 马致远散曲两首赏析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5期
• 陈婷婷： 鲁迅笔下的魏晋式悲剧美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
• 陈婷婷： 王维和黄庭坚诗歌中的“绕路说禅”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2期